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王夫之要说王阳明的心学是亡国之学？

知行关系是宋明理学研究的一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丰富内涵的一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中期,王守仁(又称 王阳明先生)针对时弊提出了以'知行合一'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知行观;至明清之际,王夫之对以前的知行观,尤其是朱熹和王守仁的知行观进行了批判和总结,建立了新的唯物主义的知行观.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承袭自宋以来的理学传统，他的卓越之处在于通过对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扬弃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发展到最高峰。尽管由于个人因素和时代背景的制约，王夫之尚未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而是仍停留在朴素唯物主义阶段，但是，他对中国传统哲学所做的贡献仍是无可比拟的。

王夫之学识渊博，包罗万象，涉猎极广，他一方面很好地继承了自张载而下的各理学家的正统，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周易》、老庄等思想中的辩证法的吸收，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总结并终结了中古独断哲学。他的贡献可从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人性论和历史观五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理依于气”的元气本体论

王夫之继承并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对理气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批判了宋明的理本体论。

王夫之在前人基础上提出“太虚即气”的观点。他有两个重要命题：一曰“太虚，实者也”，一曰“太虚者，气也”。在他看来，“气”与“实者”等同，赋予“气”以客观实在的属性。王夫之的“气”较之自荀况而来的“气”其进步之处在于摆脱了“气”的具体物质形态的局限，而将“气”上升为物质一般水平，并且，王夫之还提出“实有”范畴，把“实有”作为最高的存在，这一范畴较之以往更具有抽象性。

理气关系问题一直是理学的中心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王夫之坚持“理依于气”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程朱的理本论。程朱将理与气当做两物，认为理是最高本体，理超越气之上，理生气，理先气后。王夫之否定了这种观点，他把理作为万物运动变化中稳定的必然联系，是气本身固有的属性，理不在气外，“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理不是虚空之物，不能脱离具体事物的存在。理依于气，理气相涵，理与气互依共存，理与气无先后之分。

由理气关系引申至“道器”关系。王夫之坚持“天下惟器”，“道在器中”，批评宋明理学“离气言道”的倾向，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反对“悬道于器外”。王夫之认为道与器是统一的，道标志事物的共同本质或普遍规律，器标志个别的具体事物。“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规律之道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器体道用。而另一方面，作为本体的道是没有生灭变化的，“器散而道未尝息也”，从这一点上说，道体器用。

在本体论上，王夫之已经达到空前的高度，可是他并未能走出气本论，他提出“实有”、“道”、“器”、“气”、“理”等范畴，也只是对气的不同规定，限于历史时代的约束，王夫之没能更进一步。实际上，理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其范围与现实有交集，但并无覆盖关系。理与现实，也并非一对一。比如，物理化学很多理论先推导出来，然后，若干年以后，这些理论推导的事物，都找到了，而经济学有成百上千的理论体系，但是用来预测经济发展，皆不如抽签算命。可见理与现实并非一对一的关系。它们有一对一的部分，也有各自不相干的部分。

二、深刻的辩证法

王夫之通过对《易》的深入研究，继承张载，批判程朱，丰富发展了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王夫之在张载“一物两体”命题的基础上，论述了“分一为二”和“合二以一”的矛盾法则，他充分肯定了万事万物都是“合两端与一体”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矛盾的双方，矛盾双方不能孤立存在，但矛盾双方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矛盾双方统一于事物中，是“相倚而不相离”的“合二以一”的矛盾同一关系。矛盾的双方既斗争又相互转化，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源泉。

既然事物是矛盾统一体，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促使事物变化发展，那么，万物都处于绝对运动中，朱熹等人说的绝对静止是不存在的。王夫之认为“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继承了王廷相的“动静互涵”的思想，并把运动分为两种：“动动”与“静动”。他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静皆动也，由动之静，亦动也。”在肯定运动的绝对性时也承认相对静止，揭示了动静互涵的辩证关系。

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变化日新”的观点，把“荣枯代谢而弥见其新”看作宇宙的根本法则，并将日新之化概括为两类：量的积累与质的更新。他把量的变化称为“内成”，特点是“通而自成”；把质的更新称为“外生”，特点是“变而生彼”，这种变化即“推故而别致其新”。这种变化发展观很有积极意义。其实对事物的认识，辩证法只是一种，而不是凡是用辩证，比如饭可以吃，你非要辩一个饭也有毒出来，就误事了。而且量子力学的出现，辩证法并不是事物的本质，大多辩证法都是在塑造对立面，干扰思维而已。

三、认识论

王夫之通过对“能知”和“所知”的分析，批判了佛教把所知依附于能知，从而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的作法。他继承了张载的“内外之合”的唯物论，同时又抛弃了张载的“德性所知”的唯心论。

王夫之所说的“所”是实有其体，“能”则指实有其用。“所”必在外而“能”在内。“乃以俟用者为‘所’，则必实有其体；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为‘能’，则必实有其用。体俟用，则因‘所’以发‘能’；用，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他承认“能”因“所”的刺激而被激发，而“能”可以达到对“所”的认识。人的认识来自于客观世界，只有主观符合客观才是正确的认识，另外，他还坚持人的认识必须是“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的观点，承认人在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批判王守仁将客观对象的存在取决于主观知觉与否，把认识与客观对象等同的观点。王夫之也看到了认识分为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阐述了两者在认识过程中的辩证关系，“博文”而获得感性认识，“约礼”即上升到理性认识，认为“学愈得而思愈永”，在“方博方约”过程中做到“日新有得”。王夫之这些，在量子力学里也都推翻了。

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合一观，反对程朱“知先行后”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认为知与行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知与行是统一的，“知行相资以为用”，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是知的基础，又是知的目的，离开了行，知既无法表现其功效，又得不到实践的检验。

四、人性论

在人性问题上，程朱从理气二分出发，区分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引申出“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纲领。王夫之从他的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出发，对此进行批判，他认为没有离开气质之性的纯理的所谓本然之性，也没有同本然之性相对立的气质之性。他提出“性者生理也”的命题，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道德属性的统一，并且人性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发展和人的主观自觉活动相统一的过程。“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他强调“习与性成”，认为人性是一个在习行中成善成德，不断提高的过程，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王夫之看来，人性是通过人们的习行而不断“继善成性”，“成性存存，存之又存，相仍不舍”的发展过程，所以他强调自强不息而“养性”。

在理欲关系上，王夫之有别于朱熹的“以理治欲”，强调“欲中见理”，突出欲与理的统一性，并且肯定了人的社会化感性欲求的合理性。

五、历史观

王夫之断定“今胜于古”，对复古主义进行深刻批判。他根据自己对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知识，大胆提出人类祖先是“植立之兽”的科学假说，从而推断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并且这种发展是有其规律性的客观过程，提出了“理依于势”的人类史观。“势”即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理”即体现于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理与势是统一的。一方面，“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另一方面，“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势既然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这样，就把历史的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性统一了起来，远远超出前人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思想。其实今与古，没什么不同。今胜古是柏拉图的理念论所致，但是理念论自带原教旨主义倾向，人类为证明进步，改造所谓的落后，付出了多少战争和鲜血。

王阳明的思想：

心外无理：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则明“天理”。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北京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致良知： 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唯求其是：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浙江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士农工商：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四句教：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