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苗怀明：“猜笨谜”还是“审慎之至”？（纪念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出版百年之四）

蔡元培的观点和方法在当时影响甚大，从《石头记索隐》的畅销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在，几年之后，蔡元培的红学新说受到了来自胡适、俞平伯等人的挑战。

胡适先生

鉴于蔡元培的特殊身份及其《石头记索隐》在社会上的较大影响，当胡适等人着手创建新红学，开始对先前的旧红学进行清算的时候，拿蔡元培来做靶子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正所谓不破不立。

因此，胡适这种批评对象的选择并非如有人所说的借此成名之类，两人之间的红学论争自有其必然性，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的一个必经步骤。

由于两人的身份都比较特殊，同为公众人物，自然很容易受到关注，其影响也超出了红学范围。

胡适与蔡元培围绕《红楼梦》展开的论战，不仅是红学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还意味着新、旧学术的一次正面交锋，在现代学术史上极具象征意义。

《红楼梦考证》手稿

这场论争是由胡适率先发起的。1921年，他在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的大力帮助下完成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在该文中，他虽然承认蔡元培“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但还是将蔡元培归入“附会的‘红学’”中的一派，认为蔡氏“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在猜“笨谜”[1]，并对其研究中的不合理与不严密处进行批驳。

蔡元培一直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属于索隐派中“之谨严者”，对胡适的批评自然不服气，要撰文进行反驳。

《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

稍后，1922年初，蔡元培在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写自序时，对胡适的批评进行了回应。这篇序文有一个标题，名为《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

在该文中，他明确表示，对胡适的批评“殊不敢承认”。一方面，他表明自己态度的审慎和方法的可靠：

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合影

另一方面，他又对胡适的批评进行反驳。他承认胡适“于短时期间，搜集许多材料。诚有功于《石头记》”，同时又表示：

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

他同时还列举了一些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加以进行说明，确认考证情节的必要。

《品花宝鉴》

针对胡适的“笨谜”之说，蔡元培认为这“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并以《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等小说为例，说明这些小说作品是可以索隐的，《红楼梦》也是可以索隐的。

在此基础上，他还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进行了批驳，他指出：

《石头记》自言著作者有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等，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曹雪芹。《石头记》中有许多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南巡一事，将亦有任意去取，没有道理之诮与？

蔡元培先生

针对胡适的《红楼梦》自传说，蔡元培认为：

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

他还举出一些曹家与小说中贾家事迹不符的例子加以说明。

最后他坚持认为：

鄙意《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

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

有趣的是，蔡元培在坚持己见的同时，也部分地接受了胡适的意见，同意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书中有曹家故事。

两相对比，胡适对蔡元培是全部否定，蔡元培对胡适则是部分否定，主张索隐与考证并存。两人一处于主动地位，一处于被动地位。

平心而论，蔡元培为自己著作所做的辩护是缺乏力量和说服力的，情节考证有必要，古代小说一些作品可以索隐，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要根据作品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并不能由此证明他的《石头记索隐》的正确性。

顾颉刚先生

他所总结出的三种方法：品行相类法、轶事有征法和姓名相关法，从本质上讲，前两种是附会，后一种是猜谜，这倒恰恰暴露了《石头记索隐》的致命伤，正如顾颉刚1922年3月13日在给胡适的书信中所说的：

若必说为性情相合，名字相近，物件相关，则古往今来无数万人，那一个不可牵到《红楼梦》上[2]！

当然，蔡元培为自己所作的辩护也并非毫无力量，他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阅读的影射索隐传统。

同时，他对胡适自传说的批评却是很有力的，指出了自传说的弊端所在。胡适用曹家的人物事迹来和作品相关描写进行对照，这何尝不是一种索隐，不过两者使用的方法不同而已。

胡适手迹

对蔡元培的反驳，胡适也做了回应。

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他承认“有几种小说是可以采用蔡先生的方法的”，如《孽海花》、《儒林外史》，但他同时又指出，“蔡先生的方法的适用是很有限的了。大多数的小说是决不可适用这个方法的”，随后引用了顾颉刚所说的索隐派两种前后矛盾及不合情理的理由。

随后，胡适强调了作者生平考证的重要性，指出它是情节考证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并再次呼吁：

要推倒“附会的红学”，我们必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来《红楼梦》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个大问题[3]。

胡适《红楼梦考证》

这个回答加上先前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应该说基本上批倒了蔡元培的索隐式研究法，蔡氏无法为自己作有力的辩护，也就没有再专门写文章进行回应。

1921年蔡胡之间的这场论战，是现代红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此胡适等人开创的考证派新红学取代索隐派，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索隐派红学虽然生命力顽强，但一直处于边缘状态。

蔡元培并非顽固不化的保守者，而是开风气之先的时代领军人物，他何以走上索隐之路，而在类似学术文化背景下成长的胡适何以能成为新红学的开创者，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蔡元培先生信札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史上一位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他曾是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后来成为开一代新风的现代教育家、政治家、学者。他顺应历史文化潮流，从一个典型的传统文人转变为一位新型知识分子。

他既保持了传统文人的特色，又具有现代学人的品格，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先锋，都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体现了这一时期过渡转型的特点。

就其学术研究而言，也具有这一特点。一方面，他积极汲取西方人文思想，游学德国、法国，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另一方面，他又沿袭传统的治学模式，以索隐的方式解读《红楼梦》。

胡适手迹

从蔡元培的身上，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学人面对学术转型的选择，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演进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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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以上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载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14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3第57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 胡适《跋〈红楼梦考证〉》，载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00、201、20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