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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医学的文化特征 张其成 ——新安医学的文化学探讨之二 1、注重医德，以仁为本 新安医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都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修养。不仅注重精湛的医疗技术,而且形成高尚的医德医风,主要表现为：宅心仁慈,待患若亲，纯朴诚信，谦恭明理，乐善好施，恒德忘利。 新安医家的“医德”和“仁心”为世人所称赞。明代祁门人徐春甫,一生博览医书，济世仁人，不求于利。他主张：“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仁术。”提出救人如救火，“凡来请召，急去勿迟”，并要不避风雨。还说“勿问贵贱，勿择贫富，专以救人为心。”还于隆庆二年(1568年)在北京首创我国第一个医学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亦称“仁医会”)。医会的命名,体现了医者“宅心仁慈”的宗旨,要求入会医生须有良好的医德,“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要求会友“深戒徇私谋利”,做到“善相劝,过相规,患难相济”。学会还约定:诚意、力学、明理、讲习、格致、辨脉、审证、处方、规鉴、存心、恒德、体仁、忘利、恤贫、自重、自得、法天、知人、医学之大、医箴、戒贪鄙、避晦疾等22项条款,“仁”、“德”贯穿全部宗旨中。 歙县张一帖世医不但医术精湛，一帖而愈，而且慷慨好义,乐善好施，著名国学大师吴承仕称赞曰：“术著岐黄三世业，心含雨露万家春。” 张一帖为人治病总是有求必应, ,不辞劳苦,世人称赞：“定潭向有车头寺，半夜叫门一帖传。”。又如清代歙县人郑梅涧,精喉科,擅用汤药和针刺治喉症,救危起死,其处方起首章刻有“一腔浑是活人心”七字,用以自勉。歙县名医张伯行医不仅从来“不厚责人报”,而且总是急患者所急,患者“以病亟请,即夜十余起弗辞”。 新安医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汪机在有一年祁门县突发瘟疫中，当即倾其家财，购备药物，用大锅煮汤，向百姓施药救治，治人无数，缓解了疫情。清代侨居杭城的歙县名医吴志中，医术高明任太医院吏目。有一年瘟疫流行，百姓惶恐。紧要关头，吴志中为购药救治百姓，毅然倾卖家产，全力向患者施药，抢救了万余条百姓生命，而自己家里的生活则陷入窘困之中。 新安医家在行医的同时,对家乡的修路、建桥、办书院等公共事业多有义举。如清代婺源庆源人詹钟,以济人为念,诊不受谢,并不惜捐资修路桥,济贫困,置祠田,修庙宇,人称“有脚阳春”。 新安医家开设的药铺都能以诚信为上,重义轻利。如始建于同治二年(1863年)的屯溪“同德仁”药号,以“诚信轻利”为店规店约,其座右铭为“同德同心利人利己,福国福民仁慈仁福”。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历代新安医家都十分注重高尚医德修养，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安医学的医德医风。 2、儒学为主，融合道佛 医而好儒，儒而兼医，亦儒亦医，是新安医家的一大特点。这是一个庞大的、高素质的儒医群体，有着高深的文化素养。 徽州人有着爱读书的习惯。有一幅著名的对联：“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几百载人家无非积善。”读书以求仕,如不能入仕,或被免官，或告老退官者,很多人“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以医为业，“功同良相”。已入仕途者,亦受“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仕而兼医,乃至执医为业。据有关专家文献统计研究,新安医家兼及研医者中,由儒而习医者占70%。另30%继承家传的专科医生,由于受当地人文思想的熏陶,亦有着好儒发奋读书的习俗，从而构成了高密度、高水平的儒医群体。 新安医家信奉儒学，习医行事“一以儒理为权衡”。不仅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规范，而且将儒理融入医理，援儒入医，以儒解医。如新安医学“培元”派的开创者汪机，其医学思想产生的大文化背景是新安朱熹理学，小文化背景是金元四大家医学。汪机“早岁习春秋经，补邑庠弟子员。”从小受到新安理学的教育。汪机《自赞》说“心存仁术，主好儒书”，早年为儒生，后“弃去科举浮文，肆力医家诸书，参以《周易》及先儒《性理论奥》而融会于一，皆余医所未闻也。”汪机对《周易》、程朱理学有很深的研究，“学足以溯河洛之趣，医足以逼岐黄之真。”易学、理学的阴阳学说、太极学说、元气学说是汪机“营卫”学说、培元学说形成的文化背景。明代休宁大医家孙一奎，为汪机“固本培元”派的再传弟子，著有《赤水玄珠》、《孙文垣医案》、《痘疹心印》等重要医著。孙一奎认为：“易医同源”，十分赞同孙思邈“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之说。他倡导用《易经》太极理论解释“命门”，强调人体“理气合一”，注重人与天地之生生不息。清.嘉道间婺源医家王桂元，12岁即通诵四书六经，尤精易理。名医吴澄自幼习儒，认为：“医之理即《易》之理”，其根据《易经》“易化而裁之存乎变，推之行之存乎通，变动不居，周流无虚”之意，著作名曰《不居集》。另像吴正伦、程敬通、方博九、汪文绮、张柏、程国彭、程衍道、程嘉谟、汪昂等众多医家，都精通易理，以太极阴阳之说察寒热虚实，究元阳温补之法。表现出鲜明的儒医相通的特征。 不少大儒也对医学进行研究，如朴学家江有浩、俞正燮、胡澍、汪宗沂对《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从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考证，如胡澍的《黄帝内经素问校义》，汪宗沂的《杂病论辑逸》，都是重要的考据著作。 儒学为主，并非排斥佛道。徽州集儒、道、佛人文盛景于一地，不仅有黄山白岳——白岳就是道教名山齐云山，又毗邻九华山。新安山水间佛教寺院众多，尤以歙县天宁万寿寺为中心。佛道氛围很浓厚，对医家的影响也很大。新安医家与道士、僧侣的关系很密切，许多是身兼道医、僧医两重身份。如新安名医程林为和尚，自称静观居士。新安名医孙文胤师从九华山天台大师习医而成名。 3、勇于创新，学派纷呈 新安医学形成于宋元，鼎盛于明清，名医云集，众多医家各抒己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形成了各种学派，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明代汪机开创的“固本培元”派，其他还有明代方有执为代表的《伤寒论》的“错简重订”派、清代郑梅涧为代表的“养阴清润”派、叶天士为代表的“时方轻灵”派和汪昂为代表的“医学启蒙”派等等。 汪机将易学、理学的阴阳学说、太极学说、元气学说和医学的阴阳学说、营卫学说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培元学说。他以《内经》气血营卫立论，沟通朱丹溪、李东垣之说，将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比作卫气和营气，据李东垣《脾胃论》提出调理脾胃培补元气以扶正祛邪。汪机主张滋阴降火，但不拘泥于朱、李，既批评徒泥“养阴”者，又批评东垣的“升阳辛散”观点，进而提出“调养气血，培补元气”的学术观点。其父汪渭说：“病当升阳，治法则从东垣；病当滋阴，治法则从丹溪。不可南北异宜而不化。” 明代歙县名医方有执，在先后两番丧妻，5个子女又夭折于惊风急症，自己亦险遭病厄的逆境中，发奋攻医，乃竭20余年之精力，将《伤寒论》逐条改订，重新编排成篇，加之注解，写成了《伤寒论条辨》八卷，开《伤寒论》“错简重订派”之先河。 此外新安医家还创立了不少有影响的学说。如明代的孙一奎开创了“命门太极说”，清代程国彭首创“医门八法”，总结八纲辨证。自宋至民国，新安医学有800多部著作，涉及基础理论、临床医学、药物学等各个方面，不少著作都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学说思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4、家族传承，代代因袭 新安医学的教育、传承方式是家族传承、师承相授。其中又以家族传承为主。祖孙相承、父子相袭、世代业医的“家族链”现象十分明显。有专家研究统计，自北宋以来，三代以上至三十多代的家传名医“家族链”有63条，记载名医300余人。其形成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范围不大的新安地区，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医家家族链，链条有长达三十多代，这是医史上少见的现象 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新安医学家，当是北宋末年的歙县人张扩（约1058—1106年）。他青年时从湖北蕲水名医庞安时学医，得其倾囊相授。随后又赴西蜀，跟王朴学脉。学成后，行医于南京、当涂一带，察脉语病，开方用药，无不准确，人称“神医”。著有《医流论》、《伤寒切要》二书。张扩传医术于弟张挥及子张师益，张挥又传于子张彦仁，彦仁再传子张杲。张氏三代业医，前后达100余年，成为新安第一代名医世家，其中以张杲医名最为显赫。张杲以儒医著称，潜心医学五十余年，博览诸子百家之作，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著成《医说》十卷，成为第一部医学史著作。堪称“新安第一代名医世家”。张氏医学由“满田张”分支传到“定潭张”，在明嘉靖年代张守仁开始，由于医术精湛，常常一帖（剂）而愈，被称为“张一帖”，世代相传，由张根桂到张舜华、李济仁，已经传承14代。如果从北宋张扩算起，则有30余代。张氏医学久盛不衰成为新安医学家族链的典型代表。 又如闻名全国的歙县郑村“南园、西园喉科”，同样是家族世袭医业，有“一源双流”之称。指得就是清.康熙五十年前后，郑于丰、郑于蕃俩兄弟同业喉科。于丰住宅南园，世称“南园喉科”，于蕃住宅西园，世人称之为“西园喉科”。尤以南园郑于丰之子郑梅涧(1727年～1787年)继承家传衣钵，擅长用汤药和针灸疗法治疗咽喉疾病，著《重楼玉钥》，开创了喉科学上的“养阴清润派”。郑氏至今已传九代、十代。新安王氏医学始于王学健，他受业于清嘉道年间名医程敏之，子王心如、孙王养涵得其所传，王养涵传子王仲奇、王殿人、王季翔，殿人传子王任之，季翔传子王乐匋，王乐匋传子王键，至今相传六代，代代名医，历100余年，当代影响颇大。歙县蜀口曹氏外科，从清咸丰年间曹启梧开始，传子益新、丞隆，益新传子崇竹、典成，崇竹又传子嘉耆，嘉耆传子恩泽、恩溥，恩溥传外甥章英，历经六代140余年而不衰。此外，著名的医学世家还有歙县的余午亭、王养涵，吴正伦、殷世春等内科世家；许豫和、程公礼儿科世家；吴山铺程氏伤科，歙县程氏内科、歙县黄氏妇科、歙县正口王氏妇科、休宁梅林江氏妇科、休宁西门桥汪氏儿科等均在数代以上。新安众多的家族世医，为祖国医学事业的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原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08-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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