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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存则药存，医亡则药亡。 1920年余云岫的《科学的国产药物第一步》首次明确提出了著名的“废医存药” 口号，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医。 现代中医“废医存药”论者只承认中药在疗效方面的经验价值，而不承认中医理论。而且，这种否定中医理论、主张“废医存药”的观点在我国中药研究中占主流观点。近年来，国内中药研究主要围绕提取分离各种单体成分进行，而对中药的基础理论问题很少有人问津。这种“采用西药理化方法，从中药中提取有效成分，按照西医生理病理原则和临床药理指标运用于临床”的思路，已经脱离了中医理论的指导，所研究开发的“现代中药”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而只是天然药物或者西药而已，它不仅不能为中医临床提供药物支持，更不能为中医药学术发展做出贡献。这条“废医存药”之路将把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兴旺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传统中医药引向死路。 实际上，现代中医研究一直是跟在日本汉方研究的后面，拾人牙慧而已，无论是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科学验证、方证对应，还是中药药理研究、血清药理学等等，都是如此，基本上自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而日本的“汉方研究”走的是一条“废医存药”之路，到目前为止，日本没有一所正规的汉医学校。日本汉方医药由盛转衰的历史教训，深刻地证明了“废医存药”之路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例如，日本厚生省1994年对小柴胡汤改善肝功能障碍的功效予以认可，并将该方作为肝病用药正式收入国家药典，以致造成全日本上万肝病患者同服这一处方的盛况。但2年后，日本就出现了88例慢性肝炎患者因小柴胡汤副作用而导致间质性肝炎，其中10例死亡。 16世纪末日本的汉方医学主要形成三个流派，即折中派、后世派、古方派，其中古方派占主导地位。古方派以“方证对应”为主导思想；而我国临床上倡导用古方，为医圣张仲景独尊。但是古方派所谓的“证”只是一组症候组成的症候群，没有中医所讲的病因、病机成分，与中医的“证”实则已相去甚远，与医圣张仲景所提出的“汤证”更不是一个概念。古方派所讲的“方证对应”其实就是根据症状选择方药，然后进行药味的加减，完全没有中医之根本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存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方证对应”的基础上，日本汉方学者又提出了“方病对应”理论，使得汉方医学在歧途上走得越来越远。日本汉方歧途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缺少正确的方法论，汉方学者在分析病情时局限于“汤证”的二元分析而忽略了方剂的变化，所以后来出现的小柴胡汤事件就不足为奇了。日本汉方医药学是不求甚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经验主义技术论，完全不重视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而我国近现代中医药的研究，正是在步“汉方”的后尘。通过现代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方法鉴别中药的成分，通过动物实验等确定有效成分，然后分离、提取，进行规模化生产。这种仅从中药中提取有效成分，而没有中医理论的继承的应用，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 1940年1月《复兴中医》杂志创刊号上有一篇文章，系该刊主编时逸人撰写的《我要说的话》。其中用了一则比喻来批驳所谓“废医存药”的胡言，堪属佳喻：“西医说，中医可废，惟中药尚有可用。此意实属任意诬蔑。譬如中国军队，抗战胜利以后，假使外人评判，谓中国土兵不良，惟枪械尚属可用，应当重赏枪械，不必慰劳士兵。其立意与此相等，岂非笑谈！”古代医家多有“用药如用兵”、“任医如任将”之类的比喻，而时逸人先生却把中药比作枪械，把中医比作士兵，以中医使用中药，比作士兵使用枪械。中医治愈疾病，不只是中药的疗效，宜是中医善于运用中药的结果，犹如战争取得胜利，不仅仅是枪械精良的缘故，更是由于士兵善于使用枪械。战争取得胜利，“应当重赏枪械，不必慰劳士兵”、“岂非笑谈”云云，时逸人先生对“废医存药”歪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神情跃然纸上。 中医理论是中药的灵魂，中药的使用和研究都不能脱离中医理论的指导。脱离中医理论指导的中药研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研究，所得到的结果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研究成果，充其量是现代医药学对传统中药的借鉴而已。这种偏离中医理论指导的所谓“中药研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现代医药学，而 对中药本身和中药现代化没有实质上的帮助。中医理论和中药是如此的密不可分、唇齿相依，中药的研究与发展如果脱离中医理论的指导，走上“废医存药”之路，最终的结果将是医废药亡。如果只是从某种中药材中提取有效成分，然后进行现代化生产，而脱离了中医理论的指导，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而只能叫“植物药”。 用中药治病如离开中医论治和理法方药就不是中医者。当前，中医乏术和伪中医用中药治病这一严酷的现实被中医药界某些表面的繁荣所掩盖。中医药学术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反而陷入危机和混乱之中。在其虚浮繁华的外表掩饰下，中医药的实质和特色正面临蜕变和消亡的危险。 正如一家报纸所说：“用中药的医生不少，但用中药的医生并不等于中医。”审视中药研究现状，透过其“硕果累累”的外表，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令人不安的一面。 中药研究离开中医理论的指导、离开中医诊疗的实践、离开中药的性味归经和升降浮沉、离开君臣佐使的配伍、离开中医对人体质的认识及中药与人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仅提取中药的某些成分在西医动物模型、实验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已根本不是什么“中医”；用西医还原方法、化学提纯所取得的“成分”，已根本不是什么“中药”。其用于人体的药物效应已不能体现中医辨机论治的治疗效果，而副作用却大大彰显。如日本小柴胡汤事件、英美马兜铃事件，其原因是不懂中药的医生不按照中医理论论治，仅辨病使用中成药造成的后果。“废医存药”抛弃了中医思维，使中药走向简单模仿西药的道路，失去中医药学自身的理论基础和创新体系及良好的临床疗效，只能阻碍中医药学的发展。没有中医理论作为基础，中药如同折翅的苍鹰，飞不高，也飞不远。 中药是在中医经络藏象、病因病机、诊法治则理论指导下，按照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功效、归经等原则和指标，在中药材基础上生产的、供中医辨证论治临床使用的饮片或成药。可见，中药的理论和中医的基础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在中医经络藏象学说、病因病机学说、诊法治则学说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而不是在解剖和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基础上形成的。 也就是说，中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为中医辨证论治所使用的药物。中医药区别于西医药的根本在于中药是中医是按照中医理论所使用的药；西药是西医大夫以西医理论为基础主要参考影响机体生理、生化、病理指标的变化而选用的药物。总的来说，中、西医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在西医药体系中，医是医，药是药，西医大夫仅仅是西药的使用者。而在中医药体系中，既学医又学药，医药是不分家的，但凡合格的中医师，必然会临床亲自制药，必然能辨别药的好坏优劣，甚至能亲自采药制药，许多成方名药都是中医师临床实践的总结。 我国中医药有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有浩瀚的文献，遣方用药都有规律可循。而废除中医理论，仅存中药，实际上中药也不复存在，所剩的仅是按西药理论使用的特殊西药而已。而如果以现代药理学研究结论作为选方依据使用中成药，结果还可能会导致中药制剂临床使用混乱。例如，日本厚生省1994年对小柴胡汤改善肝功能障碍的功效予以认可，并将该方作为肝病用药正式收入国家药典，以致造成全日本上万肝病患者同服这一处方的盛况。但2年后，日本就出现了88例慢性肝炎患者因小柴胡汤副作用而导致间质性肝炎，其中10例死亡。中药没有中医理论的指导就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失去了生命力，同时应用时也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颇。 前国家中药制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沈平认为，“中药必须走提取、分离和纯化的道路”(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5月26日第7版)；国家新药审评中心也先后制定了有关新药开发的文件及技术要求，不论经方、古方、新方基本上是一律按照西医的方法和要求，自然是先解决“黑、大、粗”的问题，找化学成分(活性成分)，无法拿到的也得有个与疗效根本不沾边的“指标性成分”，在整个工艺、药效实验中去“跟踪”等等，由于这种西医思维方式的指导，脱离了中医药的基本框架， 简单地把中药混同于天然药物或植物药，包括复方中药的方剂研究，都如“邯郸学步”，丢了自己的传统和技能，造成事倍功半的局面；并把中医临床上强调个性化用药原则形成的加减类方，简单地认定为“低水平重复”，甚至责难“中医药深奥难懂，难于为现代医学工作者，各国卫生行政之主管部门及患者所理解、掌握和接受”等等……
现代中医的现代化研究只是一个混乱庞杂的文字游戏体系而已，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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