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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曾国藩，人们大多想到的是他的为官、处世之道。作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的成名之路并不平坦，可以说经历了许多大起大落。历史学博士、作家张宏杰的《曾国藩传》中为我们详细讲述了曾国藩坎坷的一生，从一个资质平平的普通人，如何持续奋斗成为一代名臣。最近，张宏杰又出版了新书《曾国藩的经济课》，书中用详实的数据解析了曾国藩一生的财务状况。如张宏杰老师在序言中所说，书中内容是由另外两本书《给曾国藩算算账（京官时期）》和《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暨总督时期）》两本书调整压缩汇集而成，因此如果是已经看过《算算账》两本书的话，其实是可以不必再看读这本《经济课》了。 
于我而言，《算算账》两本书未曾读过，而《经济课》经整理，删减了大量过于专业的且与本书关系不大的内容，而尽量做到通俗明白，因此了解曾国藩一生的“赚钱之道”，《经济课》显然是更好的选择。通过了解曾国藩的经济账，我们会发现封建社会，家族，宗氏对人们的重要性和巨大影响。所以今天想就这一方面来聊一聊这本书。了解曾国藩生平历史的话都知道，曾国藩年幼时家里只是小康之家，祖父以上的先人都是农民，五六百年未曾出过一个读书人。到了祖父曾玉屏这代，经过艰苦创业，经济状况大为好转，为博取功名，曾玉屏供长子曾麟书读书，无奈曾玉屏没有读书的天赋，苦苦应考16将才中得秀才。于是全家的希望寄托在了曾玉屏的长子曾国藩身上。实际上曾国藩同样没有什么天赋，从13岁考到22次，考了7次才中了秀才，倒是没想到之后还算顺利，27岁中了进士。从此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也改变了湘乡曾氏家族的命运。
在古代的传统观念里，考取功名之后，财富也将垂手可得，所以曾国藩高中进士，意味着整个曾氏家族不管是身份地位还是经济状况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事实上呢，曾国藩为官之后，的确改变了整个家族的经济状况。但这个过程却是充满艰辛的。实际上曾国藩第二次入京会试的时候，家里是借钱凑出的路费，可见曾家已经倾尽所有了。而曾国藩进了进士，赴京之际，也在为钱财发愁，按照当时的体制，身上翰林，曾国藩的收入并不高，进京路费要自己筹，在京期间租房、官服，仆役等各种费用都要自己负担，所以以光靠薪水俸禄，当时的大部分京官都是入不敷出，需要自己想办法开源节流的。比如作者就提到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被钦点刑部主事，可是他家境贫困，根本没法负担当京官的各项开销，所以一度不想就任。曾国藩做官数年，因收入微薄，对家人的生活状况改善有限，所以心中常感愧对族人。从书中我们能看到，实际上曾国藩做了十年京官，一直是入不敷出的，长期靠借贷生活。
何谓拜客呢？就是拜访亲戚、故交；湖南各地的曾氏族人；周边各县的官员；著名乡绅；还有在各地经商的湘乡籍老板。而拜客的理由是什么呢？“议修谱牒”。谱牒是什么呢？就是家谱。在清朝取得功名之后拜客是非常符合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一则报喜，二则与达官贵人建立社交关系，第三个目的则是可以借此机会收贺礼。所以我们从拜客，议修谱牒的过程能够非常清楚地了解清朝的社会状况。曾国藩在湘乡及周边各县四处拜客，进行族谱修订，通过“家族”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网络对曾国藩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但在后期也为曾国藩带来不少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后期统领湘军，任职两江总督，平定太平天国期间族人大肆敛财为人所诟病。中国古代是讲究家族、宗氏、血统的社会。美国来华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在《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的德行之一是重视“裙带关系”。裙带关系即家族姻亲关系。阿瑟·史密斯认为，裙带关系使得中国人先天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实事上的确如此。曾国藩在京常靠借贷度日，但好在其大弟曾国潢虽然读书不行，却擅长赚钱之道，利用兄长曾国藩的影响力，在湘乡成为举足轻重的“第一乡绅”，并常常参与地方事务，因此收入丰厚，改善了一家人的生活。以及后来另一位弟弟曾国荃也让整个家族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变。
不得不承认，曾国藩能够在几十年为官生涯中，保持独善其身，成为一名清官，最后全身而退，离不开整个家族的支持。
实际上曾国藩对弟弟们宽容，对自己却非常严苛，把声誉看得非常重，立志要做清官，所以入仕途直至统领湘军之前，可以说是个刚正到“不近人情”的人。倒是后期深刻自省之后，改变了自己的金钱观，较为“放任”弟弟们的敛财之举。甚至也开始以金钱来打通各种关系，为自己成就大业铺路。而值得我们钦佩的是，曾国藩即使爱财却不贪财，深谙赚钱之道，却又能够在金钱面前保持自身的廉洁，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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