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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爱云 【作者简介】陈爱云，泰安师范毕业，现于泰安工作，热爱写作，笔耕不辍，文章接地气，充满乡土气息，深受读者欢迎，作品常在新媒体、市以上传统媒体发表并获奖。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要说我的小学，它像是我心尖尖上的一个硬伤，从来不愿提起，但也不曾忘记。 我家在村最北头，出了门一百米就是学校，我的小学和初中都在这个大院里。六岁就被送进了学校，就像现在的孩子上幼儿园，头三天新鲜，第四天开始，我就两天打鱼三天晒网。所以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数学考了八分，成了全家以及朋友、伙伴多年的笑谈。这我并不在乎，我在乎的是那次秧歌队选人。 二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秧歌队和打鼓队。当时学校里没一个正规学校毕业的老师，基本都是大队领导的子女或者家属，她们小学毕业甚至没毕业，自然也不会扭秧歌和打鼓，学校从县城请来了一个老师，年轻漂亮。我喜欢唱歌跳舞，也喜欢这个老师，特别希望被选上。 以班级为单位，那一天，全班同学站在操场里，县里来的老师挑选，轮到我的时候，老师叫我出列，我刚兴奋地迈出一步，我的邻居姐姐摆手了，她对县里来的老师说：“不行，她不行。” 县里的老师说：“怎么？试试吧？不行再下去！” 邻居姐姐说：“你也别费那个力气，她真不行！” 老师疑惑地看看我，只好让我站回去，最后全班就我一个女生没选上。 她是我的本家姐姐，既不带我班，也不教我课，当时二十岁左右，小学没毕业，因为父亲是村干部，所以能当老师。我不知道她怎么认定的我不行！ 每次排练，同学们都兴高采烈的去操场集合，我们在教室里坐着没人管，一段时间后，开始了正式表演。每个班级没选上的，都站在操场边上当观众。先是大鼓，竖着挂在胸前，他们一边有节奏的跨着步，一边甩起臂膀痛快地敲打；然后是敲小鼓的，平挂在胸前，踏着碎步，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打着鼓点往前；最后是扭秧歌的，神气活现地走走跳跳，扭着拽着，丝带在头顶上飘着，旋转成一个一个的半圆落下来。都好看。 我站在为数不多的观众席里，羞愧、自卑、羡慕、难堪，想看又不想看，想回家又不敢，如坐针毡。 那时候不懂教育又没爱心的老师不止一个，数学老师也是。一次课后，王老师布置了课后练习题，规定谁做完谁放学回家，我不太熟练，做得很慢，但一直很努力地做，最后还剩我们几个差生了，老师出去了一趟，很快就回来了，我把作业本怯怯地交给他。 他原是我校初中毕业的，三十多岁，家有四个儿子，生活很是困难。他先是毫不掩饰地斜我一眼，不屑地从我手里接过本子，漫不经心瞟了一眼我的作业，紧接着就没好气地扔给我，可惜我没接住，只好蹲下身默默地捡拾，就像捡拾被老师扔掉的自尊。 老师说：“嗯，回家告诉你娘吧，就说我已经独立完成作业了。”他把“独立”说得很重，就像他亲眼看见了我抄袭，确定我完成得不独立。我心里很害怕也很难过又很委屈，收拾书本回家了。娘忙忙碌碌，我的寂寞和忧愁像娘的活计一样多，却什么也不敢说。 相比上学，我更愿意拿一根长长的麻线，头上栓一根洋钉，一个人到田野里，路边，大杨树下，蹲在地上，一片一片捡拾落叶，然后一片一片把它们串起来，像一根长长的蛇，在地上蜿蜒，走起来“哗啦啦”。我拉着它沿着田间的土路，曲曲弯弯回到家，扯开最下面的扣，“哗”地撸下，蹲在炉灶边，看母亲大手抓起，几把就变成熊熊的火不见了。 我的寂寞和孤独从那时开始并伴随我一生。后来读《红楼梦》，每读到“又在花荫下拿着花针穿茉莉花”一句时，都切身感受到迎春的孤独与凄凉。可以说，整个小学我充满了自卑和屈辱，要说有一点点美好，那就是从县城来代课的一个老师，姓万，很漂亮干净，她教我们一段时间语文，有时候教我们唱歌，我还记得她教会我们唱《歌唱敬爱的周总理》、《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歌曲，我尤其喜欢她对学生一视同仁。可惜万老师待了没多长时间就回了县城，从此再没回来。我是多么想念她！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国家建立了中等师范教育制度，培养出一批有文化，有责任心，懂教育心理学的教师，很快填充了农村小学和初中教育的空白。 教师队伍有了公平的竞争，变得越来越专业和正规，我们的教育越来越公平，教师的内心有了容纳弱势和懦弱个体的温暖空间，有了更多的怜悯与宽容，越来越尊重孩子的生命尊严…… 写到这里，我久久望着窗外明净的蓝天。有人说：“委屈了，你就望望天空，它那么大，一定能包容。” 我希望现在的孩子都不用。 （图片来自于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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