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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医学历史悠久，名医众多，医著宏富，学派纷呈，安徽中医药大学校长、新安王氏医学第6代传人王键教授，醉心新安医学研究多年，见解独到，成果丰硕。王键教授将新安医学总结为三个“8”，即800年历史，800部著作，800位医家。早在2012年王键教授带领的团队，曾在《中华中医药杂志》连载12期“新安医学系列讲座”，全面阐述了新安医学的历史底蕴，文化内涵，学术特色，临床经验。今应广大读者要求，分期陆续转载。
新安医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学中一支重要的学术流派。众所周知，学术流派是中医学发展史上客观存在的独特现象，从伤寒学派到温病学派，从金元四家到温补学派，再从各大学派到细支分派，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各家学术流派创造出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为中医学内涵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培植一方文化，我国地域辽阔，不同的气候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更催生出了地域性的医学流派，新安医学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 新安医学发源于新安江流域的古徽州地区（今以安徽省黄山市为核心区域），肇启于晋、形成于宋、鼎盛于明清，流传至今而不衰，以历史悠久、医家众多、医著宏富著称于世，是我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徽学特色明显、学术成就突出、历史影响深远的地域性、综合性中医学术流派。黄山脚下的古徽州，宋代定名徽州前曾称新安，是理学家朱熹的故里。南宋朱熹在著述中常以“新安朱熹”署名，曾题“新安大好河山”，引以为豪，“新安学术”由此滥觞。有明一代以至于清，医学被视作儒家学术，“学而仁则医”与理学一起成为统治者的官方意识，而直辖之地风气尤甚。作为“朱熹桑梓之邦”，在新安理学的熏陶下，宋代以降包括医学在内的徽学文化蔚然兴起。据考证[1-4]，新安一地自宋迄清见于史料记载的医家达800余人，医学论著达800余部。在这些医家的医著中，每每效仿朱子以“新安”称址，以明其学术之“地道正宗”，非一般三教九流之类可比。如明代汪机、徐春甫、孙一奎等医家著述均署名“新安某某”，又有医书径以“新安”名之，如清代汪廷元著有《新安医案》。清代文人高学文为新安名医汪春溥《伤寒经晰疑正误》一书作序曰“闻天下名医出在新安”[5]；许承尧撰民国《歙县志·王漾酣传》载：清代当地名医王谟“幼承家学，专精医术，远近求医者咸归之，称新安王氏医学”。[6]由此，1978年安徽省歙县卫生局在时任省卫生厅副厅长王任之倡导下，开展了新安一地的医学成就研究工作和展览活动，率先明确地提出了“新安医学”这一新名词。新安医学的历史地位、作用和社会影响，首先是由它的学术成就和贡献所决定的。其成就与贡献主要表现在医家众多、医著宏富、学术创新和影响深远四个方面
徽州人读朱子之书，秉朱子之教，以邹鲁之风自恃。读书讲礼，浓厚的文化氛围铸就了高素质的徽民群体，历史上从高素质的徽民群体中，又走出了“齐家治国、兼济太下”的名士群体，“贾而好儒、重义轻利”的徽商群体，当然更少不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儒医群体。据考证[1，4]，自宋迄清，见于资料记载的新安医家达800余人，其中明清两代占80％以上。这是一个奇特的群体，是人才的“硅谷”，其源远流长的学术团队中，更有一批优秀的领军人物。汪机、徐春甫、孙一奎、吴崑、汪昂、叶天士、程钟龄、吴谦、郑宏纲、程文囿等，一批新安医家在中医学发展史上皆是彪柄千秋的人物。如《石山医案》的作者汪机（1463-1539年）是我国明代嘉靖年间四大名医之一；《医宗金鉴》的编撰者吴谦（1689-1748年），是我国清初三大名医和清代四大医家之一；《临证指南医案》的作者叶天士（约1666-1745年）是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民国时期“新安王氏医学”的杰出代表王仲奇（1881—1945年），是民国时期江南四大名医之一，被誉为“海上名医”；时至当代，还有王任之、王乐匋、杨以阶、吴锦洪、胡翘武、程道南、李济仁等一批新安医家薪火相传。程门雪、巴坤杰、程亦成、郑景岐、方詠涛在好儒、通儒基础上形成高密度、高水平的儒医群体，这是新安医家的主要特点。与此同时，许多著名的新安理学、朴学大家的研究都渗透到了医学领域，如朱熹、江永、戴震、俞正燮、江有浩、汪宗沂、许承尧等鸿儒所研究的领域和内容，涉及到《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临床诸科等医学各方面，对新安医学也作出了独特贡献，成语“对症下药”就出自朱熹的《朱子语类·论语》。新安理学、朴学大家的青睐，也是引领众多新安后学由儒入医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有了像新安学子这样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由儒入医，才改变了整个社会医工“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人”的状况，改善了医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
新安医学之所以源远流长，繁荣昌盛，更与名医世家纷呈有极大关系。据目前研究统计[4]，从北宋以来，新安世医家传三代以上至十五代乃至三十代的共有63家。名医世家的传承繁衍了大量医家，促进了临床专科的发展。如北宋歙县名医张扩首传于弟张挥，再传侄孙张杲，历经三代约130年，成为新安第一名医世家。歙县黄孝通于南宋孝宗时御赐“医博”，传于十四孙黄鼎铉，十七世孙黄予石，历经二十五世，代不乏人，成为新安医学史上世传最久的妇科世家。明代嘉靖初年（1521年）歙县郑赤山精研岐黄，传至清代康乾时期，郑于丰、郑于藩兄弟共同受业于江西南丰名医黄明生，康熙六十年（1721年）分为两支，于丰居南园（世称“南园喉科”），于藩居西园（世称“西园喉科”），“一源双流”，从此闻名于世，相传至今已历15代。其他如新安王氏内科、歙县张一贴内科、吴山铺程氏伤科、休宁舟山唐氏内科、梅林江氏妇科、蜀山曹氏外科等都以医学世代相传，经久不衰，名声益噪，成为新安医学学术兴旺、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安地区书院林立，教育大兴，文化昌盛，尤其是私人刻书业也由此而兴盛。当时江南地区私人刻书无论是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在刻印技术上，在全国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明清时期的医籍中，徽版名列前茅。据《新安医籍考》载[1]，产生或成名于新安一带的医家共编撰中医药学术著作800余部，其中医经类107种，伤寒类70种，诊法类40种，本草类54种，针灸类22种，内科类210种，外科类15种，妇科类24种，儿科类84种，五官科类30种，医案医话类77种，养生类15种，丛书类37种等。
仅在数量上新安医著丰富而全面，更有许多文献创下了医学史之最，如南宋张杲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著成《医说》10卷，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载大量医学史料的医史传记类著作；明代江瓘所著《名医类案》是我国第一部总结和研究历代医案的专著；明代吴崑所著《医方考》是我国第一部注释方剂的专著；明代方有执著《伤寒论条辨》开错简流派之先河；清代郑梅涧所著《重楼玉钥》是我国第一部喉科专著。近代中医所推崇的“全国十大医学全书”之中，出自新安医家之手的就有明代徐春甫所著的《古今医统大全》、清代吴谦所著的《医宗金鉴》和程杏轩所著的《医述》三部。《古今医统大全》100卷、165门、185万字，卷帙浩繁，内容包括基础理论、临床各科、本草方药及养生保健等各个方面，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大型医学全书，概括了明代以前我国重要医学典籍和医学成就；《医宗金鉴》共90卷15种，是一部切合临床实用的大型教科医书；程杏轩辑成的《医述》16卷，不仅开阔了临床思路，而且便于对照和查找，开节录诸家医论之先河。此外，明代陈嘉谟所著《本草蒙筌》，孙一奎所著《赤水玄珠》，清代汪昂所著《汤头歌诀》、《本草备要》，程国彭所著《医学心悟》，吴澄（康熙、乾隆年间）所著《不居集》，迁徙苏州的叶天士所著《临证指南医案》，都是临证习医者的必备参考书，并被中医高等院校编入教材 值得特别一提的还有新安医学的未刊本。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新安名医，平生忙于诊务，无暇顾及整理医术心得，但其处方及临床经验等，往往为门徒收集珍藏。20世纪末叶当地省市中医界曾抢救性地整理出版了一部分新安医学未刊本，如《王仲奇医案》等；但至今仍有不少新安珍本尚在民间未曾问世，这些遗产都是有待整理研究的宝贵资料，如歙县黄氏妇科第十八代传人黄予石，著有《妇科衣钵》、《妇科秘要》、《临床验案》三书(后二部于抗日战争年代轶失)，未刊行，由昆孙黄竹泉秘藏至今。 新安医家医著的研究在当代早就为中医界所关注，1978年全国著名医史文献专家余瀛鳌先生发表了《明清歙县名医在医学上的贡献》一文[7]，开始将其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研究。其后，1986-2000年他在与王乐匋、李济仁等著名专家领衔主编《新安医籍丛刊》（15卷，1000余万字）时明确指出，新安医学“在以地区命名的中医学派中，堪称首富”[3]。800余位医家，800余部著作，在古徽州一府六邑（歙县、绩溪县、休宁县、婺源县、黟县、祁门县）的弹丸之地，数百年的历史中竟产生出如此众多的医家，撰编出如此众多的医著，影响之大，世所罕见，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新安医学是地域性、综合性的学术流派，其传承（规律）表现为动感的多流线状态，各家师承统绪俨然可寻，各门人、私淑衣被天下，学术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不少新安医家是中医学各家学术流派中的关键人物。如明代汪机（1463-1539年）是温补学派的重要人物，方有执（1523-1599年）是伤寒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吴崑〔1551-1620年）是医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明末清初汪昂（1615-1694年）是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清代叶天士（约1666-1745年）是温病学派的重要代表，新安医学的学说观点在各家学说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在学术研究领域，新安医家结合临床，大胆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科学价值的学术观点和理论创见，临床上形成了圆机活法、用药轻灵为主体的多种风格，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学说已成为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明代汪机“营卫论”和“固本培元”思想，陈嘉谟（1486-1570年）的“治疗用气味论”，孙一奎（1522－1619年）的“太极命门说”，方有执的“伤寒论错简”说，吴崑的“针方一理”说，清代汪昂的“暑必兼湿”说，吴澄（康乾年间）的“外损论”和“理脾阴”学说，程国彭（约1660-1735年）的“八纲辨证”和“医门八法”，郑梅涧（1727-1787年）的“养阴清肺”说，余国佩（晚清）的“燥湿为本”说等，虽各为一家之言，但这些论述深说博论，不乏创义，观点鲜明，立论独特，议论有理有据，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对明清以来中医学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特殊的山水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各行各业的新安学子都有随徽商流寓而负笈他乡、增广见识的传统，新安医学也不例外，许多新安医家如方有执、徐春甫、孙一奎、江应宿、吴正伦、吴崑、程仑、叶天士等都有游学访师的经历，甚至学有所成后行医他乡。如明代徐春甫（1520-1596年）自言：“余初学医，志友天下。尝游吴越江湘，历濂洛关闽，抵扬徐燕冀，就有道而正焉。道高即拜，罔敢自矜。”[8]早年游学并行医于江浙地区，壮年以后寓居北京行医，名闻遐尔。再如吴崑师余午亭（1516-1601年）后，“由三吴，循江浙，历荆襄，抵燕赵，就有道者师事之”[10]，未及壮年，负笈万里。又如清嘉道年间歙县名医程芝田在浙江衢州行医，授衢州弟子雷逸仙，雷逸仙传其子雷少逸，而雷少逸传弟子歙县程曦[10]。至于叶天士学医“拜十七师”，更为中医界业内所知晓。游学求师，兼收并蓄，学成后或行医他乡，促进了新安医学的交流与传播。根据文献的记载，新安医家求学行医的活动范围广，北至辽蓟、南达粤南，遍及辽、沪、苏、皖、浙、粤、赣、湘、鄂、川等地。其中最活跃的地方是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等地，这与徽商的足迹是相一致的。明清时期，中国学术重心在江南，以苏、杭、徽三州为学术中心的苏中、浙中、新安三大基地鼎足而立，所以在学术交往方面，徽州与江苏、浙江的关系密切。明清两代讲学盛行，士人结社成为人们平常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医家也受此风尚影响，而有医学团体问世。明代新安医家余傅山、汪宦、吴篁池、汪烈采、黄刚诸人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在徽州府城给门人余渥及汪、吴三子进行了一次讲学，其讲学记录《论医汇粹》被称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讲学实录[4]。不仅在新安一地，即使迁居行医他乡的新安医家，在汲取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新安学术基因后，也会积极创造条件，营造一个突出新安医学学术特色的氛围。仅仅时隔20多年，寓居京师的徐春甫即于隆庆二年（1568年）正月前，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一体堂宅仁医会”（简称“宅仁医会”、“仁医会”），开展讲学活动、交流学术，钻研医理、切磋技艺，立有“医会会款”、“会约条款”，是我国有史可考的最早的学会组织和科技团体[11]。参加该会的有今日区划版图之苏、浙、皖、闽、鄂、湘、粤等地在京的太医和名医共46人，其中新安医家最多，达21人，徐氏的老师汪宦与门生及子侄家人等11人均是会友。一在本土，一在京师，这样的医学学术交流，可谓引领一时之风尚。
新安医学在中医学术交流和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其影响无远弗届，对国外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日本医家丹波元胤所著《中国医籍考》中，共收载新安医家63人，医籍139部[12]。尤其是朝鲜、日本两国，不仅通过各种途径吸收了大量的新安医学知识，而且整本翻印刊刻新安医家的许多重要著述，有些版本流传至今，成为研究新安医学对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新安医籍外传的时代以明清两代为主，这一时期东传的新安医籍不少于30种，主要有：南宋医家张杲《医说》；明代医家汪机《石山医案》，江瓘《名医类案》，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孙一奎《赤水玄珠》、《生生子医案》，吴崑《医方考》；清代医家汪昂《本草备要》等等。明清以来，新安医学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一直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影响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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