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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锋专访 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 一个间谍，如何造就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一条疲秦大计，如何成为强秦之策？”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书名：《天下第一渠》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820号 作者：白描 出版社：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我在北京曾很长时间居住在新街口豁口大七条内。大七条对面，是什刹海西海，也叫积水潭。积水潭西北有座小岛，那是我经常散步的地方。 小岛上有个汇通祠，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旧称法华寺，又称镇水观音庵。清乾隆年间重修，改名为汇通祠。20世纪80年代辟为郭守敬纪念馆，纪念我国元代著名天文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的历史功绩。正是通过这个纪念馆，我了解了郭守敬，了解了郭守敬与元代治水、与积水潭的关系。 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利用什刹海的水系修建大都，并以什刹海的东岸为大都城的中轴线建城。当时元朝政府从南方调运大批粮食到北京，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水路，但大运河只通到通县，从通县到北京，全靠陆路运输。在阴雨连绵的季节，人畜的疾病死亡和粮食霉烂糟蹋非常严重，使元朝统治者感到十分棘手。郭守敬向元世祖建议从北京至通县开挖一条新运河和大运河相连，以解决从南方至北京的水路运粮问题。元世祖采纳了郭守敬的建议，由郭守敬主持修建新运河。自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开工，到至元三十年（1293年）完工，元世祖将此河命名为“通惠河”。最早开挖的通惠河自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经瓮山泊（今昆明湖）至积水潭、中南海，自文明门（今崇文门）外向东，在今天的朝阳区杨闸村向东南折，至通州高丽庄（今张家湾村）入潞河（今北运河故道），全长八十二公里。其中从瓮山泊至积水潭这一段河道在元代称为高梁河。 通惠河开挖后，行船漕运可以到达积水潭，因此积水潭，包括现今的什刹海、后海一带，成为大运河的终点。商船汇聚，千帆竞泊，热闹繁华。来自全国的物资商品集散于积水潭码头，使得其东北岸边的烟袋斜街和钟鼓楼一带成为大都城中最为繁华的闹市。积水潭不光是漕运的总码头，也曾是皇家的洗象池。来自暹罗、缅甸的大象，作为运输工具和宫廷仪仗队使用，每当夏日，驯养员会带领大象到积水潭洗浴。除了商贾云集，海子的水色湖光也吸引了四方游人骚客，在岸边的歌台酒榭中吟风弄月，盛况空前。 在开凿通惠河之前，郭守敬已经主持修复了沿黄河的许多河渠。其中有长二百公里的唐来渠，长一百二十五公里的汉延渠，以及其他一百公里长的大渠十条，又支渠六十八条。这些河渠的修凿，可以灌溉九万多公顷的土地，对雨量比较稀少的西北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极大效益。郭守敬修复这些河渠所采取的工程技术措施，也具有很高水平。他在各河渠河水入口处的附近设有滚水坝，水涨的时候就从坝上溢出，以削减水势。过了滚水坝，又设两三个退水闸，水小的时候闭闸，大则酌量开闸，以调节水量。过了退水闸，才是渠道的正闸。不能不说，这一套闸坝的设计非常先进。 在郭守敬纪念馆内，我看到对郭守敬治水功绩的介绍，除此之外，还看到对元代水利事业的介绍。有元一代，对水利建设十分重视，中央设都水监，地方置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整个元代的水患时间比宋代有所缩短，而遏制水患的水利工程全面跟进，远胜宋代。据王祯《农书》里《灌溉》一章提到，“官坡官塘，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祸水荡，难以数计，大可灌田数百顷，小可灌田数十亩”。明人薛尚质曾针对明代水利失修的状况发出抚今追昔的喟叹：“元人最善治水！” 其实，元朝这个从草原走出的蒙古人以铁骑征服天下建立的王朝，对农耕文化的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元太宗窝阔台即位蒙古帝国大汗后，当时近臣别迭等认为：得了汉人也没有什么用处，不如全部驱杀，使中原草木茂盛，成为牧地，也好放牧牛羊。主持执掌中原地区赋税事宜的耶律楚材劝告窝阔台，在这样广大富饶的地方，什么东西求不到？怎么能说没有用呢？他反对改汉地为牧场，建议在中原地区颁行《便宜一十八事》，维持原来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建立赋税制度，征收地税、商税以及酒醋盐铁等税。窝阔台同意他试行。1230年，耶律楚材奏立十路课税所，正副使都委派儒生担任。他并奏请军、民、财分职，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这些都遭到蒙古权贵和汉人王侯的强烈反对，但课税所还是坚持了赋税的征收。第二年秋天，窝阔台到西京（今大同），耶律楚材已将征收到的银、币和米谷簿籍陈放在大汗面前，一共白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窝阔台大喜，赞叹道，你的本事真大，不知道南国是否还有你这样的人才！当天将中书省印授给耶律楚材，让他负责黄河以北的政事。 元代除郭守敬这样名垂青史的水利专家之外，还有许多兴修水利造福一方的贤臣能吏，各民族都有。如“南人”任仁发，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奉命疏浚吴淞江，被授都水监丞；武宗至大年间，参与修凿通惠河、会通河等工程，因功劳显著，升任都水少监；后又主持修浚黄河归德（河南商丘）决口、浙东海塘、镇江练湖、吴淞江旧河及乌泥、大盈二河等水利工程。《浙西水利议答录》是他多年从事水利工作和主持浙西水利建设的心血结晶。如蒙古人哈剌哈孙，他曾以太傅左丞相行和林省事，疏浚古渠灌溉田亩数千顷，对发展漠北畜牧业与屯田起了积极的作用。漠北当时在他的良好治理下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元廷因此赐予大帐，待遇如诸藩王。后来哈剌哈孙积劳成疾，五十二岁卒于任上，归葬昌平县（今北京昌平西）。元廷后追赠其为推诚履正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顺德王，谥为忠献。如女真人乌古孙泽和其子良桢，父子两代在南北兴修水利，成为元朝著名的水利世家。乌古孙泽曾在海南组织当地群众创建了一个灌溉系统，以三条溪水为源，在三溪的上游疏浚了一个大湖，又新筑陂堰四千余丈，沿湖和沿陂修筑大堤，并在湖陂大堤上建起石闸石座，以控制湖陂用水。灌区开挖了一条长八千七百六十余丈的干渠和四条支渠，支渠全长一万三千六百五十余丈。干渠上还建有八座闸门，以便控制各支渠水量分配。与此同时，还对海塘进行了修缮，以阻挡海潮的侵袭。这个设施相当完备的灌溉系统工程建成后，用淡水洗碱舄卤和灌溉，使濒海万顷土地尽成膏腴。海南百姓深受惠泽，于是把他誉为当代良臣西门豹和史起，还编了一首赞颂他的民歌：“舄卤为田兮，孙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长我秔稻。自今有生兮，无旱无涝。”又如塔吉克人赛典赤，在云南任职六年，很注意发展水利事业。在他主持下，修建了松华坝、南坝，疏浚或新开了盘龙江、金汁等六河。又修筑河堤、水闸，控制水流，凿通滇池西南的海口，使湖水可以排出。这不但减轻了水患，扩大了灌溉面积，而且因排泄了湖边积水，增加了良田百余万亩。赛典赤死后，不仅云南“百姓巷哭”，就连交趾王都遣使致祭，用“生我育我，慈父慈母”这样的祭文来哀悼他。还有贾鲁，他治理黄河的历史功绩空前。当时，“黄河决溢，千里蒙害，浸城郭，漂室庐，坏禾稼，百姓已其毒”，贾鲁经过实地考察，采取了较科学的治理方法。他采取了疏、浚、塞并举的方法，先疏后塞，然后引河东行，使复故道。所谓疏、浚，就是把淤塞的故道疏通。其疏浚故道二百八十里，其深者达二丈二尺，宽者达一百八十步，并采用了相停、相折等古算法取平地势。所谓塞者，就是把白茅决口堵塞住，引河水入故道。整个工程先把故道疏浚好，然后堵塞决口放水入之，这样就避免了水中作业。整个疏浚工程完成后，最后堵塞决口。贾鲁创造了石船堤障水法：用二十七艘大船组成三道船堤，每堤九艘，用铁锚固定船身，并使三船堤连为一体。船中略铺散草装满石子，以合子板钉之，同时下沉，船堤上再加草埽三道。最后合龙时，水势暴涨，船基撼动，观者以为难合。而贾鲁镇定自若，指挥十余万民工奋力拼搏，终于完成合龙工程，使所绝北河道绝流，故道复通，治河取得了圆满成功。对于贾鲁的历史功绩，清人徐乾曾高度评价说：“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汉之贾让，元之贾鲁。”清代水利专家靳辅对贾鲁所创的用石船大堤堵塞决河的方法，更是称道不已：“贾鲁巧慧绝伦，奏历神速，前古所未有。” ▲元王御史渠首（王静怡 摄） 元代还有一位兴修水利的贤臣，他与我的故乡直接有关，时至今日，他的名字还与引泾工程联系在一起。他叫王琚，因有一个“承德郎”的加衔，因此时人也尊称他“王承德”。他的职务是陕西行台御史，由他主持修建的渠，就叫王御史渠。 宋代丰利渠运行二百多年后，由于泾水河床下切，渠口高出水面，引水困难，渠道两岸淘挖出来的淤泥堆积如山，高达三十五尺。从渠岸“下窥渠面，如视井底”，“或遇霖雨，其土崩塌，复入于渠，于是渠道益浅，水来益小”。“渠堰缺坏，土地荒芜。陕西之人虽欲种莳，不获水利，赋税不足，军兴乏用”（《元史·河渠志》），为此元太宗窝阔台时期即开始修旧渠。太宗十二年（1240年），梁泰向窝阔台上奏，陈明修渠的益处，请求“差拨人户牛具（犋）一切种莳等物，修成渠堰，比之旱地，其收数倍，所得粮米，可以供军”。窝阔台准奏，任命梁泰为宣差规措三白渠使，郭时中为副使，直隶朝廷，并置司于云阳，同时要求当地驻军全力配合。其后，大大小小各条渠道的维修一直是元朝政府加强泾渠水利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泾渠工程上，为解决渠道两岸泥土堆积的积弊，便于运送所淘淤泥，元代引泾工程分段在渠岸上开挖出土的运输巷道，其形状类似鹿角分枝，故名曰“鹿巷”。繁重的修渠任务，使当地民夫“寒暑昼夜，不得稍息”，也有修渠时淹死人的事情发生，于是有些民夫宁愿不受其利，“以免劬瘁”（《长安志图·泾渠总论》）。 在泾渠“水脉艰涩，所润益寡”的情况下，元朝政府加大了对其他水源的开发利用力度。如云阳县北是高仰的台地，泾水灌溉不到，便将冶峪水引入云阳，修成七条灌溉渠道，分别是天井渠、王公渠、成渠、海西渠、通利渠、盐渠、仙里渠。元在宋的基础上，将石川河的引水渠道从原先的九条扩修至十三条，分别是东岸的判官渠、杨家渠、文相渠、永济渠、石水渠、永闰渠、杨九渠七条，西岸的偃武渠、白马渠、长泽西渠、长泽东渠、高望渠、阳陵保渠六条。 但修复泾渠是当务之急，能从根本上解决几个县的灌溉问题。《元史·河渠志》记载：元大德八年（1304年），“泾水暴涨，毁堰塞渠，陕西行省命屯田府总管夹谷伯颜帖木儿及泾阳尹王琚疏导之，起泾阳、高陵、三原、栎阳用水人户及渭南、栎阳、泾阳三屯所人夫，共三千余人兴作，水通流如旧。其制编荆为囷，贮之以石，复填以草以土为堰，岁时葺理，未尝废止”。至大三年（1310年），王琚为陕西行台御史，建言更新改造丰利渠：“近至大三年，陕西行台御史王承德言，泾阳洪口展修石渠，为万世之利。由是会集奉元路三原、泾阳、临潼、高陵诸县，洎泾阳、渭南、栎阳诸屯官及耆老议，如准所言，展修石渠八十五步，计四百二十五尺，深二丈，广一丈五尺。计用石十二万七千五百尺，人日采石积方一尺，工价二两五钱，石工二百，丁夫三百，金火匠二。用火焚水淬，日可凿石五百尺，二百五十五日工毕。官给其粮食用具，丁夫就役使水之家，雇匠佣直使水户均出。陕西省议，计所用钱粮，不及二年之费，可谓一劳永逸，准所言便。都省准委屯田府达鲁花赤只里赤督工，自延祐元年二月十日发夫匠入役，至六月十九日委官言，石性坚厚，凿仅一丈，水泉涌出，近前续展一十七步，石积二万五千五百尺，添夫匠百人，日凿六百尺，二百四十二日可毕。”（《元史·河渠志》） ▲元王御史渠取水口（陕西省水利厅宣教中心提供） 这条自延祐元年（1314年）动工兴建，至元祐五年（1318年）完工的渠道，便是王御史渠。 王御史渠渠口位置在丰利渠口以上五十一丈，现在渠口引水的石槽犹存。石渠口为喇叭形，渠宽由七米多收缩为四米，距渠口六米处有一道闸槽。王御史渠在泾河引水并没有修筑石堰，而是以石囷拦水。元代宋秉亮《泾渠条陈》记载：“王御史渠乃于（泾河）上流窄处疏凿此渠，止用囷一百一十个，宜省费而水通也。” 据《元史·河渠志》记载，王御史渠“凡溉农田四万五千余顷”。但有专家指出，这个数字有误。从渠首新开石渠断面尺寸及渠系均循旧有渠道的情况看，其灌溉面积不会大于唐、宋时期。《长安志图》载：“旧日渠下可浇五县地九千余顷，即今五县地土亦以开遍，大约不下七八千顷。” 有关郑国渠的文献，在元代出现了一部重要专著——《泾渠图说》。 《泾渠图说》是元代李好文编撰的《长安志图》的一部分。 李好文（约1290—1360年），字惟中，自号河滨渔者，元大名东明（今山东东明）人。至治元年（1321年）进士，历官国子祭酒、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礼部尚书，参与撰修辽、金、宋三史，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元史》有传。 李好文学识渊博，为官清正，以直率敢言而为人所敬。《元史》本传载顺帝欲改用至元纪年，至元（1264—1294年）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取《易经》中的“至哉坤元”之意。由于忽必烈主要使用这个年号，因此他又被称为“至元大帝”。李好文上言：“年号袭旧，于古未闻。袭其名而不蹈其实，未见其益。”他列举出十多种时弊，明言当下不如至元。一次元顺帝祭太庙，乘马至里桥，当时无人敢谏止。李好文膝行阻桥曰：“请皇帝下马！”顺帝只好听从。李好文任监察御史时，河东有李拜拜杀人一案，凶案十四年不决，李好文上任伊始即行判决。另有王傅撒都剌，以足踏人致死，众人认为不是用刀一类的凶器杀人，应处以杖刑，但李好文认为“怙势杀人，甚于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杀之，其情为尤重”，于是处以死刑。两起案件宣判之后，河东大为震动。 李好文在元朝上层努力推行汉文化和儒家学说。至正年间，他担任翰林学士兼谕德，教授太子近十年，从学孔孟之书开始，如《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他摘出其中要点，解释经义，用古代儒家的论说，仿效宋代真德秀《大学衍义》的例子，作书十一卷，书名叫《端本堂经训要义》，写成奏折，奏与皇上，让太子学习。他又集历代帝王的事迹一百零六篇，以供太子学习参考。分为四类：一曰圣慧，如汉孝昭、后汉明帝自幼聪敏；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爱；三曰恭俭，如汉文帝却千里马、罢建露台；四曰圣学，如殷宗好学及陈隋皇帝之不善学。又取自三皇至金宋历代皇朝的更迭、国运的久暂及治乱兴衰辑为一书，名曰《大宝录》。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恶以及应当效法、应当引以为戒之事，辑为一书，名曰《大宝龟鉴》，作为太子的教材。教授太子，李好文可谓呕心沥血。 至正元年（1341年），李好文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这是他首次到陕西做官。杜甫有诗云：“秦中自古帝王都。”陕西乃人文荟萃之地，李好文对长安周边的山川名胜极感兴趣：“由潼关而西至长安，所过山川城邑，或遇古迹，必加询访。尝因暇日，出自近甸，望南山，观曲江，北至古汉城，临渭水而归。”但岁月沧桑，古迹堙没，让他感慨万千：“数十里中，举目萧然，瓦砾蔽野，荒基坏堞，莫可得究。稽诸地志，徒见其名，终亦不敢质其所处，因求昔所见之图，久乃得之。于是取《志》所载宫室、池苑、城郭、市井、曲折方向，皆可指识了然。千百世全盛之迹，入身履而目接之。”（《长安志图·序》）李好文所说的《志》乃《长安志》。《长安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都志，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宋敏求撰，是以唐开元时韦述的《两京新记》为本撰写而成。鉴于《两京新记》只叙长安古迹，宋敏求决定另创体例。他搜集了与长安有关的历史实录、传记、家谱、古志、古图、碑刻、笔记等，整理编撰成书。全书二十卷，除备述唐长安城坊及宫室、宅第、寺观外，还上溯周、秦，旁及京兆府所属万年、长安等二十四县，详记其沿革、山川、名胜、古迹。司马光曾说该书详于《两京新记》不啻十倍。 李好文所谓“昔所见之图”，指宋吕大防作跋的《长安故图》。李好文以此旧图作蓝本，绘制成《长安志图》。《长安志》和《长安志图》是两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方志，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编绘而成的。 现存元代方志数量不多，西北地区的则更少，李好文的《长安志图》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长安志图》成书时间大约在李好文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期间，即元至正二年至四年（1342—1344年），大概初稿成于至正二年，至正四年李好文再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又做了一些补充。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收十四幅图，其中《奉元州县图》和《奉元城图》对研究元代长安州县建置及长安城镇布局、居民生活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中卷为古迹陵墓，所收图中除《咸阳古迹图》外，有唐昭陵、建陵和乾陵图，并附《昭陵图说》和《图志杂说》，这对研究唐代陵寝制度有重要价值；下卷为《泾渠图说》，专门记载元代泾渠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情况。 李好文在《长安志图》自序中说：“泾渠之利，泽被千世，是皆不可遗者，悉附入之。”《长安志图》三卷中，以下卷《泾渠图说》所记内容最为丰富，也最具史料价值。《泾渠图说》计有“泾渠图说序”“泾渠总图”“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渠堰因革”“洪堰制度”“用水则例”“设立屯田”“建言利病”“泾渠总论”等具体内容，其中“泾渠总图”和“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是作者绘制的反映元代泾渠和石川河水利灌溉情况的示意图。 《长安志图》的学术价值体现在该志中保留了不少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包括一些图和具体数据。如详细记载了陕西屯田总管府的官员设置、所属屯所、所立屯数、参与屯田的户数、屯垦的土地面积、农具及收获粮食数量情况；如记陕西屯田总管府下辖终南、渭南、泾阳、栎阳、平凉五所司属，共立屯数四十八处，并于每所之后录有具体屯名；所记泾渠各处用来均水的斗门共有一百三十五个，并一一注明各斗的具体名称；详细记载了民夫从事修渠等水利建设之情况，包括动用民夫的数量、民夫支付的工数、使用的修渠物料等；“建言利病”部分收录了时人宋秉亮和杨景道对泾渠建设的一些很有见解的建议。这些记载，不但是现存宋元方志中，而且也是现存元代史料中关于陕西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最为详细和丰富的资料，在中国方志史和元史研究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至正二年（1342年），西夏人必申达而（号樵隐，曾任艺林库提点、江南行御史台监察御史）为《泾渠图说》写有序言。在序言中，必申达而说李好文“集古今渠堰兴坏废置始末，与其法禁条例、田赋名数、民庶利病，合为一书……索而读之，信乎！其有裨于治也”。于敏中等著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亦云《泾渠图说》“尤有裨于民事”。可见，《泾渠图说》对研究元代泾渠渠系的农田水利建设及社会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元太宗时，蒙古帝国的政治家、契丹人耶律楚材告诉窝阔台：“天下可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作为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以狂飙式的武力建国，并以蒙古草原时代的军事体制来建构汉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试图提高执政能力，学习治理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庞大国家。元代治水的成就，可以看作是他们的进步，通惠河、王御史渠是写进史册的著名水利工程，《长安志图》也是元代留下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但总体来说，元代社会各方面积弊太多，历史并没有给其留下更多的机会，国祚一百余年而亡，是一个短命王朝。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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