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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3日 Day6，芷江八间房客栈->新晃->玉屏->岑巩埃菲艺术酒店，112km 今天又要到新晃，今天要进入贵州。清晨的龙津风雨桥伫立在清澈的舞水河上，宁静而秀气，全然没有了流光溢彩的虚华。 冷水铺是沪昆铁路线上很小的一站，估计只有货运。快到冷水铺时，开始下起雨来，说好的雨终于来了。雨慢慢下大，我把自己和车子都套上了雨披，出了冷水铺小小的街区，雨越下越大，我看到一个公交车站，赶紧躲了进去，正好一列旅游专列开了过去，没看清是去哪儿的。在这儿我套上了雨鞋套，看来今天要和雨水搏斗一整天了。 小小的公交车站还停着一辆三轮农用车，车上装满了蔬菜水果，用塑料纸遮得严严实实，一对老夫妻是车子的主人，那位大爷就在雨中走了走去，既没有雨伞也没有雨披，视大雨如无物。等了几分钟，我询问他们，这雨啥时能变小点呢？大爷哇啦哇啦讲了一通，又指指外面，我一句也没有听懂，但看还是能看明白的，因为雨已经小了，老夫妻俩熟练地上车、启动，倏地就走远了，等我把雨披脱下来，雨停了。哦，这就是天气预报的阵雨啊！我还是穿着雨裤和鞋套，一直到一个上坡路段才恢复成正常的骑行装，这个上坡叫小关，翻过去以后又下到舞水河边，从北面流过来一条细米溪汇入舞水，景色不错。之后一直到新晃市区，大部分是沿着舞水河北岸骑行。 桥下是细米溪口，一会骑到那儿 往前是新店坪镇和上坪乡，已经是十点四十五分了，停下来休息，把从湘潭带出来的小蛋糕全吃了，抬头一看，山上有一个红军烈士纪念碑，什么情况？ 舞水在新店坪镇汇入一条支流，叫便水。1936年元月，红二方面军长征时曾经在这一带打了一场便水战斗，战役的意图是伏击章亮基率领的第十六师，吃掉这支部队，然后在芷江、新晃一带建立湘黔边根据地。但是伏击战没实现，反而打成了红军最不愿意的消耗战。在最要紧的关头，肖克、王震领导的六军团擅自退出战斗，而且没有通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领导的二军团，差点使二军团被国军包了饺子。此战双方伤亡都在千人左右，但对于退却中的红军来说伤兵很难得到有效治疗，基本是损失了。肖克在抗战开始时是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当时师一级的领导到1955年授衔时基本都是元帅，只有肖克为上将，连大将都不是，一定是有些原因的。便水一战不顾友军先行退兵，而且招呼也不打一个，证实了《集结号》，《集结号》是上级丢卒保车，此战是丢掉领导不管，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诡异的是，建国后远离了权力中心的肖上将因祸得福，躲过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生存下来，长命百岁。 午饭在波州镇吃的，那个老板娘用最快速度给我拌了一碗凉米粉，又去打牌了。如此，进入新晃境内，这是我三个月内第二次来到新晃。在这儿遇到几个对面过来的骑友，年纪很轻，我一挥手，全都停了下来，差点撞到一起。隔着马路聊了几句，他们是上午从岑巩过来的，今天去芷江。看他们几乎没有行李，应该是二日游。 侗族 吴万源，1932年生，湖南怀化市通道县人，他在小学读书时，汉族同学歧视地喊他为“苗子”。他说：“我不是苗族，我是仲家。”他知道他们不同于苗族，也不同于瑶族，更不同于客家。用他们本民族的话讲，自称为干或金，称汉族为甲，称苗族为缪，称瑶族为由。吴万源本人对民族界限非常清楚，但用汉语称自己为何民族就不清楚了，那时候没有侗族的称谓。 1950年4月，吴万源和同学们参加民族干部学校学习，在填写学员登记表时，有民族一栏，不知如何填写。年纪较大的同学说史书上称我们是“蛮夷”或者“东夷”，我们可能是夷族吧，于是他们42个同学全部在这一栏填为夷族。9月，有人说夷族的夷字有歧视少数民族的意思，现在报纸上写的是彝族，改成彝字为好，于是所有人改成彝族。 1951年6月至10月，中央民族访问团来到中南地区，其中第三团访问湖南，吴万源在第三团。在访问晃县和芷江县时，确认晃县的主要居民为侗族，但芷江县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是僮族。湘西南和黔桂毗连相接的地方到处是崇山峻岭，山岭中每每开有小小盆地，别有洞天，自成一居住的自然区域，俗称侗或峒。侗族，就是居住山峒之间民族的意思。晃县的侗族与芷江县的僮族，山连山水连水，同属一种民族语言，历史、习俗、文化艺术、宗教信仰和民族意识都相同，因此芷江县的僮族是侗族。通道的“夷族”、芷江的“僮族”，与晃县的侗族同属一个语系一个语族一个语支，语言、历史、习俗、文化艺术、宗教信仰均相同。因此，通道的“夷族”也正式改为侗族。湖南侗族就是这样识别认定和正名的。 1951年12月，吴万源参加在武汉召开的中南区的民族事物扩大会议，遇到二个代表，他们讲的民族语言，和他自己讲的民族语言一模一样，他们是来自广西龙胜县的侗族，这让他很困惑。这件事经层层反映后，很快有了结果。当月在北京召开的民族事务委员会期间，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安排吴万源与四川的彝族代表、贵州及广西的侗族代表进行对话。对话结果，吴万源与彝族代表对话，一句也没有对上来，与侗族代表对话，完全没有问题。就这样吴万源由彝族改为侗族，他写信将此事告诉自己的同学们和通道家乡的亲友，他们也陆续由夷族改为侗族。 从吴万源的讲述来看，湖南侗族不是那次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期间就确认的，不然他不用在2个月后还是很困惑，那个确认应该是比较慎重的，经历了一段时间。即便如此，这个确认也只是在大的层面上，具体到一个寨子和某个个人，民族的认定还是很随意。我在新晃侗族自治县（以前的晃县）遇到二个当地的年轻人，他们搞不清自己是侗族，还是苗族，还是土家族，反正他们填表的时候，在民族那一栏里，这三个民族都填过，从来没有人指导过或者质疑过他们，他们家中的老人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是那个民族，如今只有他们的爷爷辈还能讲民族语言，他们的父辈开始基本上只会听懂，但不怎么会说了，而他们这一辈的，听也只是个大概，说是根本不会说了。 侗寨无论是靠水的远近或者依山的深浅，建寨者们在卜居时总要设法找出一块比较平缓坦荡、最好有小溪潺潺流过的地点来安排，这样的安排显然有着风水上的蓄意。山间水过的小片平地。侗族人认为是“龙嘴”，视为理想的寨址，侗人称之为“坐龙嘴”。寨子中人家立屋便大都高低错落地修建在平缓的坡地上，这同苗族喜欢把屋子修建在斜坡上，房子顺着山势往上的情形有着明显的区别。然后在寨子依靠的山脉上蓄古树、种杉树。每个侗寨的附近总有一些称为“风水林”的地带，风水林是一寨镇凶邪、保平安、纳清凉、观风景的吉祥宝地。 侗寨是典型的血缘聚落，一个村寨聚落大致是按宗族划片筑居的。寨子越大宗族越多，扩展的地盘就越宽。在寨子的中间，宗族团团而居的地方，多半会有一座鼓楼，如果是有数个宗族的大寨聚落，也许就会有几座鼓楼并立的想象。侗族建寨的原则之一，是以鼓楼为中心，村寨或大或小，都要有鼓楼的安立。鼓楼是一个寨子的中心，其他建筑围绕着鼓楼层层辐射开来，如众星捧月般地拱护着鼓楼：鼓楼附近是歌坪、戏台、萨堂，然后是民居住房圈，它们紧紧围绕着鼓楼，再外一圈是禾晾和禾仓，再外一圈是寨门，然后是凉亭、风雨桥。 寨子中一切最重要的公共事务都在鼓楼举行，鼓楼其实是一座空洞的大屋子，除了火塘、板凳、木鼓之外，里面空空的没有任何家具，也不做任何私人性的日常用途。平常不用的日子里它就空闲着，人们可以随便自由出入。鼓楼的这种无为的状况可能表明它同琐细凡俗的日常生活保持着疏离。鼓楼的启用总是在重大事务的特殊时刻，而围绕着鼓楼的文化运作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仪式化。通过仪式，鼓楼才介入到日常生活中，扮演起至高无上的权威角色。鼓楼的仪式空间使得侗族文化社会中的事件、法律、规约、盟誓、交往、艺术、娱乐等等，都获得了某种神圣性。侗族文化被人们称为鼓楼文化，不仅是因为鼓楼是侗族建筑的杰出代表，更主要的是侗族全部精神性的文化枢纽，从历史记忆、宗教信仰、艺术娱乐到法律、习俗、节庆、交往等诸多方面都离不开鼓楼。 中寨风雨桥 基于鼓楼这样的重要性，侗族人搬迁到某处，一旦决定建寨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把鼓楼修建起来，然后才是修建自家的屋舍。有些寨子因经济原因一时无法建造鼓楼，也要先建一座小木房，悬上木鼓以代，甚至再简陋的，也要先竖一根大木以象征鼓楼，以待来日再在此地竖楼完愿。因此有“先有鼓楼后有寨子”之说。 新晃城内还在修建的鼓楼 在侗乡，风雨桥是可以和鼓楼相媲美的另一种建筑。在侗寨的鼓楼附近，或寨尾、寨头，建有一些木桥，有廊有顶，俨然一座廊桥，可以避风雨纳清凉，故称“风雨桥”。桥体多刻意装饰，屋檐重叠，桥身绘有彩画，又称“花桥”。 从日常生活的意义上来说，风雨桥要比鼓楼实用一些——为了交通便利、供人歇息、交往闲谈。不过风雨桥在实用之外，还有着丰富的文化隐喻。从侗族建寨的理念和环境的大结构的布局上看，建造风雨桥更是从风水上来考虑的。风水观虽然也有实用的成分，但本质上却是关乎这个民族的深度存在论意义上的观念。有些风雨桥建筑在侗乡的某个偏僻处，同样修饰得非常华丽，这些布置在村边地角的桥梁甚至没有通道的功用。在这种地方不惜巨资建筑这些桥梁，其真正的意图就在于正风水。 侗族同古越人有很深的渊源，古越人因其地理的关系，是一个有着大量水事活动的民族。龙是越人最重要的图腾。侗族从水滨之地迁徙到山地之后，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同龙的这种关系，摆脱不了对水的情感依恋，尽可能地选择多水的地方定居。侗族将山脉、河流看作龙脉，而自己生存发达与衰落和龙脉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要在“龙嘴”安寨。寨子建成后，又深谙自己居所的优点与缺憾，哪个地方需要补缺，哪个地势需要扶持，哪个地点需要消弱，哪个方位需要回避，哪个地段需要借势，等等。而风雨桥是用来贯通龙脉，引导龙气，提领水口，回堵风水，蓄存财气的。 侗族在建造风雨桥时，哪怕是最不讲究的、最简陋的风雨桥，绝大多数都要把它建成多重檐的，至少有两层檐的廊桥，即便是很短小的桥也会如此。人们甚至在桥的廊顶上修出数个多层檐的亭阁宝顶，这种桥看起来就像是带了鼓楼的长廊，好像是鼓楼和风雨桥的连体。事实上许多侗寨就是把鼓楼和风雨桥修在一起的，它们挨得非常近。 侗人常把自己的寨子比喻为龙窝，如果把鼓楼当作是一个龙头的话，围绕和盘踞在它身边的民居就是龙的身体，而风雨桥则可以看作是龙的尾部。侗族村寨这个属人的小世界同宇宙天地这个大世界的风水连接就是鼓楼和风雨桥，鼓楼通天，花桥接地，侗寨风水的宇宙图景中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就这样被侗族人通过营造自己的家园，通过营造自己的建筑而表达和象征出来了。 新晃、夜郎 “夜郎自大”是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从成语典故知道，夜郎是西南地区古老时候的一个小国，其妄自尊大的国君，使我们对夜郎国自来不存太好的印象。不曾料想，斗转星移，如今夜郎却成为诸多地方竞相争抢的“香饽饽”。2002年，新晃成立“夜郎文化资源开发领导小组”，筹备起更改县名的工作。第二年，要求更名的正式报告逐级上报，很快通过地区和省有关部门的审批。而相邻的贵州省密切关注事情的进展，一份“关于保护夜郎文化品牌的紧急提案”被送到相关部门，同时贵州省六枝特区和赫章县也相继提出更改县名的正式报告。除了六枝和赫章外，贵州桐梓、福泉等县市也酝酿过更名之事。另外，在川南、滇东的一些地方，也不断有人提出过该地即为夜郎故地的种种说法。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时，朝廷派遣使臣辗转到达夜郎，夜郎君长问使臣：汉朝和夜郎谁大？实际上，此前汉使已先到达夜郎西边的滇国，滇国君长也向汉使问过同样的问题。这本来是身置大山的民族对山外世界渴望了解的正常发问，演绎到后来却成为某些傲慢的山外人轻蔑和讥讽的对象。即便此过程可理解为山大王向汉廷叫板，那么首先出来叫板的也该是滇王而不是夜郎君。 夜郎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大西南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方国。《史记》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至公元前135年，汉使唐蒙从南越得知夜郎，并进而了解到夜郎地处从巴蜀通往南越的要道上，有便捷的水路可直抵南越的都邑——番禺，夜郎还拥有精兵十余万，于是建议朝廷开发西南夷。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公元前111年，夜郎派兵协同征伐南越，汉廷授予夜郎王金印。《史记》记载：“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不知为何在同一本《史记》中，西南夷君长从“什”增加到了“百”。 在夜郎国之前，这儿可能是牂牁古国。《管子·小匡》载齐桓公语：“南至吴、越、巴、牂牁、爬、不庚、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齐桓公的势力范围不可能越过淮河长江，莫违寡人之命只能是笑谈，不过在春秋时期牂牁部落或者牂牁国应该被中原的诸侯国知晓了，大致位于贵州北部，一直到战国年代牂牁被夜郎取代。 牂牁古国之前可能是且兰古国。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将军庄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植牂柯系舡于且兰。既克夜郎，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遂留王之，号为庄王。以且兰有椓舡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牁。”唐朝的陈羽解释“牂柯”为船只停泊时用以系缆绳的木桩，就是船桩的意思。这个记载是说原来这儿的古国是且兰和夜郎，后来庄蹻开滇的中途在此泊船，才把此地改名为牂牁。 这样二个记载是矛盾的，对于牂牁、且兰、夜郎名字的来源也是基于汉人的理解。且兰是战国至汉初一古国，在今贵州都匀、福泉、黄平、贵定等市县一带，兴于春秋，亡于战国的牂牁国，是贵州历史上的悬案之一。眼下较多的人认为，牂牁是春秋时期南方一个较大的古国，范围大致包括今贵州乌江以南及两广的一些地区。在牂牁国与牂牁江的关系上，应先有牂牁江，其后当地土著民族建立方国，因江得名，故称为牂牁国。借助中原战乱不休的形势，牂牁国不断向四周拓展势力，逐渐强盛起来，一度掩据自西北到东南近二千余里的辽阔地区，成为雄霸一方的大国。由于牂牁国势力的增强，牂牁江名称也因之向南扩展，成了直抵南海的那条滔滔大河的统称。春秋之后，牂牁国力衰微，被南越和新兴的夜郎裂领其地，失势的牂牁国君被降削到夜郎旁小邑居住，此后作为方国的牂牁便不复存在。牂牁国存在的时间有百余年，是贵州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阶段。前有鬼方，后有夜郎，牂牁国所衔接的，正是这两个方国之间的一段历史。 有民族方言专家研究认为“牂牁”是苗语zuogwa（座嘎）的转音，苗语的zuo（座）音，实是“柱”的意思。苗族称芦笙为gwa（嘎），zuogwa（座嘎）直译成汉语就是“柱芦笙”，即是“芦笙柱”之意。zuogwa也指芦笙坪上男男女女围着芦笙柱随笙歌而起舞。因此，苗语的“牂牁”是指芦笙柱，也指芦笙舞，泛指芦笙文化。牂、牁二字都是“爿”部首，凡看过吹笙的人，都会联想到“爿”部实是吹笙的象形。苗族的“牂牁”是带有祭祀性的，每每“牂牁”必定在芦笙柱下举行，祭祀之物就是芦笙柱。这种柱状之物，充盈着对男根力量的隐喻：“牂牁是越语男根的音读，他们以此为祖先，并行崇拜。”在吴越古语里“牂”指男根，“牁”指柱状之物，也喻男根。古越地原始初民祭祀祖先神灵必兼拜“牂牁神柱”。江苏清浦、兴化一带，旧时流传着无嗣妇女“偷桩”求子之习俗，其桩即为渔人系船用的木桩，也即吴越古语所称的牂牁木桩。古汉人不解蛮语，臆测“牂牁”是系船，其实“牂牁”就是芦笙柱。想当年“牂牁”文化是何等的壮观，从且兰国的沅水到夜郎国的牂牁江，肯定有无数棵可以系船的“牂牁（芦笙柱）”，芦笙坪上必定日日笙歌鼓舞，一路歌来一路舞，直到牂牁江入海口的番禺。 牂牁江是古代南方的一条重要水道，它究竟是哪条江呢？明清以来有30多位专家学者提出了7种解释。深入了解这个问题，发现众说纷纭，愈更使人困惑，原来这是个历史上争论不休的悬案。今学术界则有牂牁江说、都柳江说、盘江说、左右江说、北盘江说等不同的看法，贵州省内考古学家和史学家初步认为安顺宁谷就是汉代牂牁郡址所在地。这与牂牁江即为今北盘江，似乎是相互印证的。 关于牂牁江的记载，牂牁江源于司马迁《史记》：“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公元前135年，汉朝特使唐蒙出访南越，唐蒙发现从蜀地经夜郎有水路通广州。《史记·西南夷列传》中首次提到牂柯江。其中涉及牂柯江的文字有四处，如说“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夜郎者，临牂牁江。”汉武帝平南越时，唐蒙还上书说“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汉此制越一奇也。”据此得知，牂牁江的下游是“番禺城下”，上游则是夜郎国。广义的牂牁江就是现在的珠江，所以有牂牁江“出番禺城下”的记录。夜郎境内的牂牁江必然是珠江上游的河段。现代历史学家徐松有诗曰：“牂柯江水碧沉沉，百粤沧桑成古今。” 汉武帝采纳唐蒙的建议，在夜郎地区设立牂牁郡，把原先位高权重的夜郎王边缘化。曾经雄踞西南几百年的夜郎国，随着牂牁郡的建立，地位骤然降落。它不再是这个部落联盟的盟主，而是郡守治下的一个小邦。历史的悲剧终于上演，公元前27年，因夜郎与句町、漏卧相互攻伐，太守陈立“持节和解”，夜郎王兴不服，“迫胁二十二邑反叛”。大军压境，诸小邑临阵倒戈，夜郎王被杀，王都随之陷落。夜郎古国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虽然夜郎国早已消失，但李白多次在诗作中提及夜郎：“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还。”“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这些诗句与李白为永王李璘幕僚而受牵连被流放夜郎的遭遇有关。但唐代何以又有了夜郎？原来，夜郎灭国三百多年后，西晋王朝在今贵州北盘江上游地区设置了一个夜郎郡，一直存续了二百多年，至南北朝时才废掉。又过了约三百年，唐朝曾在今贵州的石阡、正安，湖南的新晃等地先后设置过夜郎县，这期间，还曾将贵州桐梓一带的珍州改为夜郎郡。李白当初被流放的夜郎，便是这个夜郎郡。到了北宋时期，在今湖南新晃一带还短时间设置过夜郎县，仅存在了十余年，成为历史上最后的夜郎地名。也许，这正是湖南新晃近年来大打夜郎牌最主要的心理支撑。 不过，这些以夜郎命名的郡县存在的时间都不长。应该说，这些夜郎，尤其是不断变来变去的唐宋时的夜郎，恐怕都只是附庸古称的地名符号罢了，其地域与社会文化内涵与相距数百、甚至千余年的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夜郎古国及夜郎文化，已经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了。 潕水岸边很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潕水从鱼市镇流入湖南境内 在新晃县城内转了一圈，出城没多久，又是一场急雨，又找了一个公交车站躲雨，那个座椅真脏，但椅子设计得不错，靠坐着很舒服。车站内还有一个躲雨的，是骑摩托车的，好奇地看着我，我闭目养神，没有和他说话。几分钟后，雨转小了，我立马起身推车准备出发，他提醒我雨还没有完全停呢。我说一会就停。然后他问我从哪里来，我一边回答上海，一边蹬车冲向前，还没出去十米，雨就完全停了。出鱼市镇是一道陡坡，意思说前面是湘黔二省的交界处了，果然，翻过一道山岗，到贵州了。
连接湘黔二省的铁路 在那道山梁上休息了一会，G60、G320和沪昆铁路在这儿紧紧地挨着一起，此处应该就是兵书上所说的一夫当关的关隘。古代如果要扼守湘黔通道，应该在这儿设关，在山下筑城。我休息的时候，有二列火车从下面的铁轨驶过，在高铁开通之前，相信会更繁忙。休息好了，我下山向玉屏骑去，遇到一个骑友在对面车道训练，大声问我从哪儿来，我还没问答，又大声嚷嚷：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我只能笑笑，挥手而过，他说的有道理。 一进入贵州，路马上就不一样了，一会上一会下，极少有二公里以上的平地。车子的变速器立马紊乱，刚调整到快速档，又是一个上坡，只好再调回慢速档，我大致用了二天时间来适应路的起伏，可怜这套受尽折磨的变速器。路过二个小镇，大龙镇和林冲乡，和其他地方的小镇没啥区别，再向前是一个叫大路边的镇子，似乎还是属于新晃，回去看了地图，还真是，就这么一个小角还是新晃的、湖南的。
我去玉屏，去天堂还早 玉屏 玉屏县城位于舞阳河南岸，县以舞阳河水清似玉，隔河山峰耸立如屏，故名。元为平溪等处蛮夷长官司。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置平溪卫，属湖广都司。清雍正年间开始改土归流，平溪卫改隶贵州，并改平溪卫为玉屏县，属思州府。1984年改为玉屏侗族自治县，属铜仁市，五月初我们去新晃的米贝乡，在那儿遇到一个上海人，据说不时会到米贝住上几天，早就知道何老师、郁老师他们几个上海来的老师在此支教，一直没有打招呼，那次算是首次认识了。何老师问他怎么会到米贝那么偏僻的地方，那个上海人说米贝的水好，显然是托词。米贝只出产二个能够吸引外人的产品，一个是黄金、一个是青石，青石现在已经很少了，运输成本也太高。联想到铜仁这个矿业重镇，此人来此的目的显然只有一个，而且就是不想让上海老乡知道，我们后来二天就再也没有见到此人。 玉屏箫笛，位列“贵州三宝”。玉屏箫笛，原名平箫玉笛，是中国两种竹管乐器之一。始制于明代万历年间，时玉屏名“平溪”故称“平箫”，清雍正年撤平溪卫建玉屏县后，平箫随着建置的演变称为“玉屏箫”。《辞海》载：“玉屏箫，中国著名乐器之一。创于明代末期，采用贵州玉屏出产的竹子制成，因名。产品经过刻花、打磨加工，式样优美，雌雄成对。”不知路边是否有这样的竹子。
七眼桥下，一条小溪汇入潕水 玉屏是进入贵州后的第一个县城，从这儿开始感受到贵州“地无三尺平”的说法绝对不是瞎说说的，山间有一点稍微平整的盆地，就会把城镇建在那儿，所以要进入任何一个县城，一定要翻过一座山，然后俯冲进入县城，这时候你得小心翼翼，不要撞了谁；等到出城时，又得翻过另一座山，再次速降时可以不用刹车，但很快你会遇到另一座更高的山。 岑巩、思州、镇远 岑巩在明清时曾经叫思州和镇远，今天的镇远县在岑巩的西边，思州的名字没有了，不过思南县还有，镇远县的北边是石阡县，石阡县再往北是思南县，思南县在乌江岸边，有一个国家地质公园在那儿。 思州开发较早，是贵州最早实行改土归流的地区之一，在贵州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先有思州后有贵州”之说。二汉、三国、二晋南北朝时，此地有永宁县、万宁县，归属涪陵县或者涪陵郡，县治可能在今天的思南县城，乌江岸边，那时候还不叫思州。 隋朝时，在今天沿河县城的乌江东岸设置务川县。唐初把务川县升级为务川郡，准备沿着乌江开发牂牁地区，也就是贵州，当时有三个县：务川、扶阳和涪川，务川相当于今天的沿河县、扶阳相当于今天的镇远县、涪川相当于今天的思南县。务川郡先改名务州，后改名思州。这时候唐朝建立不久，不可能向这个方向投入很多的力量，主要是学习汉代赵充国在西域屯垦的做法，以民间力量特别是商人力量来逐步推进。田宗显就是顺应这种形势来到务川的，他是陕西人，一个很有眼光的商人，在隋文帝的时候就从涪陵沿着乌江来到务川了，经过四代的经营，永隆元年（680年），田克昌在思州筑城。又过了一百多年，元和十三年（818年）田时丰兼领思州节度使。咸通十一年（870年）田佐禹领思州节度使。唐末军阀割据，田氏家族的势力基本控制了乌江流域，成为当地的土司。 进入北宋，朝廷不希望土司势力控制任何地区，但一时也没有力量实现，田氏家族也不愿把三百多年积累起来的权力和财富让给外人，北宋只能把思州列为羁縻州、化外州。这种情况到北宋末年才得以改变。不知什么原因，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思州土酋田氏14世祖田佑恭主动请求内附，北宋朝廷分黔州复建思州，田佑恭将思州、务川县治徙于沿河北部的荷叶坪，领务川、邛水和安夷三县。分别相当于今天的沿河县、三穗县和镇远县。政和七年（1117年）应该是发生了什么战争，田佑恭移思州治于故都濡之地（今务川），次年以其地重建思州，仍领务川、邛水、安夷三县。之后北宋灭亡，天下大乱，思州被废，思州和务川县并入彭水县，务川县降为务川城，邛水、安夷二县降为堡，原来设在沿河县的州、县治完全被废，可以想像当时的战乱景象。进入南宋后，时局慢慢恢复平静，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复置思州，仍领务川、安夷、邛水三县，其地在今思南、德江、沿河、务川等地。次年立思州军，领安夷、邛水、思邛（今印江县）、务川四县，以田佑恭为守令，治龙泉坪，可以说田佑恭为入思之田氏始祖。 进入元朝，田佑恭七世孙田景贤，以地归附元朝，置思州安抚司，设治于水德江（今思南县地），隶湖广行省。之后田景贤奉诏朝参，置新军万户府，旋改为思州军民安抚司，田景贤为安抚使，辖地又大于宋之思州，领镇远州、务川县、长官司九、市镇十二。后改为思州宣抚司，司治从水德江迁龙泉坪，又置龙泉长官司附郭，又置水特姜长官司（今思南）属之。思州属地比原来扩大了一倍。至元十七年（1280年）七月司治毁于火，迁都坪清江城（今岑巩。《镇远府志》云镇远县都坪镇）。于是称新治清江为思州，而称故思州为思南。次年升为思州宣慰司，兼管内安抚司，思州宣抚司隶思州宣慰司，治岑巩，领一县二十二长官司。其中：水特姜长官司，今思南；安化上中下蛮，今德江；朗溪洞，今思南东八十里；龙泉坪，今凤岗；思邛江等处，今印江；沿河佑溪等处，今沿河；务川县，今务川。 元末朱元璋起兵取太平，田佑恭十世孙、知思州军民事田仁厚向朱元璋纳款，授思州军民宣慰使，治岑巩。田仁厚的堂叔田茂安，当时是镇远州军民同知，不服田仁厚的统辖，割镇远、思南地方献夏明玉珍，授思南道宣慰使，设都元帅府（治镇远）。田仁厚当然不爽，率兵攻破龙泉坪，田茂安病死，其子田仁智袭职，自此田氏两家仇杀不休，但谁也灭不了谁。朱元璋平定陈友谅后，田仁智也归顺，仍授思南道宣慰使，治由镇远迁龙泉坪，隶湖广布政司。洪武元年（1368年）置思州宣慰司，洪武四年思南道宣慰司改隶四川省，改铜仁大小江等处长官司为铜仁长官司，由思州宣慰司拨归思南宣慰司。洪武六年仍授思南道宣慰使司，治龙泉坪，改隶湖广布政司，思州宣慰使司迁治都坪（今岑巩县），亦隶湖广布政司，至此昔之思州宣慰司分为思州、思南二宣慰司。之后思南宣慰司治先迁镇远州，再迁水德江（今思南）。永乐八年（1410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思州宣慰使田琛获罪下狱。永乐十一年思州宣慰使田琛（田仁厚之孙）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田仁智的曾孙），因世仇而长期相攻仇杀，又因两家争朱砂水银矿有隙，朝廷召二人入京议和，两家不从朝廷调解，俱革职籍没逮办，废两宣慰司，以其地分置思南、思州、新化、黎平、镇远、石阡、铜仁、乌罗八府，共三十九长官司，府设流官，至此，田氏土司势力统治黔东地区二百多年之历史遭到瓦解而结束。 清代仍置思州府，民国二年思州府改思县，思州府存续500年。民国四年裁思州四土司，思州之名延续1285年。 思州名称沿革：隋之务州—>思州—>思州宁夷郡—>思州军民安抚司—>思州宣抚司—>思州宣慰司。 思州治所沿革：务川（沿河）—>思州（沿河）—>务川（务川）—>彭水—>龙泉坪（凤岗）—>水德江（思南）—>龙泉坪（凤岗）—>岑巩。 具体地说，自汉至隋，思州还未问世，思南与思州也就毫无关系。有唐一代，思南为费州，治涪川，与思州为并列的同级关系。自1107年田佑恭始，思南与思州才为隶属关系。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思南与思州的隶属关系结束，这种隶属关系自1107年田佑恭始，至1355年田茂安止，前后共248年。从此，原思州分为思州和思南两个宣慰司。 从牂牁地区、贵州地域来看，就是中原王朝的势力借着殖民者田氏家族的脚步，逐步沿着乌江流域渗透进来，土著们好不容易同化了田氏家族，把他们转化为可以接纳的土司势力，中原王朝就抛弃了田氏，直接介入殖民事业，强势进入舞水、清水江流域，改土归流，控制了贵州大部分地区，最后彻底实现这个目标当然是1949年以后。
那个牌坊上有二副对联，一幅是“要道扼湘黔祝圣古驿连海外，风情兼苗侗潕阳胜景誉寰中”，另一幅是“出玉生金水陆汇黔东xx，潜蛟起凤诗书传历史名城”。在西北方向的镇远县城，清朝时是镇远府，一百多年前，日本的人类学学者鸟居龙藏溯着沅水考察西南地区，当他进入镇远城时看到：入口处架有一座漂亮的石拱桥，桥正中建有三层门楼。正面门额上写有“河山柱石”四个大字，左右两边柱子上的对联是：“扫净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辟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 过了牌坊二三公里，入住今天的酒店，酒店就面对舞水河，傍晚时分，河边散布的人渐渐多起来，天气环境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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