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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绪论 不知有多少现代人表现出了对唐朝的向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我有来生，我愿意是唐朝人。中国历史学家李敖依样画葫芦：如果我有来生，我愿意是唐朝丝绸之路上的一位僧侣。当然，再美丽的古代也无法和现今世界的辉煌相比，但唐朝时代里那开放的胸襟，博大的气度，浪漫的情怀，张扬的性情，却实实在在地让人发思古之幽情。个中情由，一个不能忽略的原因，就是那个时代有诗，货真价实的诗，美奂美仑的诗，悠悠我心的诗——那是一个诗的国度。盛唐开元年间的一个春天，清风拂面，杨柳依依，在长安城郊一个青旗飘卷的酒舍（旗亭）里，来了三位气度高雅、举止翩翩的人，他们是当时盛名于世的诗人——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这里，正好有一群梨园女子在唱曲宴乐。所谓的唱曲宴乐，其实就如同现在的歌舞酒会，只是歌词全是当时流行诗作而已。三位诗人便约定：在这些女子所唱诗篇中，以他们诗作多寡定诗名高下。结果，前几首都是王昌龄和高适两人的诗，两人都在墙壁上划了记号。而王之涣倒也不慌不忙，他指着伶人中一位最漂亮的姑娘对二人说：刚才唱的都是下里巴人之类的通俗歌曲，我敢打赌，如果她唱的不是我的诗，我将自愿罚酒。等到那位靓丽的女子上场时，她启动朱唇玉齿，唱的竟是——![]()
荒凉的玉关，幽怨的羌笛，思乡的将士……人们读后会是怎样的心情？奇怪的是，一个没有提倡所谓“主旋律”的时代，人们读唱《凉州词》这类的诗,更多地是感受到一种共鸣,既使含有些许感伤，但依然让人感觉是人性的、健康的、优美的。这种边塞情愫,即使王侯将相们听了也击节称赏而不责备诗的所谓“消极一面”。诗歌经过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朝一些咏物抒情甚至叙事的写诗技法已十分成熟，一些诗歌的体式也已形成。更重要的是，诗更大众化，吟诗抒情不仅存于钟鸣鼎食之家的王公贵族，也可以是市井民间的平民百姓，同时那个时代也真正使“诗”和“歌”融为了一体——是诗就能歌咏，诗成为那个时代娱乐的一种重要方式。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音乐是优雅的，词则全是当时流行的名诗，像《阳关三叠》、像《凉州词》，像《塞上曲》等等，都是可以唱的。不像现在，一些内容空洞、情趣无聊诸如什么“鸟”之类的歌曲反复干嚎几遍，居然也能红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只能说明一个民族审美水平的整体堕落。从这一点上说，唐朝诗人是幸福的，首先在于这些诗人“拥有”一大批上档次的演员和观众，这些演员和观众懂得什么叫美，什么才是艺术享受。唐朝诗人是幸福的。为什么会冒出这个命题？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想法，是一种长期用心品味的感觉。当然，“幸福”是一个整体印象，并不排除有些诗人郁结愁肠、悲愤不已的“痛苦”，但这里更多的是指唐朝时代诗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在这个时代里，诗人是普遍受到尊重的，他们整体的生存状态也是富有的、饱满的，他们整体的心理状态自然也就多了“幸福”的感觉。写到这里，我想插入一个故事，意在说明一下当今诗人的窘境：前年春天，花枝招展的桐花伸向了我家阳台，混合着一种甜味儿的清香溢满了房间。此时此境，多年已不吟诗的我禁不住脱口而出——妻子听到，立即制止了我的诗兴。她说：我不希望家中出个诗人。妻子对我写诗不感冒多年来一如既往，为此写了十数年诗的我婚后竟然“戒烟”一般止住了这种冲动。这次，妻子给我讲了据她来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一个才子英雄辈出的大时代，就这样开始了。这是她在一份报刊上看到的，说的是某天一位当代诗人——当然是穷困潦倒的现代诗人——因为现代的诗人大多处于“贫困潦倒”的生存状态——诗人路过一家高档餐厅，透过玻璃看到里面的有钱人品着美酒吃着美餐，优雅得很。诗人很羡慕，萌生了喝杯啤酒的强烈愿望。他壮着胆子走进去，向坐巴台的老板娘说：“我想喝杯你们的啤酒，但没有钱。我不想白喝你们的啤酒，就给在座的人朗诵我写的一首诗吧。”老板娘马上制止说：“你千万不要朗诵诗，这样我们这里的啤酒你随便喝。”结果诗人受到刺激，出门便自杀了。 妻子说的这个故事我不知真实与否，但当今诗人的窘境我是知道的。相当多的诗人生活十分拮据，其生活圈子也相对狭小困乏。何以造成了如此尴尬局面？原因多多，既有社会的原因，更有诗人自身的原因。目前诗人这个人群已经明显不同于过去的诗人人群——从他们的社会地位，从他们的经济状况，从他们的心胸境界，甚至从他们的文化素养上来看，都大不同于往昔，更何谈唐朝。神经兮兮的烦躁与脆弱，把怪诞荒唐当成独树一帜的资本，把幻听幻觉当成诗歌创造的主要创作动力，把粗制滥造当成一种挣稿费混饭吃的手段。诗与歌这对昔日形影相随的伴侣，如今早已分道扬镳得如阮郎陌路般生疏冷硬。一面是社会对诗歌的麻木和冷淡，另一面又是现代诗人们自怨自艾或者自暴自弃；当然，他们写出的东西，也大多成了自我欣赏或者自我陶醉。在当今中国，所谓“著名诗人”，多是那些“有发表权力者”——这较为集中在一些诗歌刊物或者诗栏目的编辑们旁边；选编的所谓“年度最佳诗歌”呢，却多是那些比弯弯绕还拗口、比哑谜还晦涩、比港台演员还卖嗲、比污染河道里的蚊子还泛滥的文字。更可笑的是，不少诗编辑们当初从事这一职业，竟多是阴差阳错或者鬼使神差，或者差不多如古人所言：如漫天雪落，个别雪花落到了“这片地里”一样。并非出于一种热爱，抑或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作分配，阴差阳错地当了编辑。他们并没有多少诗歌的天赋和素养，当了诗歌的编辑也没有多少情愿，既使个别转换角色较快的，其写出的诗歌却很臭，典型的人物大家都认识，这里就不举例说明了。只是“著名诗人”的桂冠戴在头上，多少让人感觉有些“鲜花插错地方”的印象，怪怪的。如今的时代，大家都在嘲笑“小说如弃妇”，说现在世事洞明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小说所能表现的力度却远远跟不上现代人的胃口。但和小说相比，其实诗歌的窘境更惨，诗歌被大众文化冷落得更早，遗忘得也更加彻底。到底应该如何反思诗歌的当今？本文提起此事感觉“没劲”，还是赶紧打住，重回千年前的唐朝。 诗歌为何会在唐朝繁荣？这个问题众多的史学家和评论家论说过，几大共识便是经济的繁荣、开放的社会胸襟、大度的人文情怀以及诗歌发展的积累等等。但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指出，那就是虽然当今社会高度发达，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但所涌现出的诗人并不多，也并不高级，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诗人处在一个浮躁的社会海平面上。浮躁的社会不出好诗。浮躁的社会不出好诗人。 我曾就诗的问题与朋友谈论，春秋大意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认为，诗歌是最接近心灵的东西。朋友表示认同，但补充道：还有音乐。 事实正是如此。诗配上音乐或者音乐配上诗，竟是让人的听觉和心灵那么浑然一体。多少民族的人文之初，大多是用诗歌形式进行表达的。在这里我不愿笔墨赘述。总之，诗是心灵饱满的外溢；而在唐朝，心灵饱满的人是那么的多，真正的好诗也就多了。 唐朝诗人幸福的核心因素，应缘于这个群体的政治地位或者社会地位。正是这一核心因素，给了他们驰骋的天地和宽阔的视野。大家细想一下，一个强盛的王朝，携带着较为开明的政治、强大的军力和丰实的经济，让众多的心灵对世界充满了信心，也让天下士子感受到从心胸到体魄的酣畅激情。适逢中国科举制度刚刚兴起的时代，科举的初兴对诗歌的推动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科举之初，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选出那些社稷有用之才，而在考试形式上没有多少呆板教条的东西，本着“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和“言之有用”的目的，唐朝的开明君主选择了以诗歌或策论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方式，这其实也是古代知识分子最能显示其个人才华的方式——无论是吉光片羽还是滔滔雄论，这种便于直抒胸臆的方式很为世人所接受甚至钟情。这样，天下士子们抱着济苍生安社稷的雄心，怀着满腹的经纶和横溢的才华，一个个踌躇满志，一个个跃跃欲试——对此，连唐太宗也禁不住兴奋之情：“天下英雄，尽在吾毂中矣”。 ![]()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i正一帆悬……”唐朝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诗人们江河湖海般的胸襟与激情也随之迸发。 朝廷的倡导，自然成为一种风向标，加上这又是一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自然天下士子也乐于此道。这样，在唐朝，政治家与诗人身份浑然一体的现象比比皆是，或者说诗人与政治都有着不解之缘，不仅众多诗人们热衷政治，而且不少诗人还颇有政治上的地位。曾有一些“有心人”做过这样那样的统计，说有名的诗人皇帝有多少，诗人丞相的有多少，诗人节度使的有多少，诗人公卿诗人大夫诗人刺史诗人县令有多少等等。可以算定，唐朝有名的诗人中至少有八成以上做过像样的官，这个数字自然大得惊人。当然，这种统计方式是颇遭人异议的，首先在于，如把写诗“偶然为之”的那些政治人物都圈在诗人群中话，那么中国的现当代也毫不逊色，也将有一个十分庞大的“诗人政治家”队伍。但事实上，唐朝的政治家诗人即使严格来算的话，也有相当多的人名副其实，因为这只要两个条件：一是他们对诗歌的热爱，二是精通此道且有公认的成就。 本人不想喋喋不休于政治与诗的关系，因为虽承认这是唐朝诗人社会地位的基础，但心里却已明显感到这样论谈下去势必会让唐朝诗人庸俗化，也必将唐朝诗人的幸福庸俗化。我觉得，唐朝诗人们只是将政治社会地位作为一个托身的载体，却既能关爱尘世又能超越尘世；退一步来说，即使他们离开政治，甚至终身白衣，他们身上依然洋溢着风度和自信，依然是那样优雅和卓然不群。 ![]()
李雪晴 男，山东鄄城人，菏泽市政协委员，现供职于菏泽日报社。名字非常诗意的大块头男人，血性、耿直、疾恶如仇的性格造就了其诗文的犀利，深沉的思索打造出独特的文风。著有《寻找那棵树》，《前方梅林》等。他的作品《我的鲁西平原》，向人们展示了这个大块头男人的深情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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