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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文化边界的历史现象——从清朝历史和曹雪芹谈起

 昵称37581541 2020-12-16
雍正即位,他甘称自己为“夷人”。他说:“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其何损于圣德乎?”《红楼梦》书中,也写了贾宝玉这样的话:“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可见朝野对多民族的共同体认可度之高。
 




一、清朝历史的跨越意义
 
现代的人常问,满族的先祖到底是渔猎民族,还是游牧民族?我认为他们是森林中的渔猎民族,而并非像中国历史上的匈奴、突厥、蒙古族那样的草原游牧民族。
 
这从满族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可以得到明证。他们生产、生活的基本组织是“牛彔”,即以后的“佐领”。“牛彔”即是三百人为一组的狩猎、打牲的生产组织。到明代万历时期,这一组织已经演化为军民一体的八旗组织,替明朝戍守关外辽东。
 
满族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时期能从一个渔猎民族,联合游牧民族的力量,又借助汉族的文化、文官制度的成果,迅速建立起一个统一巩固的封建王朝,我认为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
 
 乾隆时期侍卫画像

清代的满族,当时的正式称谓是旗人。只有皇帝是旗上人,其他旗人统称旗下人。正如雍正所言:“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满洲”是一个打破氏族部落的地域概念,它确指的是,女真部落生活的建州地区、海西地区和东海地区。女真人中也包括家内奴仆,满语称包衣。包衣是家奴,是主人豢养的奴仆,地位低贱,但同样可以科举做官,荣任朝廷尚书、侍郎、内务府总管大臣。只要皇帝赏识他,皇权的力量有多大,他在群臣中地位的含金量就有多重。清朝内务府的包衣人有汉人、蒙古人、朝鲜人、维吾尔人、俄罗斯人、越南人,分居自己的佐领管辖之下。清朝建国的最大历史意义,就是以极快的速度跨越了奴隶社会和农奴社会两个历史文化时期。
 

二、《红楼梦》一书的文化跨越
 
在《满洲八旗氏族通谱》中,曹家被列入满洲通谱。曹家的正式身份应为“内务府正白旗包衣”,曹雪芹的身份亦当如此。我认为包衣即为皇帝当差之人,若有军职或可称为“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待考。
 
满族是辛亥革命后对旗人的称谓,这时的满族已是多民族融合的民族了。在满族的民族融合中,无疑清朝皇帝、旗人贵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个明显的例子:汉家史书对周围的少数民族污称为“戎狄蛮夷”。努尔哈赤未向明朝宣战前,还自称是“女真国建州卫管东夷之主”。皇太极即位,气不过这个“夷”字,于天聪六年(1635年),改“诸申(夷人)为满洲”。雍正即位,他甘称自己为“夷人”。他说:“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其何损于圣德乎?”为何?因为他接受了汉文化,更想坐稳中华大地的皇帝。《红楼梦》书中,也写了贾宝玉这样的话:“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可见朝野对多民族的共同体认可度之高。但在文化融合上,无疑两千多年的汉族文化,起了主要的主导作用。
 
乾隆时期旗人、汉人画像

明朝万历以来,女真族从没有文字到创立满文,又到满汉文化完全融合,时间仅仅一百多年,并奠定了近千万平方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这种历史文化的跨越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

曹雪芹家族若从沈阳陷落、曹家远祖成为满洲旗主的家奴算起,到雍正六年被抄家,已有一百零七年的历史了;若从清朝统一全国算起,也有八十四年的历史。曹家几代人,都为女真贵族接受汉文化,为满汉文化的融合做出了标志性的贡献。如曹寅,他就是个大戏剧家、有名的诗人。
 

曹家轨迹地图:曹家近百年经历了辽沈、京城、山西到江南的从政路径

曹雪芹撰著的《红楼梦》,则是古代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一座文学作品的顶峰。书中浓缩了两千年来汉族优秀文化的传统形式;又吸取了旗人大量的文化习俗和生活风貌;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想的超越性。他认为所谓的康乾盛世乃是王朝社会的末世;在书中,他嘲笑讽刺考场和官场中的禄蠹和道学先生,而推崇嵇康、阮籍那些个性张扬的人物。曹雪芹通晓诸子百家,了悟儒释道三教,但他倾心的文化资料却是《庄子》《参同器》《五灯会元》《元命苞》之类的奇书。他敏而好学,通过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他还初步认识了西方的文化艺术和科学常识。是否可以说,曹雪芹是当时联通中西文化的一座桥梁?
 
大家知道,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端,如果说近代史有序幕的话,我认为曹雪芹则是序幕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曹雪芹像


三、中国民族工作的历史价值
 
新中国建国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伴有弱小的民族商业的社会。对许多民族来说,还有更加不堪的现实,比如西藏、云南西双版纳、新疆南疆地区还保留着封建领主制度;凉山彝族地区还是奴隶制社会;我国极其偏僻的深山区还有个别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这是现实,也是一种民族文化。但他们都有一个跨越历史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这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0年,我党对西藏发了31号文件,对广东、深圳等特区发了41号文件。其意义,在1984年的6号文件中说得很清楚:“我们国家现代实施两种特殊政策:一种是在沿海的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一种是在西藏自治区实行的一系列特殊政策。”
 
40年过去了,深圳的发展与规模有目共睹,并且举办了隆重的纪念会。西藏得到了国家大力支援,发展的也很快,但总嫌不足,总感不够。因为国人更加关心它的发展,它的发展变化可以更好说明改革开放的迫切性、示范性和跨越性。

近日又有一个极好的消息:12月2日,汪洋同志在全国政协召开的少数民族界座谈会上,讲到“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观点理念时,他强调了四个搞清楚的问题,“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搞清楚,把理论上存在的误区搞清楚,把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搞清楚,把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思路举措搞清楚。”
 
跨越历史文化边界的现象,乃非虚妄之言,我们应和民粹主义划一明确界限。中央民族大学有党中央的领导和大力支持,有很好的师资条件,还有五十多个民族作为教研的广阔空间。北京曹雪芹学会愿在曹雪芹研究的叙事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上得到贵校的指导和帮助。

2020. 1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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