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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看到一个热门问题：曾国藩到底是聪明还是愚笨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结合曾国藩的成长经历来分析。 张宏杰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1》的序言中，写胡适评价曾国藩的“精神偶像”朱子：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从天资来说，曾国藩可能算不上一流，也常常以“笨拙”自称，好在他有绝佳的耐心和勤奋，“肯做笨功夫”，最终得以在仕途、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他过世后，好友李元度在《曾文正公行状》章中写道：“治军行政，先求踏实；或筹议稍迂而成功转奇，或发端至难而取效甚远，或初为众所骇怪，而徐服其精。”他的“踏实”是有目共睹，并且得到周围人认可的。
曾国藩科考之路一开始并不顺利。他出身小地主家庭，祖上都是农民，从父亲一辈开始走上科举求仕的道路，但父亲曾麟书40多岁才考上秀才。曾国藩在父亲的教育下，埋头苦学，直到道光十三年第7次参加时，终于得中秀才。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一路举人、进士、进入翰林院，跻身京官行列。 曾国藩在京官期间，就立下了要做“圣人”的誓言。 但这个flag并不是说说就算了，他在行动上做得非常彻底。例如，他给自己设定了每日任务，包括练字、读书、写诗作文。一旦出现偷懒、缺乏恒心，或者与人交往时言语浮伪、态度傲慢等情况时，就会在日记中进行自我反省。他的自律性和勤勉，绝非寻常人所及。 湘军时期，曾国藩的用人策略和战术原则，也充分显示出他“守拙”的本色。在招募湘军新勇时，他选择到穷乡僻野，选拔那些性情质朴的山农，虽然他们没有上阵打仗的经验，但“朴诚耐苦，讲求实际”，军队战斗力比绿营军高了许多倍。 一提到用兵打仗，通常想到的都是各种兵法谋略。但曾国藩打仗时，最强调的却是“结硬寨，打呆账”，这也是湘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每到一地，湘军在安营扎寨上就会花费大量的精力，看上去颇有些“笨”。 但这一策略在曾国荃围攻天京时，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由于当时南京城的城墙既高且厚，且太平军人数有近20万，在长期的拉锯战中，湘军挖沟建濠，形成了最后一道牢固的防线，对最终攻下南京城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是家中长子，他对兄弟和子女的教育方式，在今天看来也有些“迂”。 无论公务如何繁忙，他都不忘给在湘乡的兄弟子侄们写信，指导他们的功课，不厌其烦地教他们做人处事的道理。这些信件都得以保留下来，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曾国藩家书》。 他的这种教育方式有时也会引发抵触情绪，特别是暴脾气的九弟曾国荃，常常在信中和曾国藩产生争执，但曾国藩总是会耐心地回信劝导。 家中妻女每天要早起做家务、做小菜、纺线制衣，即使曾国藩身居高位时，也是如此。 曾国藩是一个对外形、着装上不是特别在意的一个人。京官时期，由于社交活动较多，需要装点下门面。《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1》中提到，“在道光二十一年，他买了尖靴、袍料、皮靴、小毛冬帽等衣物，花掉了二十八两银子”。做了两江总督以后，他就更不修边幅了，曾与他有过接触的外国人戈登，描述他看到的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油渍……”。 从初出茅庐的湘乡农家子弟，到游刃有余的朝廷重臣，曾国藩一直在变化。一开始他的行事风格直接，常常得罪同僚，在经历数次挫折之后，他对晚清官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这种环境下，要想做出一番事业，需要在一些事情上有所妥协。从湘乡复出之后的曾国藩，像是换了一个人，开始变得和光同尘。但他的初心并没有改变，性格中的“诚”和“拙”始终存在。这样看来，他是“笨”的，但这种“笨”也让人心生敬意。 参考书籍： 1、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系列1-3； 2、《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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