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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言密意与托词幽情，“芸红之恋”与“宝黛之恋”的相互映照，曹雪芹爱情描写的边界性及其意义。 《红楼梦》的爱情描写，贾芸和小红（林红玉）的爱情故事，恐怕是除了宝黛之外，作者用力最多的一个。仅回目标明的就有两处，第24回《痴女儿遗帕惹相思》，第26回《蜂腰桥设言传心事》，情节延至第27回《滴翠亭杨妃扑彩蝶》。
根据脂批，两人的故事一直延续到贾府败落。这在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颇有意味的是，从姓氏说，这是宝黛之外的又一对“贾林之恋”，且红玉与黛玉同名。贾芸与小红之名，又与宝玉住处“绛芸轩”暗合。从身份看，林红玉是个家生女儿，与曹雪芹包衣世家身份暗合。 所有这些蛛丝马迹，都足以引起人们的探索兴趣：曹雪芹是否通过“芸红之恋”另有自己身世情感的寄托？即使对此难以找到答案，单纯的文本解读已经能够为人们提供丰厚的思想和艺术享受。 本文注意的是第26回回目《蜂腰桥设言传心事，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它第一次将芸红爱情和宝黛爱情置于一回中作对映描写的深意。 此回回目异文不多。仅甲戌本作《蜂腰桥设言传蜜意，潇湘馆春困发幽情》，梦稿本作《蘅芜苑设言传蜜语，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前者语异意同，后者改为“蘅芜苑”，与叙事内容不合，疑抄写错误。我们可以集中研读今本回目。
与宝黛青梅竹马不同，芸红爱情带有一见钟情特点。贾芸是贾府外的本家，“是后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儿子”（第24回）。林红玉是荣府管家林之孝夫妇的女儿，怡红院的三等丫头。他们的相爱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贾芸“容长脸，长挑身材，年纪只好十八九岁，生得着实斯文清秀”，在外书房等宝玉，“只听门前娇声嫩语的叫了一声‘哥哥’，贾芸往外瞧时，看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生的倒也细巧干净”，“说话简便俏丽”。红玉则知悉贾芸是“本家的爷们”，“下死眼把贾芸钉了两眼”，直到贾芸离开，“口里说话，眼睛瞧那丫头还站在那里呢”。（第24回）眼角留情成为初见相悦的标志。 曹雪芹从人性的角度看待和描写爱情。“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爱情追求者都是“正邪两赋”之人，但爱情本身却是人类追求自我幸福的美好天性。因此，他总是一面用写实之笔刻画性格描写世态；同时又用诗意之笔描写爱情。芸红之恋就是这样。
贾芸和红玉都是贵族社会下层人物，在充满利害关系利益争夺的环境里，有着各自的生存智慧和梦想。作为贾府外的“本家爷们”，贾芸善于向贾府权势人物奉承讨好，甚至不惜低声下气，只因宝玉一句玩笑话，就甘愿作十二三岁小孩的“儿子”。他因谋食无门借贷受舅氏冷落，却还体贴母亲，讲求交人信用。 家生女儿红玉“眼空心大”，“着实妄想痴心的向上攀高”，却在怡红院受到压抑，终于找到机会显露，受到王熙凤的赏识。他们都对世态人情有着各自的深切感受。“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这样透彻心骨的话，就出自红玉之口。从道德角度看，他们都各有缺陷，都是怀着明确的功利动机为改善自我和家庭命运努力奋斗的人物。 但是，芸红之恋却被作者写得美丽动人。虽然他们的处事方式是功利型的，但所迸发的爱情火花却是纯净，超功利的。 当他们一见钟情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一位贾府本家爷们和一个家生女奴的情感碰撞是否逾越了身份和礼教的界限，未来是何种结果。当他们眉目传情以手帕私相授受的时候，并没有顾忌“奸邪狗盗”的恶名，而是顺应着自己的内心情感去行事。
当然同时，他们又并不像秦钟与智能儿，茗烟与万儿那样，贪求“巫山之会，云雨之欢”。从性质上说，芸红之恋只是一种初恋的隐秘情感的交流，远没有达到突破“大防”界线那一步。 由于大观园环境的封闭性，比较贾芸，红玉更缺少与年轻异性接触的机会。作者也更注意从少女的角度描写初恋之情。特别是手帕丢失之后，她甚至幻想贾芸拾取两人对话的情景： 正闷闷的，忽然听起老嬷嬷说起贾芸来，不觉心中一动，便闷闷的回至房中，睡在床上暗暗盘算，正没个抓寻，忽听窗外低低的叫道：“红玉，你的手帕我拾在这里呢。”红玉听了忙走出来看，不是别人，正是贾芸。红玉不觉的粉面含羞，问道：“二爷在那里拾着的？”贾芸笑道：“你过来，我告诉你。”一面说，一面就上来拉她。那红玉急回身一跑，却被门槛绊倒。
庚辰本有回末总评云：“《红楼梦》写梦章法总不雷同，此梦更写的新奇。不见后文，不知是梦。”然而在现实中，在和贾芸一起护理宝玉养病时，她看见贾芸手中拿着的手帕，像是自己的，却不敢开口。弄得茶饭无心，恹恹似病。25回宝玉的关注，26回开头小丫头佳蕙的询问，都生动写出了红玉因思恋而焦虑的少女心态。 然而，所谓“蜂腰桥设言传心事”，实际描写却只有寥寥数句： 这里红玉刚走至蜂腰桥门前，只见那边坠儿引着贾芸来了。那贾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红玉一溜；那红玉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去一溜贾芸；四目恰相对时，红玉不觉脸红了，一扭身往蘅芜苑去了。 前面写红玉出神，有意等候，这里也只写两人“四目恰相对”的情景，并没有“设言”的内容。其实，奥妙就在“和坠儿说话”五字中。为了突出初恋男女眉目传情的动人画面，作者有意隐没，直到贾芸从宝玉处出来，与坠儿谈话时才补叙出来，这是一种高明的艺术技巧：
贾芸又道：“才刚那个与你说话的，他可是叫小红？”坠儿笑道：“他倒叫小红，你问他作什么？”贾芸道：“方才他问你什么手帕子，我倒拣了一块。”坠儿听了笑道：“他问了我好几遍，可有看见他的帕子，我有那么大功夫管这些事。今儿他又问我，他说我替他找着了，他还谢我呢。才在蘅芜院门口说的，二爷也听见了，不是我撒谎。好二爷，你既拣了，给我吧。我看他拿什么谢我。” 其实，所谓“设言”，就是在男女之间无法或者不便直接对话的情况下，通过与第三者对话告知对方的方法。 红玉对坠儿的话是说给贾芸听的。她希望确认贾芸拾帕，更希望贾芸意识到拾帕的意义。果然，贾芸心领神会，把自己的手帕换给了红玉，红玉又以感谢为名，向贾芸赠送了自己的手帕。一对青年男女，就这样以特有的浪漫方式完成了初恋仪式，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并不知情的小丫头坠儿秘密进行的。
当宝钗在滴翠亭扑蝶，不经意间听到红玉和坠儿谈话，为“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之人”的心机暗暗吃惊时，当林黛玉收到宝玉送来的旧手帕为“令人私相传递与我”而感到“可惧”时，贾芸和红玉早已迈出了勇敢的一步。这种不顾礼法规范和身份差距的自我抉择，确是一种觉醒和叛逆。尽管未来命运如何，他们无法把握。 第27回换帕之后，芸红之恋的故事没有向前延伸，但从脂批提供的线索看，二人却有一个很不错的结局，并且在贾府败落后有仗义的表现。 脂批屡称贾芸为“芸哥”，称其“孝子可敬，此人后来荣府事败，必有一番作为。”“芸哥可用。”靖藏本第24回前批云：“（醉金刚一回文字，）伏芸哥仗义探庵（监？）”[1] 又提到“狱神庙回有红玉茜雪一大回文字。”[2]特别是庚辰眉批称红玉为“奸邪婢”时，遭到署名“丁亥夏畸笏”驳斥：“此系未见抄没，狱神庙诸事，故有是批。”[3] 可见在作者曾经写出但后来“迷失无稿”的情节里，有“荣府事败”后，贾芸小红（红玉）茜雪等去狱神庙探监等内容。这不仅是对他们仗义报恩品行的肯定，也包含着对他们爱情结局的肯定。 这也说明，作者不止把芸红之恋作为“大旨谈情”的事例，而是放在贾府下层人物描写的大格局下，放在整个炎凉世态的大环境里，“情事”与“家事”“世事”相融相间，这就更加深了其描写的意蕴。
同样是情感的自我觉醒和追求，与《蜂腰桥设言传心事》聚焦平民和下层人物爱情不同，《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展示的是一对叛逆性的贵族男女的精神世界。 这里，没有“芸红之恋”遇到的环境阻隔，没有生存需求的物质生活压迫，对于宝黛，大观园是一个自由享受的生活乐园。在面临婚姻制度的未来压迫之前，他们更需要的是，挣脱自身的精神枷锁，并相互寻找到对方的精神契合点。 由于“金玉”之说的介入，以及性格差异带来的“求全之毁，不虞之隙”，这种寻索变得异常艰苦和复杂，因而宝黛之间似乎总有着无尽的纠葛，而《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却展现出诗意的宁静和温馨。 养病期间，贾宝玉更加百无聊赖。贾芸走后，袭人叫他出门散心：
说着，顺着脚一径来至一个院门前，只见风尾森森，龙吟细细。举目望门上一看、只见匾上写着”潇湘馆”三字。宝玉信步走入，只见湘帘垂地，悄无人声。走至窗前，觉得一续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往里看时，耳内忽听得细细的长叹了一声道：“每日价情思睡昏昏。”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将起来。再看时，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宝玉在窗外道：“为甚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了。 作者用笔之细可以从“顺着脚”三字看出，它写出宝玉潜意识对“潇湘馆”的神往，真所谓“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晏几道词句）。更令宝玉惊喜的是，他竟然听到了黛玉灵魂深处的爱情独白，而这种独白，又是借助他俩的“情媒”《西厢记》曲词传达出来的。 当黛玉在屋内细细的长叹“每日价情思睡昏昏”时，宝玉马上想到所有的潜台词。那是崔莺莺和张生佛寺相遇，隔墙酬韵后，莺莺对张生热烈爱恋的内心独白，见《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
（旦引红娘上云）自见了张生，神魂荡漾，茶饭少进-----【油葫芦】-----昨宵个锦囊佳制明勾引，今日个玉堂人物难亲近。这时节我坐又不安，睡又不稳，我欲待登临又不快，闲行又闷，每日价情思睡昏昏。 黛玉所接受的教养不允许她产生和表达对年轻异性的爱，而莺莺的唱词却引发了她的强烈共鸣，独处时的不自觉吟叹暴露了宝玉在平时两人纠葛中无法听到的黛玉内心秘密，难怪宝玉“心内痒将起来”，要掀帘进屋，明知故问了。 这是宝黛相处最为温馨和谐的时刻。黛玉从羞涩，到生怕宝玉离开的眷恋，和内心与宝玉合拍的激动；宝玉察知黛玉内心秘密的兴奋，“神魂早荡”，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二人正说话，只见紫鹛进来。宝玉笑道：“紫鹃，把你们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鹃道：“那里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袭人来。”黛玉道：“别理他，你先给我舀水去罢。”紫鹃笑道：“他是客，自然先到了茶来再舀水去。”说着倒茶去了。 宝玉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林黛玉登时撂下脸来，说道：“二哥哥，你说什么？”宝玉笑道：“我何尝说什么。”黛玉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爷们解闷的。” 一面哭着，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宝玉不知要怎样，心下慌了，忙赶上来道：“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别告诉去。我再要敢，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 在上回里，王熙凤曾经借“吃茶”喻女子受聘同黛玉开玩笑：“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并且指着宝玉说：“你瞧瞧，人物儿，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儿配不上？那一点还玷辱了谁呢?”作为贾府当权人物如此当众把宝黛相配，其意义可知。
当时宝玉非常兴奋，“拉着林黛玉的手，只是嘻嘻的笑，心里有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然而由于突然发病，故事在此中断。这时，宝玉要紫鹃倒茶吃，实际上是有意回应王熙凤宝黛相配的玩笑，暗示他的婚姻愿望。黛玉心知，故意岔开；紫鹃不明，仍去倒茶。 对话很有戏剧性。宝玉此时无法抑制内心上扬的激情，也借《西厢记》曲词说了一句。此句出原剧第一本第二折，当时张生见到了红娘，对她的举止端详，聪明可爱很有好感，背着红娘说了几句： （末背云）好个女子也啊-----【幺篇】“若共他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他叠被铺床。”[5]
语言虽然轻佻，但这是莺莺红娘都不在场时唱的，尚不失其分寸。然而宝玉却当着黛玉紫鹃的面，并把唱词改作“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这就把爱情表白变成赤裸裸的欲望挑逗宣泄了。 这当然严重伤害了黛玉的自尊心，引起黛玉极大的反感。宝玉醒悟，赶忙道歉。这一段两人对话的“你才说什么”“我何尝说什么”与前文恰好来了一个调转，巧妙地写出角色的主动被动位置变化和气氛的戏剧性突转。 而这一切，又由于袭人转来“老爷叫”的信息而中断，黛玉的心情则由恼怒生气又变为对宝玉的关心悬望。它表明，爱情乃是宝黛情感关系坚不可摧的根本力量。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与“西厢记妙词通戏语”遥相照应，都以《西厢记》为语媒，都充满诗情画意，旖旎柔情，也都有性格冲突和剧情突转。一方面是双方内心隐秘情感的温馨交流，另一方面则是黛玉人格自尊对宝玉纨绔习气的冲击。它使宝黛爱情在和谐与冲突的双重纠结中不断向更高的境界升华。
“彩笔辉光若转环，心情魔态几千般。写成浓淡兼深浅，活现痴人恋恋间。”[6]曹雪芹是爱情描写的圣手。他善于描写各种人物，各种形态的爱情。在第26回的相互映照中，设言密意，托词幽情，平民儿女爱情热切而真率，贵族儿女爱情优雅而含蓄，情感的私密形式和内容也各有其生动表现。 人们普遍重视曹雪芹爱情描写的卓越成就，但很少注意其爱情描写的边界意义。就芸红之恋而言，虽然贾芸仍在贾府活动，红玉也从怡红院来到凤姐身边，但芸红之恋到27回互赠手帕传情以后，80回之前并无后续描写。
另一个颇为动人的爱情故事蔷龄之恋在30回“龄官画蔷”和36回贾蔷放雀的精彩描写后，也戛然而止。 虽然贵族家庭的环境条件和礼法规范对爱情的发展有着严重的压迫限制，但爱情追求者往往能够以各种形式冲破这些限制，从芸红之恋的结局看，他们是坚持了自己的追求的。为什么却没有写下去而留下大段空白呢？看来，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作者的意愿。这就有必要探索其创作意图。 曹雪芹在小说第一回多次声明自己的创作意图，与当时流行的各种不良风气划清界线。他严肃批判才子佳人小说“千部一面”，且“不能不涉于淫滥”；批判“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在申述“大旨谈情”的主旨时，他特别指出“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定偷盟之可比”；在与历来风月故事比较时，又批评说：“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
可见，“发泄儿女之真情”，乃是《红楼梦》“大旨谈情”的要义。“不涉于淫滥”乃是其爱情描写的创作底线。这就使他在爱情描写时，往往把笔墨集中于少年男女的初恋，芸红之恋，蔷龄之恋皆如此。 这也许是因为初恋情感更为纯净，而热恋却难免出轨。从艺术描写上，则很容易滑入“偷香窃玉，暗约私奔”的熟套，并且“不能不涉于淫滥”，而这这是曹雪芹所批评和拒绝的，逾越其创作边界，故为作者所不取。（本人就看到有续写者写芸红偷情而为贾府所逐故事。） 颇有意味的是，宝黛爱情虽用力甚多，但也以34回“赠帕定情”为一收束（张新之评“为黛玉作一束”，姚燮云“是乃大交关处”），与芸红之恋止于27回换帕同一机杼。[7] 而且从“共读西厢”“潇湘春困”等情节可以看到，正是黛玉的人格尊严和自洁情操对“淫滥”的拒斥对宝黛爱情的提升，把袭人对宝黛“难免不才之事”的担心击得粉碎（32回），体现着曹雪芹爱情描写边界意识的严肃性和清晰性。 这绝不是用“发乎情，止乎礼义”之类的传统道德观所能解释的。53回的贾母议论已经表明“礼义”对男女之情的绝对排斥。所谓“边界”，不是礼教规范的限制，乃是“情”的追求者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
曹雪芹并不否定合乎人性的“既悦其色，复恋其情”的“巫山之会，云雨之欢”，在小说中也有所描写，如秦钟与智能儿，司棋与潘又安，甚至茗烟与万儿，但也写出各自可议之处。 这些故事，也许仍大体属于“戒妄动风月之情”的《风月宝鉴》，而非“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的描写范畴。 司棋事发后敢于担当，“毫无惭愧畏惧之色”诚然可敬，但男女赤裸相抱的绣春囊确实属于市井淫滥之风的色情物品（今天亦如此认定），因此引来抄检大观园和晴雯等一众丫鬟的灭顶之灾，主事者难逃罪责，致祸者能辞其咎吗? 曹雪芹所追求的“儿女之真情”，是人性本能的升华和超越。这是理想的爱情观和人性观。宝黛之恋，芸红之恋，蔷龄之恋，乃至“假凤虚凰”的藕菂之恋（58回），尤三姐的痴恋，就是体现这种追求的艺术群像。
曹雪芹爱情描写的边界意义，不止在对当时淫滥之风和风月笔墨的批评和矫正，更是以理想的爱情观和人性观，作为迷失者的引领。无论过去，今天和未来，它永远走在前方。 2018年7月22日写定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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