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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新:王冕是《儒林外史》中所有读书人的参照系

 古代小说网 2020-11-29

名士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类型,古代典籍中,这一称谓层见叠出,含义也纷纭不定。或指德高望重而隐居不仕的人;或指有才名而尚未出仕的人;或指所有得名早于得官,得名并非由于得官的人;或指那些具有名士风度的人。

程十发绘吴敬梓像

所谓名士风度,正式形成是在魏晋时期,其含义也大致相当于魏晋风流。这种风流的最高境界是深情,真率,襟怀冲淡,以品行、识见或才学而知名;而外在表现则可用狂、逸、怪、侠四字加以概括:

对四平八稳的乡愿的不屑构成豪宕不羁的“狂”的风度;对缺少生气的芸芸俗众的抗争构成浪漫潇洒的“逸”的风度;对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超越构成脱略形骸的“怪”的风度;对圆滑世故的谦谦君子的背离构成高立崖岸的“侠”的风度。

狂、逸、怪、侠,这是名士阶层具有标签意味的行为方式,我们所说的名士就是指具有这种行为方式的“士”。

吴敬梓对魏晋风流至为向慕,程晋芳《寄怀严东有》诗说:

敏轩生近世,
而抱六代情。
风雅慕建安,
    斋栗怀昭明。[1]

吴敬梓白己也经常以六朝名士自比,《移家赋》这样描写他移居南京后的纵心肆志的生活情趣: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常扪虱而自如,乃送鸿而高视。[2]

“扪虱”是用王猛的典故,《晋书·王猛传》载:桓温入关时,王猛披褐去见,“扪虱而言,旁若无人”[3]。后来。“扪虱而言”成为显示一个人任诞不羁的典型细节。

“送鸿高视”取嵇康《赠秀才入军》第十四首诗意:“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4]“送鸿高视”也是表现一个人风神气韵异于寻常的重要词汇。

其他如吴敬梓《买陂塘》词自述:“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5]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写他“有时倒著白接籬,秦淮酒家杯独持。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6]都见出他对魏晋风流的服膺之情。

吴敬梓《文木山房集》

但《儒林外史》将故事的年代托为明朝,这就排除了选择魏晋名士来“隐括全文”的可能性。吴敬梓于是就近取材,他看中了元末明初的王冕。

王冕是元末的著名诗人、画家。比他小23岁的宋濂第一个为他作传,从宋濂《王冕传》,我们了解到,王冕确有些怪诞:

 母思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小儿竞遮道讪笑,冕亦笑。[7]

 

《儒林外史》中的王冕,比这更为惊世骇俗:

陈子毅绘《王冕画荷花》

 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

何以要这样怪模怪样的呢?没别的用意,只是要让世人晓得他王冕是个目空千古的豪杰。

魏晋时代的许多高自期许的名士,便常以怪诞的言行震慑世俗,或藉以引起世俗的关注,他们是王冕的老师。

比如:刘伶常常纵饮,无拘无束。有时居然脱去衣服,在房子里赤身裸体,别人讥笑他,刘伶却说大地就是他的房屋,房屋就是他的衣服裤子,并问别人,干嘛钻到他的裤子中来?这故事见于《世说新语·任诞》。

王冕绘《雨中山水》

故意惊世骇俗,意在表达对世俗的不屑。这是个体自豪感的呈现。魏晋名士如此,王冕亦然。他高自标置,志气宏放,其尊严容不得世俗的玷污。所以,假如有谁把他视为可用利禄收买的庸人,他便会不留情面地加以还击。

宋濂《王冕传》记下了他玩世不恭的“狂”举:

 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史,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每居小楼上,客至,童入报,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马上求见,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楼长啸,使者闻之惭。[8]

刘旦宅绘连环画《王冕》

《儒林外史》未写王冕骂人和戏侮部使者的情节。但时知县来访,他故意让牧童秦小二汉谎称“他在二十里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也正是“怠慢”得紧。秦小二汉的出场尤为风趣:

知县正走着,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水牯牛,从山嘴边转了过来。

秦小二是受王冕之托来“撒谎”的,“倒骑水牯牛”,含有不想正眼看时知县的意思。

为什么不想正眼看这个七品芝麻官?不是因为他的官小,而是因为他是个混账的官,王冕说得明白:“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我为什么要相与他?”这就赋予了王冕之“狂”以深厚的内涵。

宋濂《王冕传》强调了王冕的“逸”,即隐逸,其中有一节专写他携妻子儿女隐居九里山的生活:

儒林外史》邮票设计者沈宁签名盖章原地封

 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蓬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9]

同时,宋濂也突出了王冕的用世之志:

尝仿《周礼》著书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观,更深人寂,辄挑灯朗讽,既而抚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10]

在宋濂看来,王冕的隐居,其性质近于孔明而异于陶渊明:他期待着明主的赏识,向往着建功立业。

何绍基书王冕诗

但清初朱彝尊已不满于宋濂的描叙,他重写《王冕传》,着力塑造一个没有用世之志的隐士:朱元璋听说了王冕其人后,打算任命他做咨议参军;但王冕却在正式任命之前死去了。

为什么会突然去世呢?朱彝尊以为,“盖不降其志以死者也”[11],也就是不愿与朱元璋合作,迫不得已,只好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高洁。

朱彝尊笔下这个将隐的品格贯彻到人生终点的王冕,当然更合吴敬梓的口味。闲斋老人说《儒林外史》“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辞却功名富贵”,非隐而何?

所以,《儒林外史》采用了朱彝尊的说法:当朝廷派人来授王冕咨议参军之职时,王冕已逃往会稽山,他隐姓埋名,后来得病死去,“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

王冕绘《孤山雪梅》

毫无疑问,元末的历史人物王冕不愧为真正的名士,《儒林外史》也是将他作为名士来塑造的,只不过进一步强化了他的“逸”的品格。

这表明,吴敬梓并不鄙薄名士,他鄙薄的只是那种并无真本事,并不清高,却借着狂、逸、怪、侠的外在举止骗得高名的人。

真名士与假名士的区别,关键不是外在的行为方式,而是内在的素质:他真的淡泊宁静,可以坦然“辞却功名富贵”吗?他真的秉赋有超世拔俗的才具吗?“是真名士自风流”,假名士则最终免不了露馅。

吴敬梓用“不独不要功名富贵,并且躲避功名富贵”的王冕来“隐括全文”,这个参照系的选择提示读者:《儒林外史》将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作为评价人物的核心标尺;在狂、逸、怪、侠诸种人格因素中,“逸”格外受到重视。

邮票《王冕画荷》

滚滚红尘中,一个可以超然于名利之外的人,才是吴敬梓所敬仰的,才够得上做知识阶层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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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程晋芳:《勉行堂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3册第286页。

       [2]吴敬梓:《文木山房集》,《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428册第444页。

       [3]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930页。

       [4]嵇康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6页。

       [5]吴敬梓:《文木山房集》,《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428册第467页。

       [6]金兆燕:《棕亭诗钞·寄吴文木先生》,《清代诗文集汇编》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44册第173页。

       [7]宋濂:《芝园后集》,《宋濂全集》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74页。

       [8]宋濂:《芝园后集》,《宋濂全集》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74页。

       [9]宋濂:《芝园后集》,《宋濂全集》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74页。

       [10]宋濂:《芝园后集》,《宋濂全集》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74页。

       [11]朱彝尊:《曝书亭集》,《清代诗文集汇编》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16册第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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