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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礼”之说，早见于《尚书·尧典》“舜修五礼”，又见于《皋陶谟》“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但五礼之纲目则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宗伯》： 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 《小宗伯》职亦有“掌五礼之禁令与其用等”，而在《地官·大司徒》中则又直接说明了五礼的意义：“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郑玄《三礼目录》云：“祭祀之说，吉礼也；丧荒去国之说，凶礼也；致贡朝会之说，宾礼也；兵车旌鸿之说，军礼也；事长敬老执挚纳女之说，嘉礼也。此于《别录》属制度。” 春秋战国之世，王纲解纽，礼乐崩坏。秦政晚谬，乃致燔烧。汉室初兴，草创礼仪，故有叔孙通制礼之说，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然汉初诸帝，好用黄老之术，其时之“礼”距古儒相去甚远，一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故西汉之初，礼仪略具而已。迄元帝之时，始纯任儒学，《五经》地位开始超越一切，恢复古礼，亦时见庙堂之论。然两汉礼制系“但推士礼以及天子”（《汉书·礼乐志》），所谓“推士礼”，即以《士礼》（《仪礼》之本名）为据，作为当时制礼的基础和出发点，以形成汉家礼制。《仪礼》十七篇，概而言之，凡冠、昏、丧、祭、乡、射、朝、聘而已。由士人之礼而推尊于天子，并超越于礼经，以最终形成王朝礼制。是以西汉后期至东汉，诸儒辈出，注经大盛，所论亦异。东汉明章之际虽有曹褒撰汉礼一百五十篇，然未竟事功，旋被废弃。故终两汉之世，并无以“五礼”制度之礼典的形成。 东汉以前，本无“三礼”之名，自郑玄注《三礼》，三礼之名始得确立，于是“遂一定而不可易”（刘师培《两汉礼学之传授》）。《三礼》之中，《周礼》以六官分职而联事，体大思精，组织严密，其“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规模大备，故郑玄尊之为“经礼”，置于三礼之首。郑云：“既《周礼》为本，则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礼，以吉礼为上；《仪礼》为末，故轻者在前，故《仪礼》先冠昏，后丧祭。”（孔颖达《礼记正义序》）与《仪礼》的饮食起居、周旋揖让、迎送馈受之节相比，毫无疑问，《周礼》的详言王朝制度、班朝治军、结构缜密、以及大一统之政制规划建构，其范围之广，显然要比以《仪礼》庞大和复杂的多，也尤为符合当时时代的期盼和追求。  然三礼之中，《周礼》最为晚出，至新莽之时，刘歆始立于学官，而王莽改制，也正藉《周礼》是依。昔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学官，皆为今学。汉末丧乱，博士官失其守三十余年，加之以受玄学的影响，今学日渐衰微，但此时民间儒生对古学的研究却日兴月盛，至魏初重置太学博士时，今古学地位已然完全倒置，于是古学复振。典午承魏绪，沿其制度，武帝司马炎崇儒兴学，亦立《周礼》于学官，并置博士员。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魏晋南北朝之际，随着南北分裂，经学也渐次分化为南北二途，此时学术虽渐趋衰微之势，然唯礼学研究殊为发达。盖鉴于汉末丧乱之弊，人心思定，时人愈发认识到“礼制”对于维持社会秩序、和治理国家的重要关系和作用。在这种儒学发展和社会背景下，以《周礼》为理论基础的五礼制度，正式从纯“学术”模式逐步成为现实层面的国家政治制度。 曹操曾制定政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魏书·武帝纪》），是以魏初遵其祖制，采用名法之制。魏明帝时，侍中高堂隆提出“夫礼乐者，为治之本也”、“礼义之制，非苟拘分，将以远害而兴治也”，而制作礼仪则“盖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贵业也。然九域之内，可揖让而治，尚何忧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犹棼丝，非政理也”，于是请求“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为典式”（《魏书·高堂隆传》）。齐王曹芳时期，杜恕著《体论》，杜氏释其名曰：“礼也者，万物之体也。万物皆得其体，无有不善，故谓之《体论》”。杜恕还抨击了名法之弊，“今之为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辩轻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谨奏当之书。”重法之人不平衡公私利益，不以民心为出发点，只关注法律文书的规定，“是以为法参之人情也……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赂者也，立爱憎者也，视亲戚者也，陷恕仇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全三国文·卷四十二·魏四十二》）。”重法之人片面论断，只要考虑了人情，就一定与贪赃枉法、个人喜好、裙带关系、挟私报复有关。很明显，这也正是汉末弊政之大端。儒家重伦理人情自有其不可忽视的社会合理性，其在实践中所产生的流弊，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不能因此就将其合理性与其流弊混为一谈，故杜恕认为，这是世俗小吏对先儒思想的理解差之太远所致。高堂隆、杜恕们的这些时人观点，直陈要害，以“礼”为万物的法式和准绳，并赋予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权威，进而论述了礼对协调邦国政治的功用，其礼治主张，实切中曹魏名法之治的流弊，为五礼制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支持。社会的变革，要求从国家制度的高度去建构礼制，这种由上而下的模式，正与汉代“推士礼以及天子”由下及上的模式相殊，同时，这也使经学家、礼学家们对“周礼”的纯学术研究逐步变为现实，更是魏晋之际治国方略由“以刑为先”向“以礼为首”自然演进和转变的重要一环。 典午承自曹魏，史上首部依“五礼”而定国家礼典，正肇始于西晋武帝太康间所颁布之《晋礼》。《晋书·礼志上》载： 魏氏承汉末之乱，旧章殄灭，命侍中王粲、尚书卫顗草创朝仪。及晋国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书仆射朱整奏付尚书郎挚虞讨论之。虞表所宜损增曰：“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礼》，臣以为夫革命以垂统，帝王之美事也，隆礼以率教，邦国之大务也，是以臣前表礼事稽留，求速讫施行。” 荀顗、应贞诸人所撰之《新礼》，后经挚虞等人“讨论得失而后施行”（《晋书·挚虞传》），即《晋礼》，凡165篇。是《礼》以吉、凶、军、宾、嘉“五礼”编排之，开五礼典制之先河，后世遂因袭不改，成为制度。陈寅恪先生有云：“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晋初荀顗、应贞诸人所定之礼，后来经挚虞、傅咸再次删定增补，但“缵续未成，属中原覆没”，西晋灭亡之后，挚虞修改晋礼的著作《决疑注》得以流传。西晋统一中国凡五十一年，东晋偏安江左一世纪有餘。东晋之时，“江左刁协、荀崧补缉旧文，蔡谟又踵修缀。（《通典·礼典序》）”可知当时亦曾续修晋礼。  《大唐开元礼》 两晋之“五礼”，后来被南朝刘宋、萧齐所继承并经修订，成为一时制度。“宋初因循前史，并不重述。齐武帝永明二年，诏尚书令王俭制定五礼。至梁武帝，命群儒又裁成焉。（《通典·礼典序》）”梁武帝天监元年，以“右军记室参军明山宾掌吉礼，中军骑兵参军严植之掌凶礼，中军田曹行参军兼太常丞贺瑒掌宾礼，征虏记室参军陆琏掌军礼，右军参军司马褧掌嘉礼，尚书左丞何佟之总参其事”，“佟之亡后，以镇北谘议参军伏芃代之。”普通六年，尚书仆射、中卫将军徐勉上《修五礼表》述其事： 臣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故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夫礼所以安上治民，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后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宪章尤备，因殷革夏，损益可知。虽复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文三百，威仪三千，其大归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礼：吉为上，凶次之，宾次之，军次之，嘉为下也。故祠祭不以礼，则不齐不庄；丧纪不以礼，则背死忘生者众；宾客不以礼，则朝觐失其仪；军旅不以礼，则致乱于师律；冠婚不以礼，则男女失其时。为国修身，于斯攸急。……伏寻所定五礼，起齐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礼乐，于时参议置新旧学士十人，止修五礼，谘禀卫将军丹阳尹王俭，学士亦分住郡中，制作历年，犹未克就。及文宪薨殂，遗文散逸，后又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经涉九载，犹复未毕。建武四年，胤还东山，齐明帝敕委尚书令徐孝嗣。旧事本末，随在南第。永元中，孝嗣于此遇祸，又多零落。当时鸠敛所余，权付尚书左丞蔡仲熊、骁骑将军何佟之，共掌其事。时修礼局住在国子学中门外，东昏之代，频有军火，其所散失，又逾太半。天监元年，佟之启审省置之宜，敕使外详。……五礼之职，事有繁简，及其列毕，不得同时。《嘉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七日上尚书，合十有二秩，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条；《宾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书，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条；《军礼仪注》以天监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书，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条；《吉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书，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条；《凶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书，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条：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梁书·徐勉传》） 梁武帝历时十一年，集众人之力，制定出一个庞大的五礼体系：吉礼224卷、凶礼514卷、军礼189卷、宾礼133卷、嘉礼116卷，共1176卷，除已亡佚的第一部五礼礼典《晋礼》165篇外，这部煌煌礼典，实是史上第一部成规模而成熟的五礼典制。后来，继萧梁之后的陈武帝又“多准梁旧式”，惟“因行事随时笔削”而已（《通典·礼典序》），全面因袭和继承了梁的五礼制度。 此时的北朝，五礼制度的确立是在元魏之时。北魏初年，中原文物破坏严重，《魏书·礼志一》云：“自永嘉扰攘，神州芜秽，礼坏乐崩，人神歼殄。太祖南定燕赵，日不暇给，仍世征伐，务恢疆宇。虽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于经国轨仪，互举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阙遗。高祖稽古，率由旧则，斟酌前王，择其令典，朝章国范，焕乎复振。”北魏前期，鲜卑的文化制度远落后于中原，至孝文帝元宏，极力仿效中原文化，参照南朝典则，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尤其重注以礼乐制度来推动社会的变革。《北史·王肃传》载：“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太和十七年，东晋丞相王导之后、南齐尚书左仆射王奂之子王肃（非三国经学家东海王肃）因父事而奔魏，史称王肃北奔。王肃奔魏之时，一方面恰逢孝文帝力排众议、决意迁都洛阳，因此受到了特别的礼遇，“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能间也”；另一方面，距离其族人、南齐王俭修订五礼方十年时间。肃本以《礼》、《易》为长，陈寅恪先生亦论证王肃精于礼仪，云其学承自王俭，“是肃必经受其宗贤之流风遗着所熏习”。王肃的到来，所带来的“为东晋讫南齐，其所继承汉、魏、西晋之遗产，而在江左发展演变者”，乃至成为“后来隋唐制度之不祧之远祖”（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王肃无疑为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持和帮助，故“王肃来奔,为制官品,百司位号,皆准南朝,改次职令,以为永制”（《通典·职官一》），“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北史·王肃传》）。由此可知，王肃归魏，带来了在当时领先于北朝的五礼制度实属无疑，因此，嗣后底定的北魏礼制在和南齐的五礼制度融合后，更进一步趋于成熟和规范。北魏后期，“司徒高邕辟为从事中郎，征至洛。敕侍中西河王、秘书监常景选儒学十人缉撰五礼，（李）绘与太原王乂同掌军礼。（《北齐书·李浑附李绘传》）”陈寅恪先生云：“常景之书，撰于元魏都洛之末年，可谓王肃之所遗传，魏收之所祖述，在二者之间，承上启下之产物也。”北魏分为东魏、西魏，东魏旋被北齐所代，高氏北齐步北魏之后继续撰修五礼。《北齐书·魏收传》云：“（收）掌诏诰，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多引文士令执笔，儒者马敬德、熊安生、权会实主之。”《北史·薛辩附道衡传》又载：“武平初，诏（道衡）与诸儒修订五礼。”陈寅恪先生认为，魏收、薛道衡等人所修北齐之五礼、尤其是北齐后主时薛道衡所修五礼，就是《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后齐仪注，这个仪注也成为后来杨隋一代制定五礼所依据的根据之一：“薛道衡先预修齐礼，后又参定以齐礼为根据之隋制，两朝礼制因袭之证，此其一也。”而经北魏学者和南朝旧族多方学术的助力，“凝铸混合，而成高齐一代之制度，为北朝最美备之结果以传于隋唐”。《周礼》曾被作为改制之书，西魏宇文泰改制，六官之制全袭其六官制度，而北周武帝亦以《周礼》为立国之法，六官制度迄终未改，故其五礼之制自不待言。  宋《政和五礼新仪》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认为，后世隋唐五礼制度有三大来源，一：梁、陈；二：北魏、北齐；三：西魏、北周。除此之外，尚有一重要支脉，即魏晋以降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者。河西河西偏安一隅，“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为“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之混合文化。”（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大明集礼》  《大清通礼》  《中华民国礼制》 自西晋荀顗等修《晋礼》、梁何佟之等纂《梁礼》、北齐薛道衡等纂《齐礼》，牛弘、辛彥之、徐善心诸人又采梁及北齐仪注而成《隋礼》，数百年间，一代一代的礼学家们斟酌损益，覃思精蕴，赓续接力，终铸李唐《大唐开元礼》集汉唐以来礼制之大成，实为继周之后中国礼制之高峰，更对后世造成了至深至大之影响。孔子云：“治国以礼”（《论语·先进》）、“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第十二》）。“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礼记·礼运》） 在中国文化里，礼，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故“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记·哀公问》）。以五礼为纲目的礼典制度，在历史上实有着宪章性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更对中国文明和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周礼》、《仪礼》、《礼记》为代表的“三礼”，是历世制定礼典的主要依据和总源头之所在。而《周礼》中的“吉、凶、宾、军、嘉”之五礼系统为国家礼制应用之分类，也成为汉代以降历世王朝礼典的原则，自唐《开元礼》而后，历宋金而明清，再至民国，后世的礼典也莫不以此为其大纲大本而分篇，已然成为中国历史制度之大端。一如清人秦蕙田《五礼通考·序》所云：“夫五礼之用，大以经世，小以物身，虽难言又乌可以不论？”一代儒宗钱宾四先生曾高度概括并揭橥之：“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则古人之学问，可以一字尽之，曰惟‘礼’而已”（钱穆《国学概论》），允为不易之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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