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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以古籍载体的形式而存在，藏书大家与世家功德无量。现在来看，藏书是一种不断被发掘出来的文化。古今藏书大不相同。“藏”之目的就是为了用，不完全在藏，纯粹藏之深阁，难得一见，就失去价值和意义了，所以有人说，“藏坏不如看坏”。今人藏古籍很多是为了市场增值，作为一种精明的投资，不过借用一点文化的名义而已。 藏书自然少不了藏书印，一如书画鉴赏，长卷上盖满了朱印，成为历史的见证。据史料记载，藏书印始于唐代，唐太宗李世民有“贞观”连珠印，唐玄宗李隆基有“开元”连珠印。到了五代，李后主有“建来文房”印，再后来到宋朝，宋太祖赵匡胤有“秘阁图书”印，以上皆为皇帝所拥有，自然很有名。私人藏书家逐步兴起，大量使用藏书印，如李泌“邺侯图书”，钟绍京“书印”，李泰“龟益”等。明清之际，藏书活动与篆刻艺术都有很大发展，藏书印应用更加广泛。藏书讲究版本，藏书印注重的个人情趣，藏书印既是印章的一个侧面，亦是古籍收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藏书印是藏书文化和印章文化的融合，既是文化烙印，也是历史朱记，并非只是“曾经过眼”。说到底，这人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过往烟云。 藏书印是专门钤盖于书本图册等扉页，籍以表明图书所有权，同时也能传达自身个性情趣。首先要了解钤印的“规矩”。一页书中，不同藏书家盖印的位置孰先孰后?有大致规律可循：一般第一个盖藏书印的收藏者把印盖在从右数第一行下方的空白处，如第一行下方无空白处，则向左移至第二行；第二行盖印的藏书家把印鉴盖在前一位藏书家印鉴上方的空白处，如其上方无空白，则向左移一行，盖于本行下方，依此类推。若第一行上方往往为标题所占，下方无空白，则移至其页第二行上方的空白处，若仍无空白，或盖在次页、或盖在书籍印刷字体上。但不管怎样，线装书上的钤印不能影响到正文，应钤在首页正文的下方。一般说来，印的形状不宜太大，主要有长方形、方形及不规则形等。藏书印所显示的个人情趣，本质就是文化观念与品位。 说到藏书，自然要提到大名鼎鼎的宁波“天一阁”，有“四明范氏图书记”等大小十几枚藏书印，其中不乏精品。项子京所用斋号印有一字之差——“天籁阁”；较为常用。另外还有一方“项子京家珍藏”，许多古字画上都能见到。项氏藏印特别多，有的一件书画作品上甚至要盖几十枚，对书画破坏尤甚。这一点与乾隆可谓不相上下，兄弟一家，项子京以数量取胜，乾隆用的都是巨无霸，将书画白地填充满满当当，大煞风景。且看此印中的这一个“家”字，什么都看成自己家里的物事，“据为已有”，也难怪为所欲为、毫无顾忌。既可以看出文人的高雅，喜爱之情，也有小人的自私与贪婪。 历代藏书印太多，可粗分为藏书用印和藏书家印两类稍加区分，其实界限也并不那么明显。过去藏书家就是大文人，也是诗人，也是书家，所以藏书印的形式和内容很丰富，有斋馆印，有姓名印，有专用的籍贯姓名印，也有拥有号斋馆、训辞杂语等多枚。 闲章常以某个诗句或短语明志，但也有不厌其烦，长篇大论的。清代史学家宁波人万贞一有“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椁。子子孙孙永勿卖，熟此自可供汝粥”的藏书印，爱书如命，但也苦了子孙后代。清末许益斋有一方藏书印：“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亦可喜。”相比之下，对待藏书的态度，心境宽阔、豁达谦和。有的印文则更长，重点不完全在印章，而是内容记录。祁承(1563—1628)，字尔光，号夷度，一号旷翁，浙江绍兴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出身于书香门第，楼名“澹生”，名其园为“旷园”，自号“旷翁”。清全祖望《旷亭记》说祁承“治旷园于梅里，有澹生堂，其藏书之库也；有旷亭，则游息之所也；有东书堂，其读书之所也”，“精于汲古。其所钞书，多世人所未见，校勘精当，纸墨俱洁净”。祁氏有一方印刻了整整一首诗：“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旷翁铭。”体现了印主极度爱书护书之情，亦在训诫子孙要坚守良好的家风。清兵破南京、杭州后，祁承之子祁彪佳投水自尽，以身殉国，祁氏藏书从此散出。 “汲古阁”为汲古阁主人毛晋藏书所用。毛晋(1599-1659)，初名凤苍，字子九，号潜在，更名为晋，江苏常熟人。家境富饶而醉心于收藏，至今刻(抄)本仍为世所称颂。毛氏有一方长达56字的巨大藏书印，内容为：“赵文敏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卖，将至于殷，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屋，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告诫子孙需读其藏书，从中获益。若子孙把藏书卖掉，败坏了家声，则禽兽不如。个性鲜明表现得入木三分，不过他的子孙最终还是违背了这一告诫，“作薪煮茶，灰飞烟灭”。毛氏的这种告诫曾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来，如“毛氏藏书子孙永宝”印，这也可以说是藏书家普遍的愿望。现在面对商业大潮，各种千秋伟业变成及时行乐。而且很多已是电子书，好像不用再考虑这一点。收藏古籍说到底还是古人的。藏书较之印章来说，更倾向于古人的文化。现代印刷装帧设计，都是从畅销的角度考虑，并非流传久远。没有了版本区分，要说有的话，只有正版和盗版之分。 清代名词人朱彝尊诗词诗清雅迷人，藏书印看起来也特别明丽，不染尘俗，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心性，可谓印如其人。单单取一个“曝书亭”的斋号就殚精竭虑。“小长芦”以隶书人印，宇态飞扬，“曝书亭经籍”印文细而不弱，清雅飘逸，就如同他的诗风，品读之余，不由得会想起他的那首《卖花声·雨花台》词来：“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于。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鱼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栏。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竹坨”为椭圆形，两个字形紧凑，内部有错落，字形距离边框留白很大，疏朗雅致。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浙江嘉兴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科博学鸿词，以布衣授翰林院检讨，曾参加《明史》纂修，后因疾未及毕其事而罢归。学识渊博，通经史，精通诗词古文，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 藏书印的亮点在于，一是内容体现的文化分量，二是形式与内容结合之后的分量，三是藏书家本人的文化份量，四是刻印者的分量。所以与对待一般的篆刻创作评价不尽相同。临习篆刻名家印谱时，注重的是技法，对内容以及内容之后的背景关注相对较少。对藏书印的赏读，将有助于了解某个篆刻家交往的圈子，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过去文人、书人、诗人和藏书家基本上是重叠的，历代文人墨客大多喜欢在自己的藏书上留下自己喜欢的印章，真正藏书家对藏书印章尤为看重，希望拥有专属的藏书印，以便在自藏古籍上钤盖印记，所以每一枚藏书印都可能是藏书家精心设计出的得意之作。通过印文内容，可以看出个人气质、追求、境界、造诣，可以了解藏书家的经历、情趣、品质等多方面信息。大多藏书印旨在表明两点，一是说明该书归属，二足以藏书印上的内容，展现自己、教育后代。所以很多藏印内容最终往往超出单纯的标记范围，成为抒发情怀、表达意愿的一种载体。比如俞平伯的藏书上多用“衡芷馆夫妇藏书画记”，说明夫妻情深。好书得来不易，保藏更加困难，故常见“x x珍藏”之类，类似金文中的“子子孙孙永宝”。像“借书不孝”、“窃书非雅贼”、“勿以鬻钱，勿以借人”、“悔不十年读书”、“每爱奇书手自抄”等皆各有寓意。藏书印见证了藏书家在世俗生活之外着意营造 一个新的世界。 一些印章虽为大藏家所有，但刻印作者可能名不见经传，然而这并不奇怪，因为重视的是号记作用，是判定占籍真假，以及见证流传有序的文化标识。这一方方藏书印包含异常丰富的事迹与内涵，历史积淀沉甸甸的，已非单纯的技法所能衡量。元末明初，篆刻创作处于低谷，其实也可以说是高潮前奏。明清流派印中，对当今印坛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清代，尤其是晚清。如果说晚清属“果”的话，必然有“因”，前奏曲非常重要，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突然出现，偶然中有必然。比如“天一阁”的藏书用印“少明”、“昆仑山人”两印的结宇处理很别致，“中吴毛奏叔收藏书画印”、“木斋”、“木斋审定”、“茅坤”等印的篆法、章法处理，值得借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篆刻创作中是印面适应文字还是文字适应印面呢?看现在的大多情形，都是在适应印面，不惜损伤文字本身的美感。我以为首先应该强调文字本身，弯曲扭结，填满印面，失去自然，无论如何，都高明不到哪里去，搔首弄姿、削足适履非大家手笔。职业印人有很多的成熟和老练，但难免程序化。在“惯性思维”下运作，少了自然生趣。非职业印人按照刀法、章法和篆法等技法标准进行衡量的话，似乎存在很多不足，但往往可以出人意料，其中之闲趣、雅趣，尤能吸引人。 当然，也会遇到一些出自有一时盛名的大家之手的，则收藏价值更高。名家、名著、名石，锦上添花，不过这需要一种缘分，可遇不可求。“杭世骏印”、“大宗”为丁敬所刻，《西泠四家印谱》中有收录。两方“蒋如藻印”白文印，两方大小不一的朱文“孟宾”印，乃吴昌硕所刊。印以人贵，人以印显，鱼与熊掌兼得，自然是好事情。 只要有古籍还在，藏书印便在。有一些原印或许已遗失而不知所踪，却能从所藏古籍看到。藏书是一件苦事，也是一件雅事，与篆刻有相通之处，好书、好印，相互匹配，值得珍赏、珍藏，雅玩、雅赏、娱目、娱心，皆属“风雅事耳”。读书有书痴、书虫、书淫，印章有印瘾、印痴、印淫，到最后都是“有好都能累此生”。藏书是文人之癖，文人是书画家主体，很多藏书家便是书画收藏家或诗坛领袖。印章不但要关心材质，为何人所刻，更要看会不会用。好的印章不会盖也是常见之事，弄出焚琴煮鹤之类的恶俗之举。刻印之人面对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和别扭。除了刻印，盖印与养印也有很多讲究。有的人爱印之极，每次用完都要清洗，有的人多年不洗，随手一扔，落满灰尘。有的在一个小小的扇面上用几十个印章，花里胡哨，到底是过于看重自己的作品，太相信自己的智商，还是看不起别人的印章?人都会有一种传之干秋的念头，这个念头不能说不好，否则便不能传之干秋，关键是千秋大业还是千秋大梦。古籍与古印二者可结合起来，书中有印，印中有书，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文字与文化，是文字让纸张和石头有了生命。文字是载体，让人的情感熔铸其间。普通的纸不过是一般物质，文字可以寄予人的思想，让自己的灵魂在上面跳舞。书因此有了思想，石头也有了灵性。纸张未发明之前，石材即是书写载体，二者之间有血缘关系。拓片是石材与宣纸相结合的产物，书俗称“白纸黑字”，如繁星满天，不变的是黑白两色。印虽有朱白之别，字迹或白或红，同样是二元世界。 将藏书印单独列出来赏读几方，不只是简单地感喟。实际上有一个重要启示——篆刻的历史文化含量，值得挖掘和思考。一般理解篆刻，总是觉得是一个附庸角色，比如书画用印只是辅助作用，实际上大错特错。一件作品少了印章便不完整，是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有人提出来很多书画家不会用印，不仅是数量，更重要体现在内容。好比一日，见某人写给女儿的信封上赫然写着“x x小姐收”——这成了文化衰落的见证。现今刻印，大部分是为了刻而刻，找词语刻，不正是说明文化缺失了吗?浏览历代藏书印，可以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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