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旭东 “雍容闲雅，甚都”。 他，风神玉貌，风度翩翩，一出场就令所有人为之倾倒。 “一坐尽倾”，气宇不凡。 隔帘相望。 她，躲在帷幕背后，为他的气派、风度和才情吸引，也产生敬慕之情。  弹琴是巴蜀文人的身份标识。 “琴棋书画”四艺，琴居其首。 寄情之器，中国历史最久、艺术水准最高、最具民族精神的乐器。 两人都喜爱音乐。古琴“绿绮”是媒介。 音乐低沉的节奏，让房间里的灯火，变得飘渺动荡。 他，用一曲喷火催情、销魂化骨、荡气回肠的《凤求凰》，直奔主题。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浪漫而悱恻。悠扬的琴声，和着细雨，敲打地面的嘀嗒声，蔓延开来，在卓家渐渐浓郁的水雾中，琴声一波一波地荡漾，缓缓流动。音色绝妙。不用“琴音挑之”，用“琴心挑之”。 她，听懂琴声中，表达的绵绵情意，心旌荡漾。 两情相悦。一个“大帅叔”，一个“重熟女”。 一曲《凤求凰》，点燃了帅叔熟女的旷世奇情。 宴会完毕。他，出手阔绰，重金赏赐文君的侍者，托转达爱慕之情。 回赠手绢。她，以一双慧眼，看出两袖清风的书生，并非凡夫俗子。 表明心意。为酬知音之遇，便夜奔他的住所。 郎贪女爱。彻夜绸缪，美的企慕与欲的渲泄。 双双约定，“成都式私奔”。 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避开大道，直奔离邛崃18公里的平乐镇。月夜，从白沫江上船，经南河，在新津汇入岷江，转上成都。 卓王孙发现女儿“中夜私奔”，派快马追赶。 只是，追的是陆路。 道不同，自然白追。 卓王孙气急，大怒道：“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 公开断绝父女关系。  司马相如住家，在成都“府城西南五里”，“市桥西二百步，得相如旧宅”。今天成都的西较场、同仁路口到文化公园一带，与青羊宫相邻的一条青石小巷，在过去的西门城边街附近。 卢求撰《成都记》称：“琴台在浣花溪之北。梁萧璪镇蜀，增建楼台，以备游观。” 竹篱泥墙，“家徒四壁立”。 她，想喝酒；他，将一件价值连城的皮草大衣，去典当行作押，换了钱买酒喝。 干柴烈火，变成柴米油盐。 两人纺纱织锦，典当为生。 “相如抚琴，文君酌酒”。他，在小巷南端东侧，自己出资修筑一抚琴台，为她演奏《凤求凰》。以鲜花、琴声和美酒，与她共同生活。生活清苦，却是幸福美满，丝毫不为世俗所累。  生活艰难，两人感情却日深。 北宋末期诗人、双流人宋京，曾在诗中记录过琴台遗址上的考古发现，人们在相如琴台上耕翻土地时，发现地下埋着几十口大瓮。古人为了提高音响效果，在地下埋瓮，能使琴声共鸣。 是否当年司马相如“所作所为”，还无实证。 “抚琴台”，巴蜀文化中爱情文化的符号。 “武担山”与“抚琴台”，“爱情之都”最原始的地标。 如今，“抚琴台”移至成都永陵博物馆的“抚琴亭”内。 琴瑟和鸣。 汉乐府里最重要的作曲家司马相如，卓文君也经常纠正他的琴。作赋虽浪漫也辛苦，经常“睡”100天，突然醒来就把赋做好，慢工出细活。卓文君的速度更快，在事业上互相帮衬。 跟卓文君回到邛崃。 他，几月后，索性卖掉豪华的车骑，开了家小酒店。 “当垆卖酒”。她，淡妆素抹，在置放酒瓮的土台上卖酒，不卑不亢，神态自如。“相如涤器”。他，系着围裙，着露出腿毛的“七分裤”，夹杂在伙计中，洗涤杯盘瓦器，谈笑风生。 一个罕见的美女，居然绝不慕虚荣。 一个罕见的巨星，居然不自卑羞愧。 不问世事。似乎忘记了蔺相如、放弃治理天下的理想。 远近闻名。小酒店门庭若市…… 象征永恒。成都的爱情故事。 往往是才子才女的爱情、君子淑女的爱情。  “蜀女自古多才”。从古蜀王杜宇与“崇州女子”朱利，到开明王九世与“武都山精”，从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雄“文章冠天下”的四大家，到陈子昂、李白、杜甫、苏轼、郭沫若、巴金等，都是才子。卓文君、薛涛、浣花夫人、花蕊夫人、黄娥等，都是才女。 从爱情开始，到邻里之爱，乡邻之爱，家国之恋。 “爱情之都”需要有文化底蕴支撑，延伸为家国大爱。 再入长安。充满自信。 司马相如奉诏进京，从北门升仙桥经过，面对即将离别的妻子和前来送行的官员，踌躇满志，指天发誓：“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不乘坐高车驷马，决不回来见故乡的父老乡亲。 千里之外。京都上林苑。 才子与皇帝，促膝长谈，相知恨晚。 他，再作《上林赋》，内容与《子虚赋》相接，文字、辞藻，更华美壮丽、灵动精妙，却只说一个非常朴实的道理：“惜民”，统治者要节约民力。 没有欺骗性的阿谀、没有原则性的丧失、更没有对官位的贪婪乞求，得失不喜不忧，在平和的心态中，亮出自己政治思想的“底牌”——平实求效。 建功立业的年轻皇帝立即看懂。 信任他的真诚和雄才，留任中枢“用为郞事”。 典范意义。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歌颂统一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开创汉代大赋的基本主题。 “空天引地、错综古今”。 “以诗书而儒”的“通儒”。 壮志凌云，雄踞西汉文坛。 赋作生动地呈现出放诞风流的个性、张狂不羁的美学精神。 汉代中国，崛起于东方，与西方罗马帝国比肩并立。 “秦魂汉魄”。两个帝国给予中华的历史价值与财富。 大秦给予中国一个“统一大国”。 大汉给予中华一个“稳定的统一大国”。 秦无“文”，但有“器”，成都平原贡献给秦朝的“丹青”，即色彩艳丽的印染、化妆品原料，为汉代色泽艳丽、制作精美的“漆器”、黄润细密的“蜀布”，提供物质和美学的前提。 汉武帝一生，一直没有停止开疆拓土。 汉代，成都是仅次于京都长安的中国第二大城市。长安，城市居住人口约为80800户，成都，城市常驻人已达76256户。“巴蜀熟，全国足”，“女工之业，覆衣全国”。 成都平原丰富的人力资源、“不知饥馑，水旱从人”的丰裕物产，成为汉帝国得以建立的重要前提。一直到东汉时，帝国的许多重要城市，都是“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 北击匈奴。北部突出战略防御。 西通西域。西南重在政治治理。 对疆域的渴望，无以复加。在西汉王朝大刀阔斧的开拓下，“西北走廊”摇身一变，成为北方丝绸之路，引燃汉朝人的热情，商贾往来、马帮穿行，古道深深的马蹄、一路蜿蜒的驿站。 异域文明与华夏文明，也在商贾不停歇的脚步中，碰撞、迸发。 平定南越叛乱。 西南大振，蜀郡军民奔走相告。 成都平原之南，常有五彩云升起，汉武帝大喜。 因此，云南也称彩云之国。 临邛得名，与古代邛族，密不可分。地理位置与“西夷”的邛（现凉山州）、笮（现雅安市）接壤，是成都通往“西夷”“南夷”的中转重镇。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为郎中将，经营西南。 修建夜郎道。夜郎国的“国道”，汉武帝规划从川南通往云贵高原的一条“高速公路”，依靠巴蜀的富裕、夜郎的水路和精兵，有效控制南越的分裂变乱，扩大版图，开发大西南。 由政府正式委派官员组织修筑。 唐蒙带领军兵数千人，强征数万巴蜀民夫，修筑西南出海丝绸之路——“南夷道”，经四川宜宾“僰道”、泸州叙永、古蔺，至贵州毕节、安顺，建立“西南夷第一郡”——犍为郡。 以鄨（今贵州省遵义市）为郡治。 泸州与黔北的赤水河，“夜郎道”的有机组成部分。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 沿途山高林密，崖陡谷深，虽有秦“五尺道”作基础，仍需按照汉朝“国道”的要求，将道路拓宽、加固。五尺道，又称僰道、滇僰古道，连接云南与内陆的古老官道。又称“唐蒙道”。 工程十分艰巨。三年过去，“国道”还没有完工，死者甚众，加上用战时军兴法管理，诛杀了一些部落首领，引发巴蜀骚乱，万民恐慌。政局不稳。 了解“西南夷”，主动请缨。 司马相如说那里是自己的老家，便于联系实际，对症下药。 接替唐蒙，全面主持宾服“西南夷”工作。 “文武进退”。汉武帝对帝国边疆进行过六次重大扩张征服战役，五次都是金戈铁马、兵戎相见，只有在“西南夷”的战役上“文取柔治”。 唐蒙修路，耗时4年。 司马相如开边，历时6年。 无论规划者、决策者、执行者、建设者，都是“一带一路”的塑造者。 “藏羌彝走廊”上。 “西南”，相对于中原而言。 “化外之地”。“西南夷”，汉代统称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如今的四川凉山、甘孜、阿坝地区的土著民族为“西夷”，今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省区等地土著民族属“南夷”。 卓王孙家中的近千名僮仆，大都是买来的“西南夷”人。 后来，卓王孙送给司马相如100僮仆中，也多为“西南夷”人。夫妻二人挑选10多名青年男女服侍，有的做卓文君的贴身侍女，有的为司马相如的随从仆役。其他的从事农业、织锦生产。 （未完待续）  易旭东，知名纪实作家，非学院派天府文化学者，北宋人物史研究学者。在国内外报刊发表纪实作品400余万字，近50篇作品获各种奖项。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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