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书以英美聊斋学为研究对象，采用汉学与国学双向阐释的研究思路，希冀促进中外聊斋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一方面，由学理研判与译本（文）本身出发，以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视野，综合考量译介文本的移码、译风、意图、性别观、翻译策略、注释方式等；另一方面，延伸至聊斋相关评论、影像、图像等此前被忽略的重要环节上。 全书运用互证法与对读法，拈出若干问题域，使得不同层次与区间的文本间形成强劲的话语对流，从而形成国学与汉学间批判性对话的格局。  《聊斋志异》(Strange Tales from Liaozhai)一书作为齐鲁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一种代表，一直以来受到国外汉学界的积极关注，是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的典范之作。 19世纪40年代迄今，以英美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华裔学者以及本土汉学家、影评人、艺术家为主体的海外学人构建出《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翻译、评论、研究与传播的一个独特话语谱系，我们兼而并蓄，统称为“英美聊斋学”（the Anglo-American Studies of Liaozhai）。 具体言来，“英美聊斋学”涵摄多方面内容：聊斋翻译、聊斋评介、聊斋研究，以及聊斋以电影、纪念币、烟卡等图像形式[1]为载体的传播。考虑到英语语言文化圈内部的流通与互动，本研究的对象，在范围上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地理概念上的英美两国，澳洲与加拿大自不待言，乃至其他地区以英文为载体的相关文献亦有所旁及。 海外的聊斋学因置于异质文化语境，对若干问题的识见与论述往往颇有新见，其相关成果可使我们得窥别样的研究方法和具体观点。以英美聊斋学为借镜，可为我们重新认知与评价《聊斋志异》的特质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以及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和价值提供一种参照与标准。 而且作为异域话语系统，“英美聊斋学”之于国内《聊斋志异》的翻译与研究、聊斋与大众传媒手段的嫁接，进而对于如何将《聊斋志异》进一步推向世界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早期国内学界由于囿于传统偏见，对《聊斋志异》之外传缺乏必要之研究。如辜鸿铭早于1915年《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便曾提及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bert Allen Giles）的聊斋英译，但片面以为翟理斯眼力不高，《聊斋志异》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流之作，迻译价值不大。[2] 但事实是，《聊斋志异》在诸多国度广为传布，是中国古典小说中被翻译为外文最多的一部。20世纪80年代以来，《聊斋志异》外传的学术价值愈发引起国内学者的观瞩。原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王丽娜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二辑）发表研究论文《略谈<聊斋志异>的外文译本及民族译本》，梳理《聊斋志异》外传之轨迹，而后其所辑译《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版）辟专章详列聊斋海外译介与研究相关版本目录，实为开创之功，泽被后学，嘉惠学林； 再有张弘教授《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版），黄鸣奋教授《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版），均有某些章节中枚举了《聊斋志异》在英美的翻译、评介与研究文献。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以论文形式对《聊斋志异》在海外的流播之梳理者，成果甚夥，亦不乏可圈点者。[3] 在前人研治基础上，本研究尝试于以下方面加以着力： 首先，进一步拓宽研究对象的外延。 这一方面体现在多数的论文所选择或者侧重探讨的是翟理斯、梅丹理(Denis Mair)和梅维恒(Victor Mair)兄弟的译本，较少有研究论文涉及到澳洲汉学家邝如丝（Rose Maud Quong）的译本、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的译本以及美国汉学家宋贤德（Sidney Sondergard）的译本；英国学者早期的译作，如英国外交官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阿连璧 (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于19世纪发表的译文；英国华裔汉学家张心沧（H.C.Chang）的译文。 此另，现有成果偏重于纸质文本的考察，而少有人关注聊斋以其他媒介形式的跨文本传播。聊斋，如清代评点者冯镇峦所言“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竟传矣”。可以说，《聊斋志异》自行世以来，以之为题材改编而成的戏曲、影视剧不可胜数。 而尤以胡金铨的《侠女》（A Touch of Zen），李翰祥、徐克、程小东、叶伟信等先后执导的《倩女幽魂》（A Chinese Ghost Story），以及陈嘉上、乌尔善执导的《画皮》（The Painted Skin）等聊斋题材电影风靡海外。再者，聊斋故事中的传奇人物，特别是狐仙鬼女与书生间的浪漫爱情故事，也成为英语世界纪念币或者香烟卡上所绘制的图像。故而，以图像这一大众传媒形式为载体的聊斋题材内容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其次，不再单纯停留于对英译本翻译技巧的探讨或套用某一西方翻译理论来考察聊斋译本。 聊斋译本研究，稍加留意不难发现，不乏诸如“某某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某某翻译理论视域下的某某聊斋译本研究”。 中国文化典籍的外译研究，需要对相关译作，特别是母语是英语的海外汉学家的译文或译本的翻译技巧加以探讨，细查汉学家译者在中英两种语言之间的自由切换与英文表达技巧，由此为典籍外译提供若干有益的可操作性方法，就此一点而言，目前国内学界，特别是翻译学界对之所开展的相关研究已是粲然可观。 诚然，此类研究的实践价值不言而喻，但中国的典籍外译不应该仅仅是一项语言层面的转换工作，还涉及典籍在另一语言语境中的传播、接受以及对他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而中国典籍借助于外译，在他国的接受与影响反过来又会对我们理解本国典籍的文化价值与文化蕴含提供一种启示与参鉴，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中国典籍、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故而，以典籍载体在中西文化间所开展的应该是一种“双向互动”，是动态而多维度的，并非仅仅停留于语言间的转换。这必然要求我们对其的研究要超离已有的以翻译技巧和翻译效果为主的论讨。 另外，借鉴西方的翻译理论对中国典籍外译加以考察，似乎成为一种惯习，但是这种借鉴应尽量具有针对性与适用性，若单单挪用某一个貌似“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来阐释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往往使得一个活生生的翻译文本沦落为验证西方翻译理论的跑马场，充其量也只是揭橥该译本与其他译本见的某些共性，恐怕并不能真正发掘和揭示汉学家某一译本的特色与个性，反多有圆凿而方枘之弊，且对于典籍外译的理论探讨也并无多少益处。 本研究在对汉学家的译本加以考察时，并不排斥中外翻译理论，尝试依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尽可能切合当地使用，抑或综合“化用”某一些翻译理论，更多地尝试从某特定译本中抽绎出某些关乎典籍翻译的研究方法甚至是理论思考，以期揭橥个别聊斋翻译文本独特之处。 由此，对百余年来聊斋学在英语世界的生成与存在尽可能加以谱系梳理，全面地爬梳与寻绎《聊斋志异》外传的理路与规律，方可行之有据为《聊斋志异》乃至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镜。 这一方面，要突破实证调查的软肋，尽可能就聊斋译本、聊斋题材电影在英美等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与后期反响开展实证研究。 考察各重要聊斋英译本在英美乃至全球等各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各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在亚马逊、“Goodreads”等国外网站媒体的读者评论，以及其中所展现出的读者审美趣味与阅读偏好，对译本被海外学者征引、或被其他海外同行学者以书评形式加以评论等的情况，进行清理； 而前文所提若干《聊斋志异》题材的电影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亦可由若干票房数据、专业影评（critic reviews）与普通观众评论（audience reviews）入手，一览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而这对于了解某一聊斋译本或聊斋题材电影的传播与具体接受，对于为聊斋“走出去”寻绎规律与策略皆是不可或缺的。 基于此，本书有以下几点尚需在开篇之前做出交代。 在研究内容上，长时段地梳理与评述《聊斋志异》在以英美为主的英语世界传播与受容的历史状况，划分出文字形式的传播与图像形式的传播两大类型，具体着眼于汉学家的聊斋英译、汉学家关于聊斋的评论与研究，以及聊斋题材电影、聊斋题材纪念币、聊斋题材烟卡的传播等关键点，以点带面，尽可能展现一个半世纪以来英美聊斋学，乃至聊斋学在整个英语世界的概貌与特色。 在研究方法上，尝试汉学与国学间的双向阐释法，以聊斋学为中介，以求中西间互相生发。海外汉学与国学具有共同的研究客体，其差异性则是由不同的研究主体所引发的。 就本研究而言，《聊斋志异》是海外汉学与国学共同研究的对象，但是海外的汉学家与国内的聊斋研究学者却因分处于不同的文化语境，拥有不一样的知识背景，而产生了不同的问题意识与不同的观察问题角度，二者间的研究成果往往各有千秋，这其中不乏洞见和偏见。 而本书力图沟通二者，促进“自我”与“他者”间的学术对话，以期增进国内外聊斋学界间的互通、互解、互识。这是海外汉学研究不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或者国学研究的独特之处，也是海外汉学研究之所以存在的另一重要价值维度之所在。 在研究目标上，考虑到《聊斋志异》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范之作，在研究中着重于《聊斋志异》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英语世界的传播路径、接受状况，揭橥其中所蕴含的“走出去”的策略与有效方式。 故而，对于《聊斋志异》的译介，尽可能考察译本在海外各大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在国外社交媒体上的读者反应情况、译本的被引与在学界的相关评论情况。对于以电影、纪念币、烟卡等大众传媒形式的聊斋传播，尽可能地搜集相关文献，盘点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包括传播的历史进程、缘由、相应的效果等，由此探讨其对《聊斋志异》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历史与现状观之，作为古典名著的《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以译介形式为主。专业的学术研究尚有待加强，这一点与国内聊斋研究界的情况颇有些相仿。 这一方面体现在缺少稳定的聊斋研究队伍、聊斋研究学者，其中包括英美本土学者和华裔学人，起初以聊斋为题谋得博士学位与教职，而后却又转向了其他研究领域或方向，不再执着于聊斋研究；[4] 另一方面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偏少，一些著述仅仅在论述中国文学、历史，特别是明清文化史或者小说史，对聊斋有所提及，公开出版的聊斋研究专著寥若晨星。且今日观来颇有学术价值者，亦即前文所述，国内著名聊斋研究专家袁世硕先生所着力推介者有美国芝加哥大学蔡九迪（Judith T. Zeitlin）教授所著之《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Historian of the Strange: Pu Songling and the Chinese Classical Tale, 1993)一书，本书将其中精彩章节译出，并加以导读，与本书其他诸如《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第一部全译本译者宋贤德教授的一篇译序以及翟理斯、邝如丝、梅丹理、闵福德等的《聊斋志异》节译本相关篇目对照表等相关内容一并附于文后，以飨读者。 其他的聊斋著述，因散落于各类明清文化史研究成果之中，抑或是未曾公开出版发行，尚需笔者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再行细细研究后另请各位读者指教。[5] 最后再需赘述几点，本书各部分之间，虽着力点不同但需同一材料加以佐证者不在少数，若干例证乃笔者细读得见，不忍割爱。化用刘勰《文心雕龙》所谓：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故也望读者诸君莫要嗔怪。 此外，因《聊斋志异》这一小说名在本书中反复出现，故出于行文之便，也简称《聊斋》或直接以聊斋二字称之。 另，本书中的聊斋引文参考了张友鹤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并参酌了岳麓书社2002年版标点本以及朱其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最后，书中附录部分的引文，也恕不一一标注出处。  本书系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英美聊斋学研究”（批准号13YJC751046）的最终成果。 这里要感谢教育部以及学界各位评审专家的委托与信任，作为齐鲁乃至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优秀代表，《聊斋志异》“走出去”必将带动西方世界对山东的关注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而西方汉学独特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也必将促进国内外聊斋研究的对话，从而有利于中西间的互解与互识，建构聊斋学的中外学术共同体，而这也正是本课题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学界诸多学人的襄助与关怀，而在我的海外汉学研究道路上，需要感谢各位学界前辈和同辈学者一直以来的关心、帮助、支持与呵护！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我的家人，多年来对我的研究工作一如既往地提供着最重要的支持和理解。 感谢黄卓越先生赐序，使拙著蓬荜生辉！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言述他创作《聊斋志异》时的凄凉之境，“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而今读来，深得吾心！不及而立之年便醉心海外汉学，着力于聊斋的外译与传播研究，十年来在求学与教学之余苦心经营，今书稿终成，揽镜自照，蓦然间华发已生。 书稿杀青后又反复通读校正，忽然有一夜我梦到蒲松龄，他说来济南访友。依稀记得我们在一个花园里相遇，他说要带我去蒲家庄看看柳泉。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蒲公彼时的感喟，也正如我此时的心境。 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不弃，刘芳博士的精心编辑与多方协调，付梓成书。即便如此，书内还会有些不尽人意之处，也恳请四方同人、读者批评指正！ 任增强 2019年深秋于泉城桂花园 任增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兼任文化部-北京语言大学共建“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高校海外汉学研究学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汉学。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在《国际汉学》《汉学研究》等发表论文多篇，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或转载。 上下滑动查看注释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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