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辣毒的日头爬上高密西北坡王家村的头顶，那时的王家村女人正在梳理麦子，梳理好的麦子码好放屁股后，一只高高的厚重的石板放在木凳上。女人拿起一把麦子，举高，狠狠甩打，麦粒就落了下来。落在地上，头顶围巾里，脚上汲拉着的拖鞋里。麦场阴凉处，一只簸箕里放一个光屁股婴孩儿，她爬行，会爬到麦场上，抠一点土含向嘴里，会和麦场裂缝里爬出的蚂蚁玩很长时间。 我就是那个婴孩儿，那个女人是我的母亲。我生于八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中期的高密乃至中国，麦收时节，家家都有麦场——专门为打麦用磙子压平的三四分地的地儿。 找一个晴好天气，拿几把磨得锋利的镰刀，一家几口老少全出动，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向那一片片的金黄，风吹麦浪，麦子晃动的肢体朝东北倾斜，一只只的手会把肢体搂在怀里，镰刀落向麦子的根部，快速向身体一侧拉动，麦子就落在了怀里，放平，码好，小孩子们会抱起倒下的麦子放在地盘车上，车满牛跑，人在车上跳跃，长鞭一甩，牛就拱起头走开来。那时候的人们爱耍鞭，好的车把式，鞭不落在牛身上，牛却使劲拉车。地盘车向着麦场（山东俗语叫场湾）奔去。车停鞭落，叉子从地盘车底抽出，人会咧开架子把麦子挑下车，摊开挑几下使麦直立，便于阳光很好的射下来，落在麦子未干爽的身上，身子干爽了，女人们就会拿起来放在石板上敲了。 （二） 八十年代的夏天，空气很热，空气会在地面不远的高度低回，热会扑向远处的麦田，扑向收割的农人，扑向麦场近处割倒的麦子。麦粒通过与石板的拍打，连皮带粒一起落下，落粒的麦秸码放一边，成为一个个的小垛，那麦场的大部分啊，就是包裹着皮的麦粒的天下。麦粒要经过磙子反复不停地碾压，皮和麦粒才能彻底分离。 找一个风大的天气，“扬场”就开始了。木掀是常用的工具，它负责把麦粒托起，扬向空中，趁着麦粒和麦皮重量的不同，麦粒落于脚下，麦皮会随着风飘向离麦粒远一点的距离，这一过程，就是山东俗话说的“扬场”。麦粒堆成小金字塔的时候，麦皮也在不远处成了小山。麦皮以后会拌了麦麸成为牛不断反刍的美餐，麦秸会成为锅里蒸馒头用的垫草。那时候，家家户户门外都有麦秸垛，堆了一个又一个，山一样等待烈火的焚烧，等待渗进馒头麦子的香。 麦粒脱落后，会晾晒几天，那时候，全家会轮流守着这些麦粒，中午的时候，妻子回家吃完饭，会来替丈夫，有时候，甚至孩子也会成为轮流的对象，目的是防止雨突然的到来，防止某家不道德的人伸出的第三只手，那时候，麦子金贵，农人刚脱离玉米糊糊，麦子与生命一样金贵。 条件好点的家庭会在麦场一个逼仄的角落盖一间几平方的小房子，方便午间休息或者雨突然来临时麦子可以及时抢收进屋。那时候的人们，望着满满一麦场的麦子，感觉非常惬意，有时间坐在小房子的长凳上喝来自地下的白开水时，更是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那时候的人们，钱都不多，每年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等待夏天麦子带来的快乐。 （三） 九十年代，不知谁家买进第一台脱粒机，这东西真是好家伙，能把麦秸麦皮和麦粒脱离，省却了石板敲击的劳动，这真值得欢喜。 麦子抢收进场后，暴晒完毕，脱粒机就会上场。那时候，相连几个麦场的人家会合伙脱粒，这是需要多人共同合作才能完成的任务。年轻健壮的男人会首当其冲，他们占据脱粒机的入料口，负责把麦子运进脱粒机的口里，一会儿，口里会在一头吐出粉碎的麦秸，一头会吐出麦粒，麦粒出口的速度不慢，托运麦粒是家中小孩子们的劳动，孩子们一人拿一只簸箕，簸箕半满的时候端走，运到大人指定的位置，另一个孩子会马上把另一只簸箕放向出口，反复的运送。 脱粒机危险。连续劳作的人们会疲惫，我亲眼看到一个男人的一只手伸向送料口，搅了进去，手没了，血染了整个脱粒机。脱粒机提高了效率，却使农人失去了一只手。 （四） 农活少了，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小小年纪的“买卖”。 二年级我九岁的麦收假，不会骑自行车的我用不断哭闹的泪水换来了父母的妥协——我要随高年级的姐姐们去提冰糕雪糕，我要沿麦场卖。我的目光穿过捂在眼上的手的缝隙看到，父亲把一只小木箱子打开，箱内上层和下层铺加工了的棉花，再各铺一层厚的薄膜固定，钉子钉进箱子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卖冰糕雪糕的愿望实现了。我看到父亲把胶水涂在箱子外，白纸糊上，我的冰糕“冰箱”成了。 就是在那时，我学会骑自行车。从高密双羊路南的良种厂提了冰糕雪糕，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提冰糕的价格是三分，有时候良种厂工人发慈悲会降到二分，雪糕的价格是五分，卖价都是统一的，冰糕一角，雪糕一角五分，一般我提货冰糕八十支，雪糕买的人少，有时候不提，有时候提十支二十支。 越热的天气我越喜欢，有时候有人会买二十多块冰糕分给帮忙脱粒的农人。这时候，我是欢喜的，一碰到正在脱粒的，我会在旁边等上一段时间，脱粒机停了，我的买卖就来了。一百支的冰糕雪糕，我从双羊路北的葛家集开始叫卖，往往走到李村和周村麦场的时候，就空了。如果日头还低，我会重新回良种厂再提几十支雪糕，再次一路叫卖，一路回家。也有卖不下去的时候，推回家，赶到自家麦场，依拖父母关系，一毛钱两支便宜出。还有父母也分不了的时候，自己躲个角落猛吃，倒是没舍本钱。我记得，二年级的麦收假，我卖了五天冰糕，净挣二十八元，那时上学一个学期十几块，我倒是个富翁。 脱粒机缩短了麦收时间，减少了劳力。小学五年级，麦收假取消，我的“买卖”也没了。 （五） 联合收割机来了，它的到来直接辞退了大部分农人，它只需把收割机开进地里，突突地往前走，麦粒就被收进机器里，麦秸会在机器旋转的出口吐出来，像棉絮一样下落，几亩地，只需一个小时，麦粒就可收到家了。麦秸会被焚烧在田里做肥料，播种时，也少了很多劳力。麦秸从此从农人的视线里消失，没有麦秸垛的门前屋后，种上了花花草草，倒是干净。 联合收割机刚进村几年，有农人依旧固执地用磙子压麦场。家里有水泥地面的，已经把麦子运到了家里。几年后，十字大街主街道也淋上了水泥，麦场就彻底销声匿迹。 关于麦场，父辈对它感情更深，他们那一辈才真正知道什么是“粒粒皆辛苦”。我对麦场的记忆以停留在联合收割机的轰轰声中结束。那些关于八十年代父辈在麦场用石板敲打脱粒的情节有些已经模糊，那逼仄的小屋，中午轮流看场的场景，都渐渐从心底消失，好像九十年代用簸箕运麦粒的不是我们，是一些远离自己的魂魄。 社会的进步已经把麦场永远留在不断向前地翻页中。麦场在时间的河里，也渐次遥远。 作 者 简 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