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孙华 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中，效法舆地的《考工记·匠人营国》思想是主流，战国以后长期运用于城市规划的实践中，最为中国城市研究者所注重。但在中国古代还有另一种规划思想，即“象天法地”或“法象上天”的都城规划思想。 1 模仿大地：古代中国主流规划思想中国古代政府机构治所一般是具有等级性的规划城市。就规模尺度来说，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一定的制度规范，这些制度规范的形成有小和大的两个地理空间来源。小的来源是方里而井的井田制，大的来源是全国九州或天下九州的地理观，两者都与大地的地理划分有关。 1.1井田九顷的经济地理观念 周代（或以为始自商代）的井田制被人们描述成最理想的经济制度，并以这种制度作为其他许多理想制度的要素和基础，其中就包括了理想的城市规划。 理想的井田制是“方里而井”，井有田地九百亩，百亩为一家，家有一夫为家长，故又可称“百亩一夫”。“夫”或“家”是最基本的授田单位。在井田制度下，赋税、劳役和兵役都是以井田为单位进行征收，它既是赋税、劳役和兵役制度，也是人口管理和社会组织制度，但仍然存在国野之别、乡遂之别。 井田制是理想周制的组成部分，就地理空间来说，井田是一里见方的地块，用这个地块作为基本模数，来组合构建不同等级的区域或城邑。《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就是这种等级城市规划的反映。城邑可以“井里”作为基本规划模数；构成城邑较小的单元如宫殿、市场、居住区等的规划，以“井里”的构成单元“夫”作为基本模数，也就是以100步见方为单位，以满足不同规模空间的规划需求。 《周礼·考工记》中有关“匠人营国”这段话中最难理解的是“市朝一夫”。通常要么略去解释，要么将其解释作“朝寝和市场的占地面积各为一个丈夫的受地面积（一百亩）”。但是，这个面积太小了。我认为“市朝一夫”应当理解为，如果国都以“里”作为基本模数规划的话，比较小的空间“朝”和“市”，就都要统一以里以下的较小的单位“夫”作为基本模数来规划。“市朝一夫”不是说“市”和“朝”等于一夫之地，而是说“市”和“朝”要以“夫”这种模数来进行规划。 井田制与古代城市规划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不少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学者都把井田制与古代城市规划联系起来，认为《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基本规划模数就是井里。 1.2天下九州的政区地理观念 大约在晚周时期，“井里”不仅是城市规划的基本模块，也是当时人们国土分区规划的基础。随着周代末期国家统一事业的进行，人们在井田制的基础上设想了一套四进位的模式，以构建更大的地理空间。 古人知道在他们的千里邦畿之外还有其他的国家或族群占据土地。基于自己的国家是天下之中的意识，晚周的人们还将他们认识的世界也打上了“井字格”。基于对当时和古代王国都城形态的认识，以理想的古代井田模式为蓝本，以当时所知天下九州观念作参照，晚周时期人们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王国构拟了王都规划。 但是，这种规划在秦汉帝国时期并没能得到实行，只是随着《考工记》被纳入了《周礼》这样的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的营国思想才逐渐受到重视，后来的都城才越来越遵循和模仿《考工记》中的王都模式。两千多年前的规划思想通过一千多年的不断规划实践，最后终于在元大都、元中都和明中都的规划营建中得到了最全面的体现。一个城邑如果是四个“井里”组成，很自然地就会生成四门十字街的城市格局。而将一个“井里”继续按照四等分进行两次分割，这个“井里”就成为拥有大小十字街的标准里坊。因此，中国中古城市的规划思想基础实际上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奠定。  图：里的两种分割方式（虚线是9分法，实线是16分法） 2 效法上天：中国古代另类都城规划学术界经常例举的所谓“象天法地”的典型都城是秦都咸阳，但文献记载仅是“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水经注·渭水》引《三辅黄图》），只说到了“象天”，并没有说到“法地”。将有法象天汉的咸阳城都城规划称之为“象天法地”，本来就有以偏概全之嫌。 2.1象征上天的秦帝国都城咸阳 中国古代帝王往往自称受命于天，天子所居的都城仿效天帝所在的上天。《史记·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由此看来，秦始皇的咸阳规划，是在渭河南北营建新咸阳，以东西向横贯都城的渭河象征天上的银河，在渭河以北的中央偏北营建主要宫殿，以法象天上太一所居的紫薇垣；在渭河以南的中心营建信宫以象征天极，其南应该还有宗庙、社稷之类；并且在渭河上修建长桥连接新咸阳的南北，以象征跨越天河的长桥。简而言之，所谓法象天汉的都城规划，是将都城规划在河流两岸，城的北半部营建宫殿，南半部营建神庙，是一种行政空间与宗教空间被河流分隔的规划模式。 古人将观察到的天空中最显著且较稳定的天象，如银河、紫薇、天极等投影在地上，来规划和营造他们的都城。至于太阳和月亮这些最引人瞩目的天体，因为它们的位置不停地在周天上移动，月亮的形态还有圆缺的变化，一般仅仅将其作为祭祀的对象，而不作为都城规划和营建的要素。在宇宙星空中最容易被人观察到的是“天河”（银河）。这样的天文星象给长于观象授时的古人以启发，他们在都城规划中，就会把地上的河流比喻为天上的天河，将都城规划在这条河流的两岸，河流北面的城区作为自诩为上天之子即“帝之元子”宫殿的所在，河流南面的城区作为祭祀等其他功能区。 于是，就有学者根据与咸阳类似的秦代成都城池，来推测咸阳的可能布局。毫无疑义，秦代的成都与秦都咸阳具有相似之处，因而古人才有成都与“咸阳同制”的说法。不过，我认为，与其说是成都效法了咸阳，不如说成都影响了咸阳；与其说小城、大城这种东周时期常见的城市结构模式是“象天法地”，不如说都城北部和南部分出河流南北的城市结构模式才是“象天法地”。种种迹象表明，秦都咸阳的城市扩建规划可以追溯到古蜀国的都城规划思想，秦灭蜀后这种都城规划思想影响到秦国，才为后人所熟知。基于这些认识，我们需要对法像上天的城市规划的源流做一些探索。 2.2法象上天都城规划的源流 既然秦咸阳的都城规划来源于古蜀国，那么古蜀国的都城又来源于哪里？古蜀国的都城，现在已经发现了三个：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其年代在夏代后期至商代晚期；成都金沙村遗址，其年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成都古蜀城遗址，其年代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这三个都城遗址，前两个前后年代紧密衔接，古蜀城遗址尽管与金沙村遗址之间存在着年代的缺环，但三个遗址都是成都平原一脉相承的本土文化系统。  图：古蜀国都城规划模式 总结古蜀国都城的规划模式：把一个城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面是人的世俗空间，南面是神的宗教空间，中间是河流，另外有一条次要的分割线（可能是一道城墙或城壕）将城分为东西两块，整个城好像一个田字格。 而秦汉时期的成都城实际上是将先秦成都城南部弱化，使之成为手工业区、祠庙区和学校区，并强化了先秦成都城北部的建设，将内江以北城区并列的小城和大城进行了重筑和改建（古蜀国的城墙建造与中原地区不同，故秦灭蜀后曾先后重筑少城和大城），使得成都城市大小城东西并列的特点更加鲜明。古蜀国这种“象天法地”的都城规划思想，在秦灭蜀后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巴蜀文化的其他因素被整合入秦汉文化的体系中。中国古代采用法像上天的都城规划思想而营建的都城，除了古蜀国都城外，最典型的就是秦统一后营建的大咸阳。以后的西汉长安城，乃至于隋唐洛阳城等，也都还有法像上天规划思想的孑遗。 法象上天的都城规划，在“周礼”都城规划深入人心以后，已经成为都城规划的旁支。不过，这种规划思想直到隋唐时期也还没有消失。隋唐西京长安主要沿袭“周礼”法象舆地的思想，而东京洛阳却可以看出法象上天思想烙印：洛阳城位于洛河两岸，河流穿城而过象征天汉，宫城和皇城位于城市西北部，在正对宫城和皇城的象征天河的洛河上建桥横跨洛河，称为“天津桥”。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法象上天或者说象天法地的这种城市规划起源于古蜀国的都城规划，最早可以追溯到三星堆，尽管后期不断边缘化，直至让位于“匠人营国”思想，但也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都城规划实践中。 嘉宾对谈 对谈嘉宾视频合影 李百浩（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华教授的报告通过翔实的文献考据和考古实证，为我们介绍了两种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思想的源流，特别是秦汉以来的都城规划思想来源和之后的延续。“模仿大地”和“效法上天”两个分类在后期的演变中又产生了不同的变化，这些观点与我们目前的研究互相补充，带来了新的启示。 董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华教授长期从事西南早期聚落与城市的考古研究，造诣颇深，尤其将西南早期城市的考古发展放到了全国的背景下去理解与思考，非常有启发性。过去我们一度认为西南在中国历史上是较为疏离之地，但三星堆的惊人发现却可能让我们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改写。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有着多种起源，在不同的地区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古人的迁徙频率、过程可能比我们今天想象的更多、更频繁。遥远的西南方向与关中、关东一直存在着文化交流，把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置于同样的背景下来思考整个中国的古代城市的规划思想、布局、建设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这是孙华教授为我们开启的新的思路。 王鲁民（教授，现于深圳大学任教） 中国古都的规划营造传统一直是中国城市建设史研究特别关注的领域。我们最初的一批关于城市建设史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古都展开，不同学者都提出过丰富的见解。孙华教授在探索这个问题时，提出了很多高难度的议题，采众家之言、辨众家之言，使我们更完整、更辩证地看待以往的研究成果。“象天”这个思想一直以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涉猎较多，传统的规划学者、建筑学者则较少涉及，孙华教授关于古蜀国对秦咸阳影响的见解，将引发新的视域。把历史文献与考古成果结合在一起，是我们以后进行古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新途径。 武廷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象天法地”的思想毫无疑问在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研究中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们长期疑惑如何将历史与逻辑统一。孙华教授认为是古蜀国的这一思想传到了秦咸阳及以后，逻辑上帝国时代的“象天”和王国时代的“象天”之间的关联、源头可能还需进一步研究。 陈薇（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 规划学者和建筑学者在做历史研究时往往会从较为宏大的视角介入，而考古学者更“关注脚下的土地”，一些细节的发现成为重要的证据，这也是我们此次举办讲座、需要考古学科介入规划史研究的初衷。从我自身对木构建筑史的研究出发，我与孙华教授的观点有暗合之处。在秦汉，特别是东汉时期，在广州、福建、四川等古代的边远地区有大量的木构建筑考古发现，为何它们会与中原有如此密切的关系，还是说与当时的统治者管理、军事策略等有关？孙华教授讲座中将古蜀国城市与秦汉城市联系，我认为在建筑上也可以深挖这种联系。另外，“象天法地”可能不仅是中国独有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也可以找到印证，是古代人类将对自然的认知反馈在人间生活、考虑与解决同自然关系的一种方法，是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 江泓（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孙华教授从考古学角度对于《周礼·考工记》的解读非常开拓我们的眼界，对我们平时的规划史教学也有补充。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在规划实践中常出现“附会”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其实从“象天法地”思想到规划实践的完成之间一定存在着差异，会遵从一些现实条件的因素。怎样把现实主义的考虑和理想主义的考虑融合进特定历史阶段的城市并且产生不同的结果，是孙华教授带给我们的有趣议题。 （供稿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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