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古人论书，以章法为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也。”在书法中，章法可以说是很重要、也是最后一个关键所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对艺术品的实际需求，章法的形式和对章法的认识，也因此而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一是同对艺术的认识有关，这可以说是内在的演变；另一同社会环境和起居方式的改变有关。 中唐以前，当写字台还没有发明，书法作品往往以手卷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除了功利性的碑铭之类），视野显然处于很有限的距离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对章法的认识，大都着眼于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和书势，其根本是对书卷气和气韵的强调，观者在一种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时间流程中获得美感。对此，论述最早的是汉末蔡邑，他在《笔论》中说：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传王羲之《笔势论》：“分间布白，远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稳，当须递相掩盖，不可孤露形影。”在唐代，这一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孙过庭《书谱》：“一点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又“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 黄庭坚《论书》：“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学字既成，且养于心中无俗气，然后可以做，示人为楷式。”强调整体性，已成了普遍现象。到了明清，在商业化的作用下，对形式的强调也就更为突出，巨幅中堂，风行一时。不仅如此，对材料、纸色、行款、钤章，也纳入章法之中。《笔法》：“欲书当先看纸中是何词句，言语多少，及纸色相称，以何等书，令与书体相合。或真，或行，或草，与纸相当，意在笔前，笔居心后，皆须存用笔法。难书之字，预于心中布置者，然后下笔，自容与徘徊，意在雄逸，不可临时无法，任笔成形。”张绅《法书通释》：“行款中间空素地，亦有法度，疏不至远，密不至近。如织锦之法，花地相间，需要得宜耳。” 在此，我们不难发现，所有这些章法的理论，似乎都将艺术品在过于的神圣化中孤立起来。艺术品既作为一个独立的被鉴赏的对象，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同周围的一切发生作用，尤其当我们的生活趋于现代化时，怎样的艺术品才对这个环境是适合的，或者这个环境应配上哪种形式的艺术品，等等，越来越引人注目。视觉艺术品除了其本身看上去如何之外，目之所及的周围的一切事物同艺术品间的关系，必然由斯而生。就像一套时装，由于穿者的不同，穿者所出入的场合不同，其艺术效果大相径庭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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