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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 嘒（huì慧）：微光闪烁。 三五：一说参三星，昴五星，指参昴。一说举天上星的数。 肃肃：疾行貌。宵：指下文夙夜，天未亮以前。征：行。 寔：“实”的异体字。是，此。或谓即“是”。 维：是也。参（shēn申）：星名，二十八宿之一。昴（mǎo卯）：星名，二十八宿之一，即柳星。 抱：古“抛”字。衾（qīn钦）：被子。裯（chóu绸）：被单。 犹：若，如，同。 《诗经·召南·小星》这样一首短短的诗歌，其主题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由于这位夜行者身份的不明， 对这首诗主旨千差万别的解读也就随之而出。 一、“小星”身份 （1）贱妾进御于君。这种说法以《毛传》为代表。《毛传》云：“《小星》，惠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以色曰妒，以行曰忌。命谓礼命贵贱。”到孔颖达《毛诗正义》则进一步将“小星”固定为群妾，将“三五”比喻为正夫人，说：“众妾自知卑贱，故抱衾而往，御不当夕。”在此说中，“贱妾进御于君”“是事实是背景，面对这样的事实，正室夫人的态度是不仅没有嫉妒之情，还带着主动的意味，很大方地将“进御于君”这样一个荣耀的事情适时地施放给侍妾； 而侍妾也因自知身份卑微，一 时间得到这样的机会，也没有骄纵之意，而是尽自己的本分服侍男主人。 所以在古代，小星就成了小老婆或者侍妾的代名词。 （2）为朝廷办事的小官吏奔波于道路之中。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提到《韩诗外传》时说：“任重道远，不择地而息，任事而敦其虑，是‘夙夜在公’也。”又根据曹子建诗推论：“衾帱为远役携持之物，非燕私进御之物。”（qīn chóu 曹植《赠白马王彪》诗：“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慇勤。”《文选·潘岳＜寡妇赋＞》：“归空馆而自怜兮，抚衾帱以叹息。”） 清朝及之后的学者大多认同此说，但各家具体的解释内容或方法却不大一样。如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概括《小星》为：“小臣行役自甘也。”批评《毛诗序》的说法而赞同姚际恒所言，认为：“若谓众妾，则是乃其常分，安见后妃之惠及媵妾乎？ ”（ 媵：ying四声。古代指随嫁，亦指随嫁的人：“妃嫔～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 按照方玉润的解释，则“‘夙夜在公’者，勤劳王事也。‘命之不同’则小大臣工之不一，而朝野劳逸之悬殊也。既知命不同而克尽其心，各安其分，不敢有怨天之心，不敢有忽王事”。接下来引述几个古代贤臣的例子并且以此结论：“此诗虽以命自委，而循分自安，毫无怨怼词，不失敦厚遗旨，故可风也。”虽然反对《毛诗序》的解读，但仍在“厚人伦，美教化”的限制内。高亨在《诗经今注》中概括诗意为：“小官吏为朝廷办事，夜间还在长途跋涉， 乃作这首诗自述勤劳， 但却归结于宿命。”与方玉润说法比较一致。而陈子展并没有强调抒情主人公的认命和忍耐，而是“自伤劳苦”，并以此说明古代社会阶级矛盾。包括程俊英在《诗经译注》中说：“这是一个小官吏出差赶路怨恨自己不幸的诗。” （3）20世纪初学者的看法，以胡适和闻一多为例。胡适认为披星戴月暗中行进的，是当时的妓女。一个证据是刘鹗的《老残游记》中，有妓女送铺盖入店陪客的情节，地点是黄河流域，和召南有重叠，所以胡适称《小星》为“写妓女生活的最早记载”。方玉润在这方面也含糊其辞，说“即使此句为闺阁咏，亦青楼移枕就人之意，岂深宫进御于君之象哉”？ 可方玉润这句话的核心是批评《毛诗序》的观点，不是论证“小星”是妓女；再说抱着铺盖就是妓女吗，《老残游记》是清末的小说，和《诗经》相隔几千年，斗转星移，说明不了什么。 至于闻一多先生，他不否认夙夜在公的是小官吏，则是训“抱”为“抛”，并将叙述者转为小官吏的妻子，并将其和《诗经》其他篇目做了比较。“‘抱衾与裯’者，妇人谓其夫早夜从公，抛弃衾裯，不遑寝息。此点与闻一多认为风为情诗的总观点是一致的。 虽然当代的学者大都认同于小官吏奔波路途感慨命运的说法，但还是不乏一些从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所得出的新颖结论。比如有人认为《小星》篇描写仲春二月，女子在夜幕星缀之时，为等待男子“问名”而屡移地点，奔波于公社，不遇所欢而自叹命薄。这其中反映的是上古的婚姻制度。也有人认为《小星》写的应是周王室女子出嫁前在“公侯之宫”的生活情况，因为夙夜在公和之前的采蘩、采蘋两篇，有相似的地方。另外也有人虽认同“小星”是女性，但既不是侍妾也不是妓女，而是被奴隶主强行霸占的女农奴，地主阶级与劳动农民的阶级矛盾可见一斑。 二、不同的解读与其所在的时代 （1）清代之前包括清代，人们的观点大多笼罩于《毛传》之下，如之前提到的《毛传》、《诗集传》以及《毛诗正义》。《毛诗序》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诗歌的政治礼乐教化功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成为解读《诗经》的最大原则。发展到宋明理学兴盛之际，纲常伦理被更加形式化地固定下来，况且朱熹又是一理学大家，从伦理教化曲解诗经是与其生平学问一以贯之的。从常理来看，一夫多妻或者一夫一妻多妾制度之下家庭中难免有些类似妒忌骄纵等小矛盾，而这显然是违背所谓的纲常伦理的。因此，将《小星》与“夫人无妒忌之行而贱妾安于其命，所谓上好仁而下必好义者也”联系起来就如同《关雎》篇吟咏“后妃之德”一样，多少具有了“以风其上”的意味。《毛诗》学者们过于迂腐地尊奉前人圣贤的说法，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违背，甚至不允许别人有怀疑，更不允许别人有与之相反的看法。 （2）清代及其之后，小官吏奔波于道路的说法愈发占了上风。到了清代，一些学者渐渐地走出了《毛传》及理学的限制，又得益于清代训诂之学的兴盛，解读《诗经》时在前人继承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批判。比如方玉润对《毛传》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说《毛传》“虚衍附会，毫无征实”，“附会无理，以致上下语气不相连贯，前后文意不相联属”。此时贱妾进御于君这样根据不足的说法渐渐为人们扬弃了。而且在方玉润那里，《诗经》的文学价值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诗经》并不再只是一本有关教化的经学著作。但同时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批判无论如何都是有限度的，即使批评了一些《毛传》及《诗集传》中牵强附会的地方，《诗经原始》也走不出维护“文王风化”的路子和极力推崇“温柔敦厚”的视野，因此，虽然批判了传统“小星”角色认定的牵强之处，对这首诗依旧做出了“不失敦厚遗旨，故可风也”的评价。 （3）20 世纪初的新文化新解读。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是一特殊的年代， 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的风云突变，也体现在文化上的思潮涌动。这一时段内，受过西 方教育有着新思想的学者对古已有之的经典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解读。20 世纪初由“古史辨派”发起的“诗经大讨论”之后，《诗经》学进入了彻底的现代化转向。在破与立的过程中，各种新奇的观点和全新的方法也脱颖而出，即使他们的结论并不可靠，但其尝试的行为本身也具有巨大的开创性价值。 （4）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观点。观察20 世纪70年代以前的当代学者的论述，如高亨、陈子展等对《小星》的解读，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个词语“阶级矛盾”。即便对主人公“小星”角色的看法不同，但不论是小官吏还是农奴还是农民，归结点总是表达下层对上层的怨恨之情，体现了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的年代，将阶级分析的理论用于学术研究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对马列主义社会理论的肤浅认识往往会导致对人类社会片面刻板的认识，用一个“阶级矛盾”很容易将上古《诗经》生吞活剥而无法探求其原意。然而20世纪70 年代之后用“阶级矛盾”解释《诗经》的风气渐渐没落，纵观近些年学者对《小星》的解读，都呈现出比较平和而新颖的特点。 这种现象足以引发我们对学术研究的思考。一方面，从对一个小问题的不同解读中我们可以透视不同时代的风貌及特点，反过来，任何观点看法都离不开它所在的那个时代。正因为每个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及视角的不同，一本古书才得以常读常新。 资料来源：薄海歌《召南·小星》的多样主题与其被解读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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