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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媒体业务热点研究渐入深层
近年，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技术力量，已经开始渗透到专业机构新闻生产的核心环节，新闻业面临着被重新定义的可能。于是，数据新闻、机器新闻写作、传感器新闻、虚拟现实新闻、网络视频直播等新媒体业务热点成为学者们关注的新媒体实践领域的主要问题。
随着数据技术的日渐成熟以及数据信息重要性日益凸显，数据驱动的新闻渐成趋势，成为引领当下新闻实践的一股风潮，业界的日趋成熟的实践反过来也促使学界进行理论总结与深入反思。陈虹等在梳理数据新闻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的数据新闻实践主要存在着如下问题：数据源开放程度低，数据监管不力；新闻从业者数据素养偏低，数据处理能力有限；可视化技术滥用问题突出；专业化数据新闻团队建设有待加强。
方洁等通过对媒体人的访谈，分析了数据新闻在我国的实践情况及阻碍因素。他们认为，数据新闻加速了融合报道机制的形成，催生了多元化的产品运营路径。但实践中，数据新闻最显著的阻碍在于中国缺乏数据文化的环境，从政府到社会，对于开放数据的认可度偏低，且对数据处理的科学性、专业性的要求不高。此外，国内的新闻教育传统使媒体的大多数记者编辑缺乏数据素养，而具有写代码能力的新闻从业人员的匮乏已经成为突出的问题。
对于陈虹、方洁等人提及的“数据素养”问题，金兼斌则放在“数据媒体”这一大背景下加以认识。他认为，新的信息传播环境和新闻业的数字化、数据化演变，使得一切平台都具有了数据媒体的潜质，这也要求专业新闻记者必须进行素养的调适和充实，否则终将被变革的大潮所抛弃。而新新闻素养的核心维度就是“数据素养”——对其最简洁的表述，即记者对“数字泥巴”6的亲近感和翻耕能力。
邓建国在分析机器人新闻生产背后的逻辑和所面临挑战的基础上，认为尽管机器人新闻还存在很多不足，但它仍然对现有新闻生产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性影响：一方面它预示着“新闻工业化生产”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人类记者也将更能发挥其优势，实现新闻生产的“人机共生”。陈小晰持有相近的观点。她对比了近年来自动机器写作软件和人类记者撰写的财经类、体育比赛类新闻稿件，认为虽然机器写作软件在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新闻写作速度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人类记者的新闻洞察力、新闻敏感性以及相关新闻的拓展、联想能力无法在短期内被机器复制。未来人类将和机器携手为读者提供更全面、快捷的报道。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新闻媒体对数据信息的依赖与日俱增，传感器逐渐泛在化，这为基于传感器进行信息采集、以大数据处理技术为支撑的“传感器新闻”的普及带来了可能，传感器开始进入新闻生产领域。彭兰认为，作为新闻源的传感器，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突破自身的局限，从更多空间、更多维度获得与解读信息。传感器也将重新定义新闻传播的反馈机制，使得用户反馈从意见层面深化到人体生理与心理层面。
视频摄录技术的360度全景化发展，使得新闻业可以进一步挖掘客观世界的数据，从而推动了虚拟现实新闻的发展。邓建国认为，虚拟现实对新闻传播业的重大意义体现在它能几近“穷尽地”记录和传输新闻事件。常江等认为，VR技术目前对于传统新闻叙事带来的影响，主要是一种“弥补”或“增强”，其效应在于扩大新闻作品叙事的能量和受众对信息加以感知的效度。史安斌等认为，VR和AR这两项新技术将在内容、业态、样式三个方面影响传统新闻业的转向。
在看到虚拟现实技术已经或即将给新闻业带来重大变革的同时，学者们也意识到了VR新闻可能存在的技术性挑战和新闻伦理风险。例如，邓建国认为，VR新闻对公众可能具有更大的操纵性和欺骗性；仍然具有极强的把关、议程设置和显化功能。在这点上，学者有着大致相同的认识。
2016年被业界称为“网络直播元年”。网络直播与传统电视直播究竟差异何在？谭天认为，传统的直播是PGC，而网络直播则属于UGC，这种传播方式令网民成为直播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要做好网络新闻直播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有用户思维；二是要有互动；三是要对接好互联网平台。
基于用户角度的研究则在探析网络直播热的原因及影响。贾毅认为，网络直播的内核是经济利益下的人际交互，网络直播的兴盛是缘于情感体验下的狂欢，但网络直播这种“无剧本式碎片化表演”正在严重摧毁人们最基本的文化享受能力——阅读能力。袁爱清等认为，媒介的发展触发网络直播从重大事件的报道向普通受众的转型，其背后隐藏着极为复杂的文化及心理现象。网络直播由公共空间向私人领域的转向，既有文化学上的自我形象构建、形塑认同的驱动，也有人们对窥视欲的满足、象征性移植以及性驱动力等复杂的心理驱动。
二、多维方法与多维视野促进研究精细化
2016年的新媒体研究，研究方法更为丰富，与此同时，很多研究的焦点趋向精准、细化，不同学者之间围绕同一主题进行的多视野聚合研究，也为未来新媒体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合作模式。
（一）研究方法的多维拓展
研究方的多元化拓展是2016年的新媒体研究的一大特点。在传统的个案研究、问卷调查之外，如语义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参与式观察、民族志、日记法等多种方法更广泛地应用于新媒体领域。这一方面说明了学者们研究视野上的开拓，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媒体研究的步步深入。实际上，本文所涉及的研究论文，大多都在研究方法上有着精当选择和运用，由此也可见学术群体的方法和科学素养正在逐步提升。以下通过几个案例，来加以进一步说明。
田依林以具体舆情事件为研究背景，运用语义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在线网络用户瞬时传播态度网络，借助可视化图谱追踪不同时间刻度的网络用户之间形成的瞬时传播态度网络结构的动态变化趋势，揭示群体观点形成、两级或多级分化的过程和规律。
钱进等人通过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进入新闻编辑室内部，以此展开对一个特定媒体的数据新闻生产实践和新闻职业文化的考察。他们发现，与传统新闻室中的新闻生产不同，该媒体的数据新闻实践是在一个全新的情境下展开的。新的工作领域、新的知识技能和新的团队成员组合，都将会对新闻编辑室空间里的社会关系和交往进行重构，而新闻室中的职业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协同成为一种必须。
孙信茹在对新媒体的研究中，不仅把视线投向了少数民族群体，更是采用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经典研究方法。她运用民族志的方法来考察云南普米族乡村年轻人的微信使用和微信群活动，发现微信之于这个少数民族群体来说，既是一种完全自我参与式的文化“书写”和实践过程，又通过西尔弗斯通所说的“双重勾连”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构成。
（二）焦点问题的多维视野聚合
除了对多元方法的应用，2016年的新媒体研究有了更多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以多维视角关注一个焦点性问题，无疑有助于我们在整体上深化对特定问题的认知。2016年《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刊载的“青年的数字生活与都市文化”专题，即集体中体现了这种研究的整体性。
在“青年的数字生活与都市文化”这个大的命题下，该专题的5篇论文9聚焦于苏州的个案研究，并通过对“城市”、“空间”、“场所”、“传播”和“媒介”等核心概念的考察，聚焦于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伴随身体参与的、落实于具体的空间场景的新媒体使用，并以此完成相互之间的勾连。
其中，杜丹以苏州为个案，对13部记录该城市景观的UGC视频及围绕这些视频的网友评论文本展开分析，发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UGC视频的制作是市民主动参与城市形象塑造的一种文化实践。UGC视频的生产者运用重构参与式场景、强化被忽略的细节和重塑“异见”时空的空间生产策略，创造性地表征自身所处的城市空间。他们通过对官方和商业资本的认同、嬉戏、协商或对抗，维系了自身与城市的亲密关系，重新定义了城市的自我认同。
马中红以政府机构主办的“寒山闻钟论坛”为考察对象，探讨这个作者所谓的“体制化的媒介”可能具备的公共性特质。研究显示，由政府定制的体制性网络空间并不具备理想或应然意义上的公共性，但强有力的后台支撑体系保障了政府对网络议题的迅速回应，对公共舆论的关注，并引发后续积极的管理政策和措施的推行。另外，民众以个体身份，“携带”私域话语进入网络公共空间，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转化成公共议题，甚至推动公共论辩，促进政府与民众以及民众间的沟通交流。因此，这些实践层面的特征，体现了这一类型的网络公共空间具有“威权协商”的民主潜能。
媒介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凸显了公共与私人之间边界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於红梅以苏州文化历史街区平江路为例，探讨在数字化媒体时代，城市特定空间如何通过人们的文化消费实践活动而呈现出生成中的公共性的可能性，以此呈现类似空间边界流动中所具有的张力。不同于对消费社会“公共性的衰落”的论调，於红梅认为，基于数字化媒体使用而生成的虚拟空间，经由与实体空间的相互交织，在一定程度上为拓展城市空间的公共性提供了可能性。
正如潘忠党所言，这几篇论文有一个共同特点：作者们都各自选择了一个可操作的小切口，紧密贴近经验观察，谨慎阐释所运用的核心概念，并将它们置于具体的现实场景中。
未来，类似这样的同一话题上多维视野的聚合性研究也许会更为普遍。而除了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外，其他学科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的加入，将会为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更多可能。
三、传播与媒介的泛化趋势
呼唤研究范式创新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正在推动新闻业的巨变，也为新媒体研究提出全新的课题和更高要求。“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一个万物皆媒的泛媒时代正在到来。”媒介的“泛化”，给新媒体研究乃至整个新闻传播研究所带的最大困惑是，什么是“媒介”？——媒介“泛化”发展的趋势把学人们又重新引向了对“媒介”自身的再思考。新闻传播研究历经了几十年发展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韩立新通过对“跨界融合”这一不同于“媒介融合”概念的探讨来回应媒介泛化的困惑。他认为，新媒体技术发展所引发的跨界融合，使得连接信源与信宿的中间体——媒介，从传统媒体中分化出来，并借助传播技术提供的平台，在不同的社会分工及其运行过程中，提供着基于信息的连接，进而引发了传统媒体诸种传播要素的分化，并在新平台上重新结构了信息传播的过程和形态。他进一步指出，跨界融合及其形成的跨界媒体是媒体发展的新阶段，正在改写或重写新闻和媒体的知识体系，推动新闻学知识体系进行“范式转换”。
高钢认为，信息传播边界的消失，对于人类的意义不仅是信息传播权利的重新赋予，而且是人类社会运行模式的重新设计，是人类文明形态的重新建造。戴宇辰则认为，媒介已作为一种制度化要素开始独立作用于社会文化变革，它与之相互交融，并且不断更深入地卷入各种领域的变化之中。
陈力丹认为，传播学的架构仅是大众传播的产物，随着互联网对观念、消息传递、内容生产、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重构，以及新一代人对互联网用途的重构，“媒体”可能是任何一种想象不到的形态，因此，原有的传播学理论已无法解释非线性、圈层、超链接的互联网传播现象。
谢新洲等也指出，传播学在原有学科局限性的掣肘之下，难以与新媒体发展的大势相融合，新媒体研究是一个具备多学科背景的研究领域，既有媒体自身的研究规律，又需要倚靠多学科的知识体系，由此才能体现新媒体研究的社会认同和学术价值。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新媒体研究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有着共同的、清醒的认知。但问题在于，如何进行范式的创新和转换，以推动新媒体研究乃至整个新闻传播学科的进步？
谢静通过对微信新闻的具体研究间接回应了上述问题。她认为，有关社交媒体新闻的研究，需要转变思路，反思形成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理念，突破既有范式，将新闻生产置于社会交往的动态关系之中。“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的生产观是以一种媒体为本位的观念，在社会生活重心转向交往的新媒体时代，我们需要走出以传者为中心的生产本位，不是考察如何继续在社交媒体上传递新闻产品，而是考察人们如何在社交媒体的交往中生成新闻。”
对此，潘忠党有着相同的看法和更为直接的解释：“在我看来，什么是或不是‘媒介’这个问题，可以有两个语境中的回答。其一是我们所熟悉的，即在以媒介技术、形态和应用为对象的研究中，媒介是以信息承载和传递为设计功能的技术或物件，这里的‘媒介’是具有特定指代的概念；其二是在所研究的特定人类交往活动或被置于交往视角下的特定人类社会现象中，那些因其自身的结构、意指和勾连作用等而生成被考察现象的历史与文化积淀或意味的特定物件。这些物件的设计功能并不一定是信息承载和传递，但却在人的交往活动中被用来发挥这样的作用。这里的‘媒介’是个隐喻，以及由此构成的对特定物件的思考框架。所以，对于‘什么是媒介’的问题，只有在特定的研究场景中才可形成具有理论解读、叙事建构意义的具体解答。”
也有学者聚焦于德布雷的“媒介学”，以此重新思考新媒体和社会建构的关系，并期待由此带动新媒体研究范式创新和突破。陈卫星认为，从德布雷的媒介学原理出发，“媒介不仅仅是技术体系和文化体系，还是一种历史结构”。他认为，“从重新塑造社会生态和产业结构开始，当今时代的新媒体正在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介入。新媒体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生产方式，更是围绕着它所依托的介质和载体所产生的组织性、结构性的活动，重新结构社会性的生产关系。”因此，新媒体研究应该关注“新媒体与社会生产力的升级换代的关系、与受众的接触界面的接近关系、与媒介技术植入权力序列的关系，以及媒介技术的制度化过程的关系等等。”
孙玮认为，为应对新媒体浪潮，传播研究不能局限于既有主流传播学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必须进行范式创新，并由此提出自己的三个建议：其一，传播的涵义必须拓展；其二，新技术崛起促使学术思想界正在经历传播的“中介化”转向；其三，在当前人类社会实践中，传播正在成为社会的构成性要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推动这些在其他人文、社科研究中已有的认识，尽快进入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视域。
“美国诗人爱默生指出，新的挑战所带来的逆境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它允许我们重新定位，并提供了重整旗鼓的契机”。人类学家格尔兹在论文集《可鉴之光》中讨论人类学学科发展时也认为，“我们的困惑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学科发展面临困惑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学科的幸运，可以让一个学科在问题解决过程中保持生机和活力，避免学科发展的“内卷化”。而对于当下的新媒体研究来说，为解决媒介泛化的困惑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也必将成为推动其向前发展的一大动力。
本文有删简，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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