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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莫小年 对于母职的研究已有不少，诸如“密集母职”“经纪人化”等，本文将父职等涵盖进来，组成“亲职”。对于亲职，如果我们不只是将它当作一个因变量，那么在现实中，阶层对亲职的影响力便值得玩味了。 最近正在艺考，身边有几个例子，在此介绍一二。 A属工人阶层，父母月收入加起来七八千。艺考报名了北京、南京等地的学校，一般通过火车抵达各个高校。但因从南京到北京的时间紧张，便“头一次坐了飞机”。 B和C也属于工人阶层，父母月收入合计同样不达万元。但是两家的孩子从小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所以去各地考试都是飞来飞去的。家长谈起，直言“没办法”，这样的艺考“太费钱了”。 D的家庭情况要比上述三家好得多，父亲是银行高管，母亲在企业中担任小领导。D参加艺考时，每次都是坐飞机。不同的是，B和C的家长会特意强调坐飞机这一选择，并感慨其花费的不菲。D的父母则不然，对于D一家和旁人来说，D坐飞机都是自然而然、理所应当的事情——就如同A大多数时候坐火车一样。 由此，我们得到两个命题：亲职具有阶层化趋向；不过，亲职的阶层化，有时是通过反阶层化来实现的。 先来说第一个。亲职的表现因阶层而分化，亲职意味着对子女的养育，在养育的投入方面，阶层高者所能给予的资源、获取的信息、规划的路线等，都不同于并且优越于阶层低者，这构成了社会等级的阶序再生产的一种方式。 但阶层低者的向上流动之欲和拳拳爱子之心，在独生子女政策施行、消费社会渗透等的宏观语境中，又会促使他们表现出反阶层化的一面，换言之，家长力图给子女提供最好的成长环境，所以亲职扮演不仅会不遗余力，而且要“超常发挥”，“别人有的，我家也不能落下”，就像B和C的家长那样。 但亲职的阶层化同样在此得到了体现：对于家庭经济并不富庶的B和C而言，坐飞机是一桩值得说道的“大事”，它超出了家庭经济的常态；于D则不然，对她来说，坐飞机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根本不会成为“新闻”，不值得特意提起。 家庭经济学的大师贝克尔将孩子视为耐用消费品，不停地“剥削”父母。我们不妨由此接着说：子女要父母投入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来养育他，而他“回报”给父母的，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符号资本或者说象征资本，从而使父母得到满足——对角色的成功扮演（比如孩子通过了艺考），由此，平衡了亲职的天平。 亲职的阶层化，消费或者说市场等系统性设置对日常生活的殖民自然是一个动因，老龄化与少子化的人口事实也难辞其咎：前者使父母能给的越来越多，后者使子女可要的越来越多。 虽然上文将母职与父职合并而未做区分，亲职的性别分化还是显然的。据观察，父亲在“大事”上的拿捏通常会影响甚至决定其结果或走向，这使父亲/男性的权威得到了体现、确认与复制，也强化了母亲/女性“婆婆妈妈”的印象。 亲职的“职”一字，意味着外来的、异己的、社会性期待。这表明，为人父母不仅是想要做的一件事，而且是必须做、并且有一定标尺的事情。 但做父母不单是一项冷冰冰的职业，它更是情感劳动或者说关系性的工作。情感能量是粘结亲子关系的重要媒介，它既有个体独特性，也不乏社会规定性，社会文化规范着情感的指向、表达与实现，即撰写了情感剧场的脚本，比如纵向看，60后的父母会觉得80后90后的父母要不不会带孩子，要不一点儿不心疼孩子，而横向看，那则流传挺广的小故事——不同国家的父母对待孩子摔倒了的不同态度，就是例证。 最后来说一个有点儿沉重的话题，来自得了抑郁症的伙伴。抑郁症可能导致自杀，由此出现了两种声音：其一认为打算自杀就多想想父母，父母把你养这么大，你不心疼自己的父母吗？其一则恰相反，以为自己是父母的拖累，活着那么难过难受，自己走了才能让父母解脱，“长痛不如短痛”。后者被批得比较“惨”：一家人相亲相爱，你怎么能替父母决定什么是“痛”？！ 对此，我没有答案，只祈盼生命无痛，生活有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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