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止目前，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已有确诊病例接近130万，死亡近7万人。新冠病毒是RNA病毒，变异很快，和人类的结合能力大约是SARS的20倍。人们担心今年冬季有效的疫苗还生产不出来怎么办。 2020年3月23日，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重要作用。资料显示，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临床疗效表明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人们普遍知道中药是靠提升了人体的免疫力来发挥作用，但是不知道具体是怎样的机理，未来又该如何进一步改进治疗的效果。 为此本文对中医治疗的抗病毒原理作了解析，从中可以看出，中医主要通过恢复肝胆、脾胃功能和激发人体自愈力来抗击病毒，其安全性、可靠性显著优于抗生素治疗，并能达到普遍特效的治疗效果；中医治疗与疫苗治疗本质上都是靠激发人体的自愈机能来抗击病毒，两者手段不同而各有优势，若将二者结合起来，即便出现了所谓的超级病毒也并不足惧。
▼当细菌、病毒越过肌表、粘膜入侵时，肝胆系统就会作出反应 人体的免疫系统是由三道防线构成的，第一道防线是表皮和消化道、呼吸道、生殖道粘膜构成的物理屏障。第二道防线是由补体系统、专职吞噬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等构成的固有免疫系统。第三道防线是由T细胞、B细胞和抗体构成的适应性免疫系统。 病原体的入侵在中医属于“风”的范畴。中医认为“风”为肝所主，胆为肝之府，肝胆功能一体。当细菌、病毒入侵造成的感染越过了肌表、粘膜的屏障往人体内部侵犯时，人体的肝胆系统就会作出反应。 肝胆系统抗击病原体入侵的反应属于固有免疫系统的范畴。人体的固有免疫系统十分强大，有人指出，几乎99%的动物只需物理屏障和固有免疫系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有道理的，只要看看固有免疫系统中的补体系统就明白了。 补体系统大约由20种不同的蛋白质组成，这些蛋白质一起合力对抗入侵者，同时给其他免疫系统成员传递信号。补体蛋白在血液和组织中的浓度很高，其可以形成膜攻击复合物（MAC）消灭细菌、病毒和其他的病原入侵者（如寄生虫），而且反应非常快。有外科医生把猪的器官移植到狒狒体内，几乎在移植完成后的瞬间就遭到了免疫攻击，移植的器官很快变成一堆血水，而发起攻击的就是补体系统。一些补体蛋白（如C3b）还可以对病毒和细菌进行标识，以便巨噬细胞吞噬清理，这种作用很像正在执行调理作用的抗体。 补体蛋白主要由肝合成，补体系统的运作自然与肝密切相关。此外，人体的NK细胞主要存在于肝脾和血液中，其可摧毁被病毒感染的细胞，以及细菌、寄生虫和真菌。由此可见，肝在固有免疫系统的运作中起着核心的支持作用。免疫学家发现，固有免疫系统的抗原受体被正好调节到能检测常见的病原体，还可以监测到那些罕见的病原体何时杀死人体细胞，识别危险以激活适应性免疫系统。 与固有免疫系统能够快速、高效地消灭入侵的病原体相比，适应性免疫系统需要有一个启动的过程。B细胞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完成克隆增殖形成生产特定抗体的“抗体工厂”，然后高效生产抗体大约持续一周左右；T细胞完成特定T细胞的克隆增殖也需要一周左右。免疫学家发现，固有免疫系统不仅仅负责启动适应性免疫系统，还可以整合所收集的入侵者信息告诉适应性免疫系统如何行动，包括使用何种武器（如B细胞还是T细胞），及被派到哪些准确位置（【6】，P11）。 B细胞和T细胞都属于淋巴细胞。细菌和病毒等入侵者通常由淋巴液运输到附近的淋巴结，B细胞、T细胞和病原体在淋巴结汇聚，以达到识别入侵病原体等抗原和激活适应性免疫系统的目的。人体内有成千上万个大小不一的淋巴结，当人体被入侵的细菌、病毒感染时，常会出现某些淋巴结的肿大。鼠疫在历史上被称为“疙瘩瘟”，就是因为其会引起淋巴结的肿大。 实证型的淋巴结肿大在中医是“相火亢盛”的表现，应从肝论治清降“相火”。中医所谓的相火，是指肝胆之火，通常是肝胆系统高负荷运行引发的。常用中药中有不少清降相火的药物，比如龙胆草、大黄、黄芩、蒲公英、夏枯草等，这些药物各有特点，可根据具体情况酌情使用。其中，夏枯草药性平和善清肝胆之热，无论是扁桃体发炎、咽喉肿痛还是淋巴结肿大，只要是热郁肝经的，都可用一味夏枯草来疏散降泄。这味药我试过，治淋巴结肿大的效果相当好。 淋巴结肿大可以用清肝胆之热的药治好，佐证了恢复肝胆功能与免疫系统的关系。或许是恢复肝胆功能后补体蛋白等免疫物质就能恢复正常生产，淋巴结中的病原体就容易受到抑制乃至被清除了。 ▼肝胆系统是整个免疫系统能够正常运作和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适应性免疫系统的B细胞足以产生1亿种不同的抗体（BCRs），T细胞也能产生数量相当的类似抗体的分子（TCRs），BCRs和TCRs的多样性足可以识别宇宙中任何的蛋白分子（【6】，P5-11）。这意味着只要适应性免疫系统能被激活并发挥作用，足以抗击宇宙中任何细菌、病毒的入侵。 或许由于这个原因，免疫学家们早前特别热衷于研究适应性免疫系统，后来才发现固有免疫系统的重要性。如果推演一下整个免疫系统的运作，再结合中医的人体运行机理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在整个免疫系统的运作中，肝胆系统才是核心的关键，其不仅通过补体系统直接灭杀细菌、病毒等入侵者，通过NK细胞摧毁被病毒感染的细胞，通过类似抗体的机制为吞噬细胞指示清除对象；还为适应性免疫系统的启动和作用发挥提供了条件。 大家知道，细菌、病毒的繁殖速度是很快的。单个细菌在一天之内就会繁殖成100万亿个细菌，产生大约100升的稠密培养物（【6】，P12）。由此可知如果没有补体系统的作用，或者其对感染的细菌、病毒不起发生作用，则人体会迅速发病，而且可能在短短两三天内就引发败血症或脓毒血症而危及生命，这个过程适应性免疫系统根本来不及启动。甚至就算启动了也难以发挥作用，因为抗体不能直接灭杀细菌、病毒，而只是标记细菌、病毒以引导吞噬细胞，其作用是辅助性的，面对铺天盖地的细菌和病毒，身体内部会脓血横流，堵塞严重，免疫系统的运作将严重受阻。须知，在此次新冠疫情中，那些感染超过7-14天的人，其适应性免疫系统都应该激活了，然而只有部分人能自行康复。所以，不要过度迷信抗体，那些能自行康复者，多半不是抗体更强，而是肝功能更强的结果。正是肝功能的运行避免了免疫形势的失控，适应性免疫系统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由于肝胆功能的个体差异，不同的人置身于同样的传染环境里，有的人会得传染病，有的人不会得传染病。那些肝胆功能正常的人，能很快地将入侵的细菌、病毒消灭掉，使之没有发展为疾病的机会。而肝胆功能偏弱的人，则会是传染病的易感人群。那些脾胃功能虚弱的人、经常熬夜透支身体的人、过度疲劳的人、采用抗生素和激素治疗的人、因为基础病服用西药而损伤了肝肾的人、吃有过量防腐剂和食品添加剂的人等，他们的肝胆功能多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损伤。那些采用大剂量抗生素、激素治疗的传染病患者，肝肾会受到极大的损伤，可能导致病情短期好转后加速恶化。在武汉新冠疫情中，方舱医院的患者在采用中药治疗后未见症状转重者，部分原因可能是减少和避免了抗生素和激素的使用。 一旦肝脏的功能出现了障碍，就意味着人体丧失了对入侵的细菌、病毒快速灭杀的手段，此时必须注射抗生素以免病原体大量繁殖引发败血症和脓毒血症，这种情况下最怕出现耐药菌。耐药菌出现意味着现有抗生素失效了，而研发生产出新的抗生素是旷日持久和不确定的事情。新冠病毒是RNA病毒，发生变异的概率很高，如果在治疗中不注意恢复肝胆功能而依赖抗生素、激素治疗，无疑会将患者置于高度的风险之中。 ▼肝胆对细菌、病毒作出反应时，就会表现出肝胆、脾胃的症状 肝胆系统对抗细菌、病毒的反应会表现出一些肝胆症状，比如：胁肋胀痛、口苦、淋巴结肿大、咽喉肿痛、眼睛胀痛、额角跳痛、转筋崴脚、膝盖不利等，还可能出现中医所谓的风象，如四肢抖动，抽搐不安、口噤不开等。 此外还会出现脾胃症状。肝胆和脾胃的运转有着密切的关联和相互制约关系。根据中医理论，脾胃主全身气血的生成，肝主全身气机的疏泄。这好比人体运行功率的总开关掌握在肝的手里，而锅炉生产功率的总开关掌握在脾胃手里，如此肝和脾胃在人体的运行中会产生紧密关联和相互制约。如果肝的阀门开度太大而脾胃的生产功率跟不上，就会产生肝阳上亢、阴虚火旺的情况；如果肝的阀门开度太小而脾胃的生产功率过大，就会导致吸收的营养物质过剩而形成痰饮，进而可能产生湿热下注和“湿困脾”的现象，“湿困脾”又会迫使脾胃降低功率。 所以，如果肝胆功能不正常，脾胃就无法健运；如果脾胃不健运，肝胆功能也会受到削弱。由此可知中医谓“四季脾旺不受邪”是有道理的，因为脾胃健旺必然意味着肝胆的功能是健运的；而肝胆功能健运，就必然使得细菌、病毒难以繁殖、扩散乃至失去容身之所。 当肝胆功能不济时，脾胃所谓运转受到制约，进而出现消化不良、食纳不佳、腹胀腹泻、便溏、胃食管反流等症状。肝功能的异常还可能影响肺部，导致咳嗽咳痰、咽喉肿痛等症状，这可能肝火上逆或精微营养不能充分上输肺部造成的。肝的异常与脾胃症状关联度很高，可以说肝功能失常几乎必然导致脾胃功能失常；而肝功能失常在短期内未必引发肺的异常。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一定比例的患者始终没有出现肺部症状，有所谓甚至进了ICU还没有出现肺部症状。 ▼感染了细菌、病毒而不发病与肝胆的作用有关，是甚为常见的 最近，武汉疫情中的无症状感染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事实上，存在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是一些传染病的常见现象。 例如，2014年出版的《感染病学》教材指出，“目前全国约有5.5亿人感染过结核菌，感染率达到44.5%，高于全球1/3的感染率水平”，而同时期活动性肺结核病人约450万人（【5】，P12）。5.5亿人感染结核菌，450万人发病，发病率不到感染率的1%。 又如，2012年我国一份针对1200万人口的病毒性肝炎调查显示，HbeAg的携带率为6.18%。在我国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HbeAg阴性者占70%，绝大多数HbeAg阴性HBV感染者ALT正常，血清HBV DNA低于检测值下限（【5】，P11）。 一个人感染了细菌、病毒还能无症状地生存，必定是肝胆系统在发挥作用。因为没有这种作用，感染者的病情必然急速恶化乃至可能引发败血症和脓毒血症。携带病毒的患者，当肝胆系统的作用受到削弱到一定的水平，潜伏的病毒就可能引发疾病。这种现象中医称之为“伏邪”发病。 中医所谓的“伏邪”，主要指外邪入侵后未被彻底清除而留在体内，暂未引发疾病的情况，这类似于现代医学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细菌、病毒能够潜伏在体内未被清除，多是躲藏在免疫系统难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比如气血不通、痰饮堵塞之所。中医有专门的办法和药物祛除“伏邪”。比如用蜈蚣、蝎子、蛇类药等，这些药物走窜之性很强。蜈蚣尤其善于走窜，无论脏腑还是经络，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开之，故擅长搜风攻毒。这些都是中医常用的入肝经的祛风药，可以帮助肝系统祛除伏藏的细菌、病毒。 ▼重视肝胆、脾胃功能的恢复，可以显著改善传染病的治疗效果 实践证明，在传染病的治疗中，如果忽视了肝胆、脾胃功能的恢复，往往会导致疾病的迁延难愈。例如，结核病旧称“痨病”，在我国古代属于难治的病。结核病与结核菌的感染有关，正规的医家通常是从肺论治，效果普遍不好，我国民间有采用鳗鱼治疗结核病的办法，效果却不错。 鳗鱼通常称为鳗鲡，我国古人认为其能够杀诸虫，治痨疾。《太平圣惠方》记载，治骨蒸劳瘦，用鳗鲡1000克，洗净，酒二盏蒸熟，入盐醋食之。有这么个医案，古代浙江越州镜湖有一户赵姓人家的女儿年方18，患痨疾（肺结核）经年不愈。有一天，女儿对母亲说，病看来是治不好了，希望穿上新衣服，用棺木放到河水中，清凉逍遥地死去。父母无奈只好依从，该女在河中漂流时被打渔老汉救起，打渔老汉给她做了鳗鱼鱼吃，女子吃完后感到很舒适，说了身世和病情，请老汉每天给她做鳗鱼羹，许以安康后报答。从此，女子每日进食鳗鱼羹，逐渐觉得内热都消失了，身体大安，后来回到了父母身边。20世纪60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何时希曾亲眼目睹同事韦文贵老中医患痨疾的儿子被鳗鱼治愈的病例，以后又见到好几例鳗鱼治愈痨疾的记载（【01】，P64）。 鳗鱼治疗结核病实际上是从肝论治的思路。根据中医药理，泥鳅、鳗鱼、蛇都有很强的走窜之性，这是“风”的特性，故泥鳅、鳗鱼、蛇都可以助肝祛风。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它们都能改善肝的功能，故能增强抗击细菌病毒感染的效果。 而鳗鱼等能改善肝的功能，或与其所含的蛋白、脂肪有关。人体的蛋白合成主要在两个场所，一个是肝脏，另一个是细胞。肝脏合成的蛋白，主要是通用性或与全身机能运转有关的，比如白蛋白、免疫球蛋白、补体蛋白、载脂蛋白等。当肝脏功能受损或某些蛋白质摄入不足时，肝脏合成的某些蛋白就可能难以进行，而鳗鱼的高蛋白、高脂肪一方面可以改善全身的营养，另一方面或可改善肝功能和帮助生产补体蛋白等免疫物质，从而达到抗痨杀虫的效果。日本人有爱吃鳗鱼的习惯和传统，如果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日本人发病率相对偏低应该是不奇怪的。 治疗结核病的见效最快的医案来自张锡纯。张锡纯曾经治疗一位患有痨疾的女子，该女卧床不起，月经已有一年多未见。张锡纯先用资生汤（生山药一两、玄参五钱、白术三钱、生鸡内金二钱、牛蒡子三钱）治之，然后每天用生山药四两，煮汁当茶饮，一月后该女恢复如初，月经也通了，见到的人都很惊讶这种病居然可以治愈（【02】，P19）。在这个医案中，张锡纯采取的是脾、肺、肝兼治的办法，以主药为山药。山药善补脾、肺、肝之阴，可补五脏亏虚。 恢复肝胆、脾胃的功能可以显著改善传染病治疗效果的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性的，甚至经常是决定性的。因时间、篇幅所限这里不多列举，有心的读者和研究人员可以自行搜集医案、数据进行对比验证。
中医治病不搞细菌培养、药敏试验，却能有效治疗各种传染病，不仅疗效显著，还能避免药物直接灭杀病原体可能产生的耐药性。 以疟疾的治疗为例，中医常用的截疟药如青蒿、草果、柴胡等都调理肝胆、脾胃的，而不是直接抗击疟原虫的。更有甚者，有些中医连截疟药都不用。 例如，明代大国医薛己有个医案。洞庭有个妇人得了疟疾，经常寒热交战，屡用清脾饮和截疟饮，不仅疟疾未愈，反而形销骨立、胸膈饱胀、饮食减少。薛己认为，疟疾是一种外邪，身体强壮了，病邪自会退去。于是以调中益气汤加半夏、茯苓、炮姜治之。调中益气汤就是补中益气汤去掉白术、当归，加上苍术、木香，整个方子没有一味截疟的药，妇人吃了三剂药就治愈了疟疾。 清朝温病学家王孟英特别擅长治疗疟疾，自谓“四十年来治疟无难愈之证”，其特点是几乎不用治疟药物，而是根据患者身体状况开方，每个人的方子都不同。有位患者得了疟疾，寒少热多，每间隔两天发作一次，王孟英诊其脉弦细频数，问明是子夜发作且有嘴干的症状，于是开了个方子，是元参、生地、知母、丹皮、地骨皮、天冬、龟板、茯苓、石斛、桑叶，主要滋阴清热的药，没有一味抗疟药。患者吃了一剂药病就好了（【3】，P57-58）。在这个医案中，脉弦细是肝血不足导致肝胆功能异常的脉象，子夜发作的病与胆经有关，嘴干是阴虚的表现，可见王孟英开方完全是对症开方，没有把“疟原虫”放在眼里。 现代名中医岳美中曾治疗一位疟疾患者，用奎宁无效，投柴胡剂亦无转机，后见患者汗出热多，遂投桂枝白虎汤而愈（【4】，P39）。在这个医案中，也完全是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开药。 奎宁是抗击疟原虫的特效药，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出现疟原虫的抗药性问题，使疟疾在全球范围内又死灰复燃，被迫又要研发新的抗疟疾药，这些药物基本是奎宁的衍生物，耐药性产生得也很快，效果也不好。直到青蒿素研制出来后局面才得到改观，人们发现青蒿素基本不会产生耐药的现象，抗疟的效果好。这是因为青蒿素的抗疟原理与奎宁完全不同，它不是直接灭杀疟原虫，而是通过恢复肝胆功能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此外，奎宁的成本高，而青蒿素的原料来源广，成本低廉。这个例子说明用药物直接灭杀病原体不仅成本高昂，效果也不可靠，由于细菌、病毒的变异性，用药物直接灭杀病原体无法解决耐药性问题。 医学界依赖抗生素灭杀病原体的作法正被日趋普遍的耐药性问题所困扰，从流感到结核病莫不如此。例如，结核病在全球范围内一度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但由于耐药性的产生又开始重新流行，2014年出版的一份资料显示，我国结核病的总耐药率已经高达36.8%（【05】，P13）。耐药结核病的发生和流行，可能使结核病重新成为不治之症。 与抗生素易产生耐药性相比，依赖肝胆系统抗击传染病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看一看免疫系统的运作就会明白人体何等智慧。例如，肝合成的补体蛋白中，有一种被称之为甘露糖结合凝集素（MBL）的蛋白质，凝集素是一种能与糖类分子结合的蛋白质，而甘露糖常见于许多病原体表面的糖类分子，MBL能够与酵母菌、病毒、许多细菌以及寄生虫结合，却不能与人体健康细胞结合，这是固体免疫系统的一个经典策略，即聚焦于常见病原体表面的糖类和脂类分析的模式图案（【06】，P14）。这种策略使得免疫系统能够抓住病原体难以变化的重大特征，就像抓住了孙悟空无法变化的尾巴一样。而那些抗生素等人工研发的药物，往往只要细菌、病毒的蛋白质构象稍有改变，就可能减弱或失去药效，因为药物的特异性是与细菌、病毒容易变化的特征捆绑在一起，自然很不可靠。 所以，中医恢复肝胆、脾胃功能和激发人体自愈力的治疗，能够达到普遍特效的治疗效果，绝不是偶然的。只要有了中医，超级病毒并不足惧。
中医治疗与注射疫苗本质上都是激发人体的自愈力来抗击病毒，疫苗研制的成本高、时间长，且由于细菌、病毒的变异而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而一旦成功就可以大规模免疫；中医治疗则有快速见效和普遍有效的特点，可以降低疫情的恐惧和扩散速度，不过面临大规模疫情时也存在医疗资源的挤兑风险。 不难看出这两者可以优势互补，这对于传染病防控将是很好的福音。如果再能能研发出更好的生物抗生素，传染病的控制将有良好的保障。 说到这里有人或许会问，对于鼠疫、霍乱之类的烈性传染病，中医治疗也能有好的治疗效果吗。答案是肯定的，下面略微介绍下中医治疗鼠疫的医案。 鼠疫是典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病原菌可以不依赖人类而在啮齿动物中保存下来。历史上记载过三次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几乎遍及所有国家。第二次发生于14世纪，波及整个欧洲、亚洲和非洲北部，被称之为“黑死病”。第三次发生于1894年至1900年，波及32个国家，死亡人数以千万计。鼠疫大略分为腺鼠疫、肺鼠疫两种。腺鼠疫最常见，会发生淋巴结的肿胀和剧痛，好发的部位依次为腹股沟淋巴结、腋下淋巴结、颈淋巴结，若及时诊治淋巴结可消肿，否则淋巴结很快会化脓破溃，容易发展为败血症和肺鼠疫。肺鼠疫可以是原发性，也可以继发于腺鼠疫。肺鼠疫可以是原发性，亦可继发于腺鼠疫。原发肺鼠疫发病急，临床会出现寒战、高热、胸痛、咳嗽，初期痰澄清，继而带泡沫或血，很快发展为血痰，表现呼吸困难、颜面及皮肤发绀。 鼠疫可引发败血症，严重的会有广泛的皮肤和内脏出血，病死率极高，死者皮肤呈黑色，故有“黑死病”之称。1917年至1918年我国西北地区肺鼠疫大流行，发病人数13798例，死亡13782例，死亡率接近100%。1910年-1920年间，起源于满洲里的东北肺鼠疫大流行都是通过飞沫而传染（【05】，P212-213）。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提到了民国十年春哈尔滨防疫医官对当年鼠疫病状的描述：染后3-7日为潜伏期。先有头痛、眩晕、食欲不振、倦怠、呕吐等前驱证。或有不发前驱证者，继则恶寒、战栗，忽发大热，达39-40摄氏度以上，淋巴结发生肿胀。当时的民国政府，一遇到鼠疫之证发生，“即设局防疫委之西医，而西医又毫无确实疗法，惟置之隔离所听其自死。致患此证者百中难愈二三”（【02】，P396-399）。 张锡纯曾医治一名肺鼠疫患者，患者神志时而清醒时而昏聩，谵语，四肢逆冷，心中发热，思食凉物，小便短赤，大便数日未行。其脉沉细而迟，闭目昏昏欲睡，舌上无苔干亮如镜，喉中干甚且微觉疼，时作干咳。张锡纯认为此乃肾气不能上达，阴阳不能接续，若燥热至极点将肺叶腐烂，咳吐血水而不能治。遂疏方：生石膏三两（捣碎）、知母八钱、玄参八钱、生怀山药六钱、野台参五钱、甘草三钱，共煎汤三茶盅，分三次温饮下。患者分三次服完药后诸症好转，惟大便仍未通，按原方再服一剂大便遂通，余热尽消（【02】，P397）。 上医案治疗肺鼠疫的方子，实为白虎加人参汤的变方，以山药代粳米又加玄参。石膏清外感之实热，山药、知母、玄参润肺燥、滋肾阴，人参助肾气上达。整个方子没有一味直接抗病毒的药物，两剂即获痊愈。 后来张锡纯又治一人，病况大致与上证同，惟其脉之沉细及咽喉之干疼较前尤甚，遂在上方的基础上用鲜白茅煎汤代水煎药，药煎成后又调入生鸡子黄（即鸡蛋黄）同服，效验异常，遂将此方名之为坎离互根汤（【02】，P397）。 因时间关系，此处不再列举更多的医案和例子。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调理肝胆和脾胃是治疗细菌、病毒感染的大方向，并不意味着当出现了其他脏腑症状时可以置之不理。例如，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如果出现了肺部症状，乃至因胸中积痰太多而难以呼吸，那么针对肺部症状的治疗也是必要的。此外，调理肝胆和脾胃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要分清虚实、阴阳、寒热，分清主证和兼证，妥善处理患者的高热等，这里面学问很多。 参考资料： 【01】 《偏方治大病效验录》，张存剃、王波、陈振喜主编，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02】 《医学衷中参西录》，张锡纯著，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2016年6曰第22次印刷 【03】 《阴阳一调百病消》罗大伦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月第1版，2019年1月第3次印刷 【04】 《岳美中经方研究文集》岳美中著，岳沛芬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2012年4月第1版，2013年9月第2次印刷 【05】 《感染病学》，李兰娟、李刚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2014年8月第2版第1次印刷（总第3次印刷） 【06】 《免疫学概览》，Lauren Sompayrac著，赵欣敏张峰译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