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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hr弟 什么因素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孙子回答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人生就是一场战斗，一场无休、无歇、无情的战斗，凡是要做个够得上称为人的人，都得时时刻刻向无形的敌人作战，甚至于有形的敌人。而想保持不败，“道、天、地、将、法”同样适用于每个人。 最近阅读《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发现其教育子女的方式竟也符合孙子兵法中的“五事”。 道：定人生目标，不做官，而是成为君子 道：是人生的大目标，是个人的愿景、使命、价值观。 曾国藩曾说：凡人多望子孙为 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君子是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找到快乐和内心宁静的人，这些快乐与财富、地位、权力无关。 《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读书重在明理，只有明理，只有你找到心灵的归宿，才能快乐。一个人一生快乐不快乐，不在于做多大的官，赚多少钱。 所以即使面对父亲、兄弟规劝，让长子曾纪泽尽早学习八股，参加科举考试，曾国藩这个大孝子却是一而再的拒绝。 中国文人的追求要么成为“圣人”，要么成为“君子”。就如孔子说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如今很多家长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当你面对，“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理念时，就拼命的给孩子报班学习。孩子睡眠不足，填鸭式的学习，让他们失去了学习的兴趣，所以才会进入大学后，过多的放纵，不学习。要想做个不功利，不世俗的家长，其实很难。 面对11个月大的闺女，我也时常在想，我希望她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天：不讲道理的“天理”祸害了女儿们 天：是时势，是整个社会的大趋势、大环境。 曾国藩对选择亲家非常的重视，至少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是对方绝对不能有吸鸦片等恶习，二是不能有官宦人家的骄奢习气。虽然有此两条严规，可却很难遵守。因为在封建官宦之家，往往有订娃娃亲的习俗，甚至“指腹为婚”，比如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就是还在娘胎的时候就与郭沛霖不足周岁的女儿订了亲事。 而且这种亲事一旦建立，在封建的思想中，就很难所谓的悔婚去改变，更不可能因为婚姻不幸福，有离婚之说。可人在成长中会不断地变化，可能变好、可能变坏，充满了不确定。而曾国藩的这两条选亲原则应用于小孩身上自然都灵，可是小孩长大后，就可能大变样。比如曾国藩的长女曾纪静在六岁时就与袁漱六的长子袁榆生订了亲事，袁榆生当时也就六岁，长得虎头虎脑，聪明伶俐。可是这位书香门第的长公子，却被疏于教育，过于娇纵。长大后终日放荡饮酒，后来负债累累，竟然把父亲留下的藏书都给变卖了。甚至瞒着曾国藩家，还没与曾纪静结婚，袁榆生就已经娶妾了。可是曾国藩深受封建环境影响，竟然还把女儿嫁了过去。 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曾国藩原想把袁榆生安排在自己身边“教诫”，结果这位纨绔子弟不仅仗着曾国藩的身份到处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贪污挪用公款，甚至到处嫖娼。曾国藩无奈只能对外宣布与袁榆生断绝关系，可他却秉持“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仍然把女儿送到袁家去守“妇道”。最终，曾纪静回到袁家四年后，抑郁而终，终年才二十九岁。 都说“时势造英雄”，在20世纪的中国，每隔十年出生的人，命运都大不相同。任何人都敌不过时代，哪怕曾国藩这样的“圣人”，面对“天理”、面对封建思想，也变得不讲道理。 地：文化是熏陶出来的 地：是家庭的小环境。 曾国藩的祖父是种田的，父亲四十多岁了才中秀才，大半辈子都在学习八股文，所以在曾国藩小的时候家里没几本藏书，眼界大大受限。但曾纪泽不同，曾国藩在京为官期间，看了大量的书籍，眼界变得开阔，才有了做“圣人”的志向，甚至为了买套《二十三史》，不惜当掉衣物。所以曾纪泽在小的时候家中图书丛插满架，甚至后期曾国藩的老家有30万卷藏书，难怪曾国藩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惟书籍尚思买耳。 我曾想，若是哪天有个大客厅，一定不放电视、不放沙发，就放张长书桌，四周都是书柜，何其美哉！ 除了硬件环境条件外，以身作则是必须的，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我们看曾国藩自身是非常刻苦的，每天都看书学习、练字。曾纪泽在襁褓中时，最常看到的也是父亲在书桌前专注练习书法的背影，因此他从小就对捉笔写画一事大感兴趣。 现在很多父母也都要求子女要多读书，可自己却整天看电视、打麻将、玩游戏。所以从今天开始，在陪闺女玩的时候，要么全心投入陪伴；要么闺女自己专心玩耍时，我在旁边可以静静的看书。当然要想完全静静的看书，多半是不可能的，小孩的专注时间有限。就像今天，还没看两页，就爬过来跟我抢书，拿了其他书给她翻还不行，还非得要我手上的。 将：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将：是父母的言传身教。 人的本性还是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所以需要“有所激或有所逼才有所成”。对于官二代、富二代如果不教育好，就会成为纨绔子弟。曾国藩的三个女婿就是最好的证明，个个女婿都是精心挑选的，他们的父辈都是高官、人品端正，但因为疏于教育，过于放纵，结果儿子辈个个都是骄奢淫逸。 与其他官宦之家不同的是，曾国藩要求子辈们从小就要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甚至锄草、拾粪这类事情也要去做，不要觉得丢脸。他一直要求自己的孩子保持寒素之风，打掉内心的依恃之心和优越之感。 旧观念里“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要求晚辈唯父母命是从，往往都是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从批评中找回做父母的威严感，甚至连晚清另一位名臣左宗棠都不能免俗，在与孩子的书信中处处是居高临下的训斥、责备和“恨铁不成钢”。可这样的“威逼”在孩子年龄小时尚且能够“听话”，若是到了青春期，多半会是叛逆。 曾国藩却知道鼓励的重要性，他的育人原则是“宏奖以育才”，深知人才如同小苗，鼓励就如同甘雨，贬斥就如同秋霜。所以，曾国藩的家书中，处处可见对于两个儿子的鼓励、肯定之语。对曾纪泽的读书天赋在家书中夸到：尔之天分甚高，胸襟颇广……。对另一个儿子曾纪鸿也是夸其：鸿儿文笔劲健，可慰可喜。 当然，曾国藩也不是一味的鼓励，面对孩子的不足，鼓励之后往往会提出更高要求。对于孩子身上的重要问题，也会有严厉的一面，比如曾纪泽“举止过轻”，走路太快，曾国藩就会一再要求学其祖父行动要重厚，这样一举一动才能有威仪。甚至，不惮指出自己的缺点，希望儿子能够超过自己。 法：鄙弃“苦学”，崇尚“快乐学习” 法：是学习之法、成长之法，父母的育人之法。 古人读书，走科举道路都是为了改变命运。读书可以说是古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对于今人而言，读书依然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 而这改变，很多时候不仅是为个人，更是为家族。因为要参加科举，就得脱离生产，全力读书，那其他家庭成员就要承担更多的生活重担。所以读书人往往背负重大的压力，也才会有“头悬梁，锥刺骨”，“凿壁偷光”等励志故事。 哪怕今天，我们依然会对小孩说，读书哪里有不苦的，苦过这三年，进了大学就好了。 但曾国藩认为：读书本来就是人生的至乐之一，但是前提是不把读书当成敲门砖。所以，曾国藩要求两个儿子念书时要体悟古人的气势、识度、情趣，从书中“得些滋味”。 可为什么现在读书变得不快乐了，因为读书考好成绩是为了让家长有面子、是为了比别人强、是为了进更好的学校。读书变成了“敲门砖”，所以就感受不到探索未知的乐趣，就感受不到知识带来的价值。 而知识的价值，就是应用。《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里边讲道：知识必须能够在某些场合实际运用，才值得学习。并通过这个应用，引发学生的兴趣，同时，为学生的个人爱好提供空间。我们虽然都知道知识要应用，可是很多人学了却不会用，只是当下记住了，应付了考试。可知识有个“用进废退”的规律，不用就忘记了。比如中学学习过的欧姆定律: 电流=电压/电阻，也许很多人都忘记了，也不知道如何应用。可是书中引申出了两个例子，比如有个学生将其应用到家里供暖系统的改造，因为粗略的可以理解为气流量=气压/导管的阻力；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贪污，贪污=权力/社会法律约束，如果权力越大，法律约束越小，贪污肯定就会越多。这样的例子可以引申出很多，就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这样的物理知识，掌握这种思维，从而认识社会中的某种现象。如此，学生才会感受到乐趣，并进行不断的“举一反三”，不断的探索。 曾国藩也一再强调读书要“经世致用”，避免为了科举只读八股文，万一没考中，结果什么都没学会。这样的学习“投资”，“回报”率是很低的，反倒机会成本特别高。 现实中的案例是，2020年12月24日开庭的北大学子吴谢宇弑母案，手段残忍令人发指，一位高材生何以堕落至杀害生身母亲，骗取亲友钱财，这样的高学历、读书能力强，带来多大的意义？ 是这个家庭、社会想要的吗？反观曾国藩所秉持的理念，两个儿子分别成为书法家和数学家。甚至长子曾纪泽通过自学英语，凭此优势成为晚清优秀的外交家，甚至通过自己的外交手段顺利从“熊口夺食”，拿回伊犁之地，也弥补了父亲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外交失败。 曾国藩在教育两位儿子方面算是成功，也留下了很好的家风，因此他的孙辈也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和教育家。尽管如此，面对封建“大势”，固守的“妇道”思想，在女儿的教育、人生规划方面却是相当的失败，除了前文介绍的长女曾纪静二十九岁抑郁而终，二女曾纪耀、三女曾纪琛、四女曾纪纯命运也都很悲苦。 所以说，孙子兵法的“五事”可应用于战场、也可用于商场，同样适用于子女的人生教育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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