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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是之谓大戒。 孔子说：“天下有两个基本法则，一是天命，一是道义。为人子女的敬爱父母，这是人的天性决定的，这种情感是不可能从心中消解的。为人臣者侍奉君主，这是道义所在，走到哪里都不会没有君主。普天之下都不可逃避，故称之为基本法则。  天命是由自然属性决定的，而道义则是由社会属性决定的。代表天命的就是“孝”，而代表道义则是“忠”，这也正是封建社会对为人为臣者划定的道德标准。周王朝建立分封制，让自己的亲戚、功臣不仅有即得利益，而且意识形态领域可操作的礼乐制度也为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忠孝制度的建立成就了周王朝八百年的江山，所以才会说此为天下之大戒二。  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为人子者敬爱父母，不论自己处境如何都能确保自己对父母的敬爱之心不改，这就是孝的最高表现。为人臣者侍奉君主，不论怎样的任务都能安然待之，这就是尽忠的最好表现了。通过不断的修行努力提升自我内在修养的人，不论是悲哀还是欢乐都不会对其产生影响，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世事并不以人的意志的为转移，既然无可奈何，不如安之若命，顺应自然，这就是道德修养最高境界的表现。  之所以不将“不择地而安之”和“不择事而安之”两句话中的“之”分别理解为父母与君主，主要是因为父母是否安适，君主是否安心，并不会以我的意愿而改变，我所能主宰的只是我的思想和行动，故采用了这种理解。“安之若命”同样也是自己安于天道的安排，是自己对无可奈何的接受。 不论是“孝之到”、“忠之盛”还是“德之至”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忘初心、持之以恒。不择地，不择事，甚至知其结果渺茫，都能够安然处之，初心不改，也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达到至高、至真的境界。  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为人臣，为人子者，都会遇到不得已之事。实质性的去做事，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哪里还顾得上眷恋人生、厌恶死亡呢。先生如此行事应该就可以了。 “行事之情”的“情”注释为“实”是很准确的，意思应该是真正的按既定的目标去做实质性的事，不是应付差事，不是形式主义，更不是出工不出力。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 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 孔子接着说道，我把曾经听说的一些道理告诉你，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邻近的国家要靠守信维系良好的关系，比较远的国家之间则需要用言辞表达相互之间的忠信，而这言辞则需要有人负责传递。传递两国君喜怒之言可以说是天下之难事。如果双方很友好，相互传达的话必然有很多很夸张的赞美之词，如果双方交恶，相互之间言辞就会包含很多恶毒的攻击。但凡过头的话都属于虚妄之言，既然是虚妄之言自然没什么人会真的相信，谁去传达没有人相信的话恐怕都会遭殃，故有老话说的好“要传达真实的意思，不要传达过甚的言词，这样才可以保全自己”。  邻近的国家之间存在很多交往和交流，不论是商业还是政治军事天天都要打交道，国君之间互派使者也会有，但是更有效的手段却是在实际交往中的诚信待人，既定的方案措施不能单方面说改就改，所以才会说“相靡以信“。距离远的国家，领土没有直接的接壤，直接打交道的事务不多，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在先秦时期只能靠互派使者，去传递各自君主的意思。这里就有了身为使者的传话技巧，必须懂得用严谨的外交语言传递君主的真实意思，在当时也就是要懂得引用《诗经》去表达。君主在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往往会因为自己的好恶或当时的心情，说一些过头的话，但是作为使者是不能原封不动传递的，比方说对方国家对自己有失礼之处，君主很生气，派使者去发出警告，也许会对使者说“去告诉那个王八蛋，他再敢如此，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使者出使到他国，如果原话传达，“我们君主说了，你个王八蛋要是再敢这样……..”其它话不用说了，身为使者的你死定了！身为使者的你去了他国，在面见他国国君是要表达的是“我方认为你方在某件事上某些作法有失礼仪，我方君主认为不利于双方的友好发展…….”故“传其常情”是外交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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