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罗·塞尚和欧仁·德拉克洛瓦（1793-1863）之间的关系，讲述了一个关于接近和距离的故事——它持续地帮助我们理解塞尚的艺术，直到今日仍是如此。[1]本文主要研究了两位艺术家在艺术上的密切关系，这也对理解塞尚的作品很有帮助。通过和德拉克洛瓦作品的对比，可以了解到塞尚是如何在19世纪法国根深蒂固的绘画观念中发展出艺术创作的新观念，即对个人感知和情感过程的再发掘——这一观点为后世的艺术家提供了不同的出发点。与此同时，塞尚对德拉克洛瓦艺术的接受和喜爱，实际上受到了查尔斯·波德莱尔（1821-1867）文学作品的影响，因此波德莱尔对德拉克洛瓦作品的描述和精辟分析也是本文的主要内容之一。 历史背景 年轻的塞尚在1861年4月至9月期间首次逗留巴黎期间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影响了他的一生。可以肯定的是，塞尚申请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的考试失败了。与此同时，上一代的三位艺术大师——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1780-1867)、德拉克洛瓦和古斯塔夫·库尔贝(1819-1877)仍然在世，他们的作品也对公众开放展览，这让来自普罗旺斯的塞尚不再受制于当时的法国学院派。他可以通过熟悉这三人完全不同的艺术态度，并找到自己的艺术道路。在这一时期，塞尚也找到了对自己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人，那就是德拉克洛瓦。 1861年，法国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绘画倡导者德拉克洛瓦在巴黎展出了两件代表性作品，这两件作品也在他早期和晚期的创作间架起了一座桥梁。6月，德拉克洛瓦最后一件大师级作品——巴黎圣叙尔比斯教堂圣天使礼拜堂中的壁画，走进了艺术界的视线。同年的晚些时候，他于1827年创作的《萨尔丹纳帕勒之死》（图1）在私人收藏数十年之后，首次在巴黎意大利大道上的马丁内特画廊（Galerie Martinet）公开展出。[2] 尽管塞尚参加了圣叙尔比斯教堂圣天使礼拜堂壁画的亮相仪式（图2），但在《萨尔丹纳帕勒之死》展出之时，他已经回到了普罗旺斯。他可能只在1878年看到了这幅作品，那是在一个由1873年购入这幅作品的艺术商保罗·杜兰德—鲁尔（Paul Durand-Ruel）组织的展览之上。无论塞尚何时看到这幅原作，他深受德拉克洛瓦这两张作品的影响已成事实。塞尚在他的工作室里保存了它们的印刷复制品，一直到他去世。[3] 德拉克洛瓦于1863年8月去世，他的遗产于次年2月在德鲁奥拍卖行（HotelDrouot）拍卖。这次拍卖全面肯定了德拉克洛瓦的艺术成就，因为通过拍卖，公众第一次有机会观看到他留下的成千上万幅素描、水彩和版画，而这些作品在此之前只有他的密友和学生才知道。这些拍卖作品在当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高价。塞尚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拍卖。这次事件也标志着塞尚和德拉克洛瓦在水彩艺术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相遇。这些水彩作品拥有“调制”的色彩、大胆的空间构图和创作上的自由度，交替体现着自发性和概念性。[4] 同年，其中数百幅作品在法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一次重要的回顾展中展出。在随后的几年里，塞尚通过私人收藏家、艺术赞助人维克多·乔奎特（Victor Chocquet，1821—1891）接触到了德拉克洛瓦的这些作品。[5]乔奎特不仅仅是德拉克洛瓦的崇拜者，而且还特别欣赏德拉克洛瓦的对立者——库尔贝的艺术。乔奎特也是较早一批对印象派感兴趣的藏家，对卡米尔·皮萨罗（1830—1903）尤其喜爱。乔奎特的倾向和品位，同样也暗示了塞尚的作品将以其非凡的生命力发展出多样的艺术面貌。 在后来的几年里，塞尚对德拉克洛瓦一直保持着一贯的兴趣，对他在18世纪60、70年代，以及18世纪80年代末创作的作品特别关注。阿德里安·查普伊斯（Adrien Chappuis）所编纂的《保罗·塞尚的绘画：分类汇编》（The Drawings of Paul Cézanne: A Catalogue Raisonné）中，列出了多幅塞尚依据德拉克洛瓦作品创作的绘画，同时还有塞尚根据鲁本斯作品创作的绘画以及依据皮埃尔·普杰的雕塑所创作的绘画。[6] 塞尚还临摹了德拉克洛瓦的其他作品，如《但丁渡冥河》（The Barque of Dante）（图3）、[7]《在墓地的哈姆雷特和赫瑞修》（Hamlet and Horatio）和《沙漠中的夏甲》（Hagar in the Desert）。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塞尚甚至考虑为德拉克洛瓦创作一件“将其推上神坛”的作品，然而除了一幅素描和一幅油画的草图外，他的这个目标未能实现。[8]对于塞尚来说，这个计划的流产可能带来了悲剧性的影响；无论如何，问题体现在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在这幅草图的构图之中，我们能够理解这种矛盾：在一个理想化的自然环境中，皮萨罗、莫奈、塞尚和乔奎特组成的一群人，和高高在上、超凡脱俗的逝者德拉克洛瓦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图4） 对于塞尚来说，1885年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举办的第二届德拉克洛瓦回顾展，毫无疑问让他更加地关注这位艺术家。同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1878~1880年间德拉克洛瓦个人书信的出版，特别是1893~1895年间出版的德拉克洛瓦日记集。除了提供了详细的个人传记信息之外，这本日记集对于更深入地了解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来说，也是十分关键的文本。 德拉克洛瓦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他的各种见解，以及他在创作过程中的反思。当时，没有其他画家或雕塑家能够以如此坚韧、坦率、精确和清晰的方式描绘自己的经历：传统与现代主义的背景、创作过程的心理条件，尤其是艺术品和观众二者间的关系。尽管并不确定，但考虑到塞尚已经熟读并引发了艺术家中的激烈讨论（比如奥迪隆·雷东、莫里斯·丹尼斯、保罗·西涅克等艺术家），他很有可能拥有这本日记集。不仅仅是艺术市场和私人收藏家的上述展览和活动促成了。 德拉克洛瓦去世后在巴黎艺术界的持续影响，不仅仅由于同时代人和朋友——比如泰奧菲·席尔维斯特（Theophile Silvestre，1823—1876）、阿奇尔·皮隆（Achille Piron，1798—1865）、泰奧菲·戈蒂耶（Theophile Gautier，1811—1872）的推动作用，波德莱尔发表的评论和叙事文章，也发展和深化了德拉克洛瓦对后世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1865年艺术家亨利·方丹—拉图尔（Henri Fantin-Latour）创作的《致敬德拉克洛瓦》（Hommage a Delacroix）中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在德拉克洛瓦的肖像画前，作家和诗人朱尔斯·钱普列里（Jules Champfleury，1821—1889）、查尔斯·波德莱尔与艺术家詹姆斯·阿伯特·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Abbott MacNeil Whistler，1834—1903）、爱德华·马奈均在画面构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图5） 当时，波德莱尔已经成为法国浪漫主义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他的支持和诗集《恶之花》的影响之下，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歌剧作品《唐豪瑟》在1861年首演。波德莱尔可谓德拉克洛瓦艺术最敏锐、最有见识的诠释者，他对圣叙尔比斯教堂壁画进行了有力的分析。[9]在画家去世之后，波德莱尔写了一篇关于德拉克洛瓦作品的评论，在1863年4月的《国家舆论》期刊（Opinion Nationale）上发表。这篇评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今天看来仍有相当的影响力。[10] 塞尚可能并不像德拉克洛瓦一样拥有如此高度的才智和文学功底，但他仍是一个知识渊博的艺术家，有扎实的人文教育和古典文学基础。众所周知，塞尚非常钦佩波德莱尔，尤其佩服他对德拉克洛瓦的理解，这也为塞尚形成自己的艺术观点提供了基础，具体包括波德莱尔对线条和色彩、素描和油画等艺术概念的具体特征以及重要历史人物形象的研究。对于波德莱尔和塞尚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心灵和灵魂、智慧和情感之间的关系，是把“想象力”提升为“人类知识的至尊”（Reine des facultes humaines）的关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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