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五月的下半月我有两星期人在台湾。我以往返台，除少数几次例外，大多是以公务（如参加研讨会，访学，回母校东海大学短期授课等）为主要目的，顺便回台中老家探望一些近亲。 每次返台，我都会毫无例外地抽空到台北去拜访老友张亨兄。上次我是在二〇一二年五月的第一星期返台的，就是少数例外中的一次。 五月二日下午我向亨兄道别时，他说：“顺夫兄每次回来都来去匆匆，我们聚会的时间都很短，没能畅谈，实在不过瘾。您这次回台中探视家人后，再抽空到台北来吧，我们也可以有较长的时间谈谈。” 我回答说：“亨兄，实在抱歉。我大姐去年中风，除半身不能动弹外，也失去了言语能力。经过一段复健的工作后，她身体已经大致康复，不过说话能力却只恢复了一些。我这次回来主要是去看看她的。我还有很多近亲在台中。我长年旅居国外，不常返台，这次回来，应该多花点时间跟他们团聚。” 亨兄说：“本来就应该如此。”我说：“下次我再回台湾一定再来拜访您。” 没想到，这些道别语，竟成亨兄跟我能够面对面交谈的最后几句话！ 去年年底我曾经与亨兄通过电邮。当时，我刚把亨兄赠送的新书《思文论集：儒道思想的现代诠释》里以前没见到的几篇细读一过，因此就发电邮略表谢忱与敬佩之意，并顺便跟亨兄和毅嫂贺新年。 我于信上说：“前承寄赐大着《思文论集：儒道思想的现代诠释》，谢忱未申，至感愧疚，乞谅！大着把原先《思文之际论集》增益，收入六篇新作，学人能于一册中尽窥吾兄一生治学硕果之全貌，真令人感激振奋。新录六篇中，有一半弟早已拜读过，因吾兄曾把抽印本寄赠过来。《说道家》、《说儒家》和论《知之濠上》等三篇，则是接到新集后，才慢慢看的。佩服！佩服！今后弟再写有关《庄子》论文时，肯定会从大着多所援引的。” 亨兄在回函里说：“很高兴收到您的电邮。缪赞则不敢当。弟因心脏病住院一个多月，最近才出院，大致痊可，请勿念。吾兄退休生活一定非常惬意，令人羡慕。” 接电邮后，我虽然大吃一惊，却也觉得，亨兄既然说“大致痊可，请勿念”，他健康状况应该还可以吧。 上个月返台，计划除与姐弟和一些近亲团聚外，我就只要静悄悄地去拜访张亨夫妇。没想到，五月二十日打电话去张家安排造访时间，彭毅教授说亨兄已于十九日“成仙”去了！ 惊愕之余，我跟毅嫂说了些不知所云的话，万万没想到亨兄会这么快就离开我们！已重病缠身的亨兄，在给我的最后简短电邮之一里，仍展现他一贯“谦退”（self-effacing）、“处处替人着想”的个性与涵养，跟他已“交游数十年”的我，竟在反应时显得“颇为无感”（rather insensitive），现在回忆起来，真觉汗颜无地！ 我初次认识张亨兄是在一九六九年夏天。那年夏天，我刚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完两年中国研究博士班，决定暑假到哈佛大学附近去住，以便利用这家老学府的上好图书设备（尤其是哈佛燕京学社的中文藏书）。 凑巧当时在哈佛读硕士学位的东海大学老朋友李三宝，暑期要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教中文，就把他在哈佛校园附近一栋家居翻修成的公寓所租的房间转租给我。 我搬去住后才知道这家座落于麻省剑桥城剑桥路一六七三号（1673 Cambridge Stree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的公寓（其实是一栋非常老旧的大房子），是好多位前辈华人学者在哈佛留学时寓居的处所。我听人说过，但没有亲自去查证，张光直、余英时、以及业师高友工诸先生，都曾经在这里住过。 一九六九年前后，住在这栋老房子、从台湾来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学生，除了李三宝外，还有詹春柏（近期台湾政坛名人）和刘翠溶（前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等在哈佛深造的留学生。（附注：2011年秋天，我去哈佛参加在东海大学时教过我“二十世纪英美文学”的 Lawrence Buell （毕乐纯）教授的荣休庆祝会，就住在剑桥路一六七三号——不过，该住处已经不再是专供华人留学生住的老屋，而是经过整修翻新成蛮漂亮的、供应床和早餐 [bed and breakfast] 的“友善客栈”[A Friendly Inn] 了。） 张亨兄原来也是住在这栋老房子的。我搬进去前，他已经搬出去，另外找到一间较大的住处了。他这样做是为了接妻子彭毅教授去同住；可是很遗憾，后来彭教授又因故没有去成美国。 虽然亨兄已经搬走了，我还是很幸运地有缘跟他结识；也许是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或者就在亨兄再来原住老屋看朋友时。 初次见面后，我们又有多次交谈的机会。我觉得他很平易近人，颇具亲和力。在知道我在普林斯顿的中国文学指导教授是高友工先生后，他特别跟我谈到高老师在台湾大学做学生的些许趣事。 他说，高先生本来是在台大读法律系的，有一天他跑到董同龢先生的课堂去，听过那堂课后，就决定转读中文系，结果后来成为该系最杰出的毕业生之一。（2016 年 11 月 8 日补注：上月 29 日早晨，高友工师在其纽约市寓所于睡眠中安详地过世，享年 87 岁。） 我记得我曾问过亨兄，聪明绝顶的高先生，怎么会在旁听了音韵学专家董先生一堂课后，就立即改变原先读法律的志愿呢？他回答，也许高先生是被董先生做学问的方法所吸引的缘故吧！ 他说他自己也是董同龢的学生，他在台大中文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时，就上过董先生的课。董先生最令亨兄佩服的，并不是他有什么渊博的学问，而是他新颖的、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与方法。 近半世纪前我结识张亨兄后，他跟我多次交谈所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对董同龢先生做学问的态度与方法之评论。 亨兄返国前把他用过但不愿带回去的郭庆藩《校正庄子集释》两册送给我。后来《庄子》变成我教学和研究最爱的文本之一，而亨兄送给我的这部注庄名著就用了几十年。 亨兄于结束哈佛燕京学社两年的访学返国后，我慢慢地开始读到他的学术论文，如《先秦思想中两种对语言的省察》、《陆机论文学的创作过程》、《〈论语〉论诗》等。这些论文篇篇精彩，其视野之开阔，见解之新鲜，讨论议题之全面性，以及材料运用和文本解读之精审，都令人佩服。 总的来说，那一丝不苟的审慎风格，不就是前面亨兄所记述董同龢先生治学态度的体现吗？在援用一些重要的现代著作和新观念来讲论中国古籍时，亨兄也一贯周密谨慎，绝不牵强附会或流于空论化。这对出身英文系、常想借用自己所知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来作诠释工具的我，真是莫大的启发。 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某一年，曾永义兄来我任教的密西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因为他常来找我专研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的同事 James I. Crump（柯迂儒）先生，所以我也有机会常跟他见面、闲聊。 有一次，我们谈到他在台大的同事张亨的学术著作，他说：“张亨出版的东西虽然不多，可是篇篇都是出版后就‘一鸣惊人’、令人叹服的！”我跟永义兄表示，我完全同意他的评论。 事实上，我也逐渐地把亨兄好多篇析论中国思想与文学的论文尊奉为典范之作的。在我退休（即2012年）前的二十年间，我在密大给博士生开过好几次《庄子》讨论班的课，亨兄的《先秦思想中两种对语言的省察》和《庄子哲学与神话思想——道家思想溯源》总是选录入班上学生必读的最重要解读材料中。 我是一九七三年秋天开始在密西根大学亚洲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的。根据美国大学普遍实行的终身教职（即 tenure）制度的规定，我必须在当助教授后第六年（即 1978-1979学年）接受学校的“终身教职审核”（tenure review）。 审核如果通过，我便可晋升为副教授并且有权利在密大终身执教；如果没有通过，我就只再有一年的执教宽限期，然后就得离开密大另寻出路。 审核的过程相当繁复，除了我执教的学系要对我五年来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及著述作全面的评价外，还须从校外请好多位我行内的知名学者专家来参与评审研究及著述的工作。按照规定，受审者有权利建议一些校外的专家来参与评审，但挑选正式人选，则由所属学系决定。 经过仔细考虑后，我把张亨教授录入校外评审人的推荐名单内。我想若能有像亨兄这样在国际名校任教、既有非凡的成就又做事认真负责的学者来参与，将是我个人的荣幸，也将对我的评鉴有极大的帮助。 这次评审，我顺利通过，因此也获得了美国人认为是一件“神圣的东西”（that sacred thing）——tenure，得在美国名校密西根大学终身任教职。 事后，亨兄私自告诉我，他被邀请参与评审，而且邀请他的人还特别说，他可以用中文写出报告，如果他认为这样比较方便的话。虽然，亨兄只是参与评审我的诸多校外学者之一，他的（肯定是“一丝不苟”的）报告，一定是在我系送呈学院的整个评鉴资料里占有很重的分量的。 二〇〇〇年的秋天，密西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当时的主任 Martin J. Powers 教授发信给校内做中国研究的同仁，说中心有一笔捐款可以用来从亚洲邀请一位学者来密大访学一学期，邀请来的学者只须教一门没有学分的小讨论班的课就行，其他时间可以自己做研究工作。 接到此信后，我唯一想要推荐的就是张亨教授。可是，中国思想并非我的专长，如果由我来推荐张教授很难成事。于是，我就把推荐张教授的构想跟当时在密大讲授中国哲学的同事 Philip J. Ivanhoe （艾文贺）教授提起。 我把亨兄赠送给我的论文集《思文之际论集》借给艾教授，并且请他特别先挑其中讨论《庄子》、《论语》、《荀子》的几篇来看看他认为是否合适推荐张先生来我校访学。 隔几天后，艾文贺写电邮给我，说他已经看了几篇张先生的论文，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学者，我们应该推荐他来中国研究中心作访问学者。同时，他主动表示愿意撰写送呈中心的推荐书，但要我也签推荐书，作为共同的推荐人。 经过中国研究中心的执行委员会审核后，我们的推荐很快就被接受，而亨兄也于二〇〇一年冬季顺利来密大访学一学期。对我来说，能请亨兄来密大访学一学期，是非常痛快的事情。因为我们亚洲语文系和中国研究中心一些做中国文化的教师及研究生，难得有机会亲炙像亨兄这么有学问与修养的学者。 另外，亨兄《王阳明与致良知》一书是他在密大访学这学期完成的。也许我们中心邀请他来访学，让他有相对的安静环境去完成该书的撰写，对此我也感到“与有荣焉”。 在书信里和口头上，亨兄总是以“顺夫兄”来称呼我。然而，亨兄跟我的关系要用“亦师亦友”来描述才恰当，才符合事实。 我从来没有选修过亨兄的任何课而正式当过他的学生，那么“亦师”这部分应该怎么说明呢？我在普林斯顿读书时，中国文学方面的指导教授高友工先生，是一个很奇特的明师（不只是名师而已）。他告诉过我不要只是依循他的路数，而要“转益多师”以开拓出自己做学问的道路来才行。亨兄是我多年“转益多师”后，所获得的少数几个楷模之一。 从结识亨兄因而有缘向他请益，到后来陆续熟读他的著作，我就一向心仪前面稍已述及的亨兄的审慎、深入、一丝不苟的治学方法与态度。亨兄治学的特色，还是他本人叙述的最为清楚。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思文之际论集》的序言里有如下文字： 这些论文探讨的问题虽然分散，但有三个基调可说：（一）大多试从具体的、个别的问题出发，思考其蕴涵普遍性的或思想史的意义。（二）尽可能依据原典或文本作直接的诠释。（三）这些诠释是在一个现代人的存在情境之下、无可避免的前理解中进行的。 从心仪到直接地去学习与效仿，是一个极自然的过程。我师承亨兄做学问的方法，有什么证据与结果吗？清华大学出版社于出版本人论文集《透过梦之窗口》前曾向国科会申请补助，而国科会请了张亨教授来审核并撰写一份报告。 亨兄于二〇一〇年底透过电邮寄给我他的“报告”（他谦称是“读书报告”！），说“此已事过境迁无匿名审查避忌问题”。且从亨兄的审查报告引几段来例证他对我的影响： 林书这十五篇论文分别讨论庄子、诗词、文论、艺术散论及小说，似乎各不相属，而以“透过梦之窗口”书名贯串之，不仅别致生动，而作者对文学艺术之理解与所终极关切之问题皆凝结其中。若挈裘领，使散篇汇为一体。 林书最大的特色是对原典文本的精密深细的解读与诠释。其研究的立足点已足以让读者信服。进而适当的、灵活的运用西方的文学与语言的理论，使论述坚实而精辟。如以布雷克曼等的“面具说”（页5）诠解庄子的“寓言”、“重言”等修辞设计。 同时，他对此说也加以讨论，并非泛泛地引用而已。或者借用音乐的“变奏技巧”来解释庄子的写作手法。（页103）等等。其参照、比较文学艺术理论的态度是开放的、既不主一家，也不任意附会。 事实上，他个人独到的洞见并不必借重任何理论。如他锐敏地发现“礼”是一般认为《儒林外史》没有布局的“叙事结构”（第十三章）等，都是作者潜深思考的成果。 林书对所研究的文本的相关资料，都有周详的探本溯源的考虑。特别像《庄子》以内、外、杂篇编在一起，如何辨识取舍，是大问题。林书于此非常慎重。从他的第二章评葛兰的英译，对葛兰把《天运》的第一段挪到《齐物论》去之类的评论可知（页36）。这并不同于一般的考证训诂工作，作者在运用这些数据的时候，都能显见其功力的深厚。 不过，作者对葛兰整理庄书的识见与贡献也曾加赞赏。进而追溯翻译理论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问题。至于因诠释《红楼梦》之梦因而追溯中西「梦」之理论。以明儒王廷相之说，对梦之本质的理解，实较佛洛伊德“更为精确”。（页350）其论述之客观可见一斑。 “报告”所论拙著对于原典文本的解读与诠释，以及对于文本相关资料的处理，正是我尽力师法亨兄的典范著作之处。 我曾经几次想直接跟亨兄提及，在思想知识上我从他获得的良多益处，可是每次话到口头又吞回去了。此中原因，就是我深怕谦逊如亨兄的儒者，一听我这样说，会立即驳斥的。 现在亨兄已经走了，我欠他的这个 intellectual debt 也已经成为一个永远无法直接支付的遗憾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