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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学”与城市文化 内容提要：费利斯·比特是早期世界摄影史上的重要摄影师，被西方评论者誉为“军事摄影之父”。他于1860年8月随英法联军登陆天津，在北塘、大沽以及天津城区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摄影活动，然具体情况一直鲜为人知，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缺环。本文根据近年新出现的史料，初步还原了比特的天津摄影活动，同时对其照片的历史意义以及如何认知作了探讨。 关键词：费利斯·比特 军事摄影 北塘 大沽 1839年，法国画家路易·雅克·曼德·达盖尔（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成功发明实用摄影术——达盖尔银版法。翌年鸦片战争爆发，银版照相术随之传入中国。19世纪50年代后期，天津出现早期摄影活动，其中费利斯·比特（Felice Beato）留存的照片和资料最多，对摄影史影响也最大。[1]比特作为英国随军记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来到天津，其一系列新闻性军事摄影活动，虽然以服务侵略战争为目的，但客观上给天津（主要是今滨海新区的北塘和大沽）保存下稀见的历史风貌记录，也使我们了解到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所经历的民族屈辱和战争残酷，“如果说《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是文字上确定了西方对中国的征服，那么菲利斯·比托的照片就是这种征服的图片证明”[2]。比特在天津地区拍摄的照片，比较完整流传下来的有一百余张，其中尚隐含有众多历史信息，需要研究者进一步解读。 比特生平及早年的摄影经历 费利斯·比特（1832—1909），又译作布托、毕托、比托、贝托、比阿托、贝阿托等。由于文献资料的严重匮乏，早年中国摄影史有关比特的记载，皆语焉不详且多有错误。直到2011年7月英国学者泰瑞·贝内特的《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译本出版，我们对比特的生平才有了更全面准确的认识。比特本为意大利人，1832年生于威尼斯市，后来迁居科孚岛（今属希腊）。该岛当时归威尼斯管辖，故两地交流频繁。1815年至1864年，威尼斯成为英国的保护地，因此比特的出生证明上被归为英国籍。比特的父亲是外交官，1844年被派往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在那里的英国领事馆工作，少年比特以此随父迁居。 在君士坦丁堡的时日，比特既能全面接受欧洲教育，也有机会了解亚洲文化。他还在这里接触到摄影艺术，并且最终成为职业摄影师。“1851年，他进入了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詹姆斯·罗伯森开设的照相馆工作，并在同年买了一只法国产的镜头。比阿托进入罗伯森的照相馆并非偶然，因为罗伯森还有一个身份——比阿托的姐夫，他1855年娶了比阿托的姐姐莱奥尼达·玛利亚·玛蒂尔德·比阿托。”[3] 1855年，也就是罗伯森成为比特姐夫的当年，他接替英国摄影师罗杰·芬顿，成为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后期的主要记录者。1856年，罗伯特又把助手比特派往克里米亚，其后署名“罗伯森照相馆”的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照片，实际上都是比特拍摄的。这次战争前线锻炼，使比特初步掌握了战地摄影的经验。 1857年，比特与同为罗伯森照相馆服务的弟弟安东尼·比特一起，被派往埃及和希腊开展摄影业务，其间他们掌握了经营照相馆的技能。1858年2月，比特徒步抵达印度的加尔各答，进行探险旅行和摄影创作，真正开始独立的职业摄影生涯。随后，安东尼·比特也来到加尔各答追随哥哥，两人在这里开设了第一家商业照相馆，除了拍摄特色建筑，也拍摄人物肖像。驻扎在加尔各答的英军，流行把名片照作为礼物寄赠亲友，比特由此结识了众多官兵，其中包括詹姆斯·霍普·格兰特。1858年4月，受英国战争事务部委托，比特到了印度的勒克瑙，拍摄印度兵变被镇压后的“损失”（主要是城市建筑）；但在实际操作中比特突破了指令，在摄影史上首次将阵亡者的尸体收入镜头。虽然其导演性的拍摄后来引起争议，但当时照片传回欧洲仍然反响强烈，战争的残酷也引起智识者的反思。 1860年2月，格兰特以赴中国远征军司令的身份，乘船离开印度的加尔各答，于3月中旬抵达香港。就在开船之前，比特通过格兰特的帮助，与军方成功地沟通，得到以随军记者身份拍照的机会，但比特并未得到军方正式任命。 比特在北塘大沽的摄影活动 1860年6月，费利斯·比特自香港随英军北上来到大连湾。英军以此为基地，做进攻大沽的准备。7月，俄、美两国公使赶到渤海湾“调停”，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向英法提供情报称北塘未设防。英法联军经过精心筹划，乃于8月1日在北塘登陆，14日占领塘沽，21日攻陷大沽炮台，25日进占天津。联军在北塘和大沽作战期间，比特进行了一系列摄影活动，以报道和展示联军（主要是英军）的“战绩”。 对于比特的摄影作品，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各种画册和专著中广泛使用的英法联军侵占北塘和大沽的照片，据笔者所见均是比特所摄，只是由于辗转因袭，很少有人关注摄影者是谁并予以标注罢了。据《中国摄影史（1840—1937）》记：“他跟随向北京进军的英法远征军，拍摄了像城堡一般的皇城和沿途堆积的尸体的一些令人难忘的凄惨照片。担任防守任务阵亡的中国士兵，趴在一个要塞城堡上，旁边摆着他们原始的土炮和弓弩。”[4]这里所描述的，就是比特拍摄的大沽石头缝炮台景象。 关于比特在大沽的摄影活动，笔者迄今未查到翔实系统的叙述。但根据对各种零星记载的拼接，大体仍可了解比特的拍摄断片。 “当时炮火甫停，在一边观战的英国政府特使额尔金便进入炮台查看，比托也马上进入炮台拍摄：硝烟尚未散尽，火焰还在燃烧，火药味儿和尸体被烧焦的气味儿混在一起，十分刺鼻。炮台城墙的缺口上，竖着英军攻城的云梯；地上，横七竖八地倒着清军的尸体，伤兵的呻吟不时传来。在联军重炮的轰击下，清军老式大炮的炮筒断成了几截，如伊丽莎白甜瓜般的炮弹滚了一地……”[5] 1860年8月21日10时许，英法联军攻占海河左岸石头缝炮台，之后与清军有过两个多小时的停火交涉。法国人皮埃尔·马蒂埃记述说：“两个小时已过，联军部队开始准备作战。一位英国摄影师趁此间隙拍下几张炮台照片。”[6]法国人伯纳·布立赛记述说：“两个小时过去，我们开始前进。一个英国摄影师趁停火之际拍下了这个工事的一些图片。”[7]根据泰瑞·贝内特《中国摄影史（1842—1860）》所记，1860年侵占大沽的英法联军中，从事摄影活动的英国人除了比特之外，还有军官查尔斯·米勒·科林斯、约翰·阿什顿·帕比隆，他们都拍过大沽炮台陷落后的照片。但科林斯和帕比隆均是业余摄影师，身为军官的他们，在紧张的战斗间隙，恐怕难以分心旁骛，其拍摄恐怕要等全部战斗结束之后。因此，皮埃尔·马蒂埃和伯纳·布立赛所云“英国摄影师”，最有可能是比特。 如果再参照英国随军医生雷尼（Rennie，又译作芮尼）的回忆，可以确认前述在石头缝炮台进行拍摄的是比特无疑：“我沿着‘北炮台’西面的防御地垒前行，目力所及，横尸遍野。在西北方向，一架机枪旁边躺着十三具遗骸。比托先生也在这儿，他非常激动……并且要求在他拍照之前，任何人不得移动他们，以便他可以永久地把这个场面拍摄保留下来。几分钟后，他拍摄完毕。就在离这些遗体不远的地方，躺着一位牺牲的中国将领，面容威严，年纪五六十岁，据说是指挥这场战斗的清军将领，他的下巴已经被步枪击碎。”[8]法国史学家伯纳·布利赛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对比特的拍摄和雷尼的记载则有如下评述：“冲锋过后，刚刚夺取炮台，极其兴奋的随军摄影师毕托就摆好相机，对这些‘绝妙的’战争场面，要从不同角度拍下。据芮尼医生说，他请求在完成拍摄之前，丝毫不要动现场，不把尸首抬走。历史上的摄影师们，凡出名者，都要展示战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9] 比特在拍摄大沽之前，跟随英军在北塘活动，也拍摄过一批照片。但目前只能根据保存下来的实物来下这样的判断，笔者尚未发现蛛丝马迹的直接记录。 1860年8月25日，比特跟随英军进入天津。清人郝福森在《红毛国形象衣服器械船只图说》一文中有如下记载：“英匪入天津时，志颇不小，心亦过细。凡河面之宽窄，城堞之高低，所有紧要地方，无不写画而去。尤可异者，手执玻璃一块，上抹铅墨，欲象何处，用玻璃照之。完时铅墨用水刷去，居然一幅画图也。如望海楼、海光寺、玉皇阁，皆用玻璃照去。”[10]以此与比特保留下来的照片相对照，这名“英匪”应该就是比特。 怎样认识比特的天津摄影作品 费利斯·比特作为军事摄影师，一生经过多次战争历练，他深谙照片读者的心理，在战争场面把握上多有独创之处，故被西方评论者誉为“军事摄影之父”。比特拍摄的大沽炮台组照，最早将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收入镜头，在世界摄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站在今天中国人的角度，我们对比特在天津拍摄的照片应该有清醒认识，主要是如下三点： 第一，摆拍的相对客观。 比特拍摄的照片，是天津滨海地区最早的照片之一，保留了北塘炮台、大沽炮台（主要是石头缝炮台）及其周边的历史风貌。这批照片既是军事摄影、新闻摄影，同时也可看作风物摄影。不过，按照今天的摄影技术要求，比特的照片有着重大缺陷，即露出明显的“摆拍”痕迹。甘险峰编著的《中国新闻摄影史》就指出过这一点，其评价比特拍摄的《北塘要塞》时说：“英国军队正在他们新建成的天津北塘要塞司令部休息。画面中，英国人正在自己的新院子中小憩，他们三五成群，或坐或立。院子显然还没有收拾好，废墟中有一尊木架的中国大炮，炮身上裹着皮革。比托拍照的目的或许是为了显示要塞的规模。从画面上看，尽管比托让照片中的人物尽可能显得随意，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摆布的痕迹还是十分明显的。”[11] 其实，在1858年拍摄印度勒克瑙战役的场面时，比特就已有过“摆拍”经验：他安排几个印度人在斯坎德拉宫废墟前张望，又将印度士兵遗骸移来撒在院子里。在比特的湿版照相法时代，由于摄影器材的局限，即使非常熟练的摄影师，要完成涂感光剂、曝光、冲洗这一套程序，也需要约二十分钟时间，因此摄影师尚难以把握战争的动态过程，于是满地狼藉的阵亡者尸体，就成为最有冲击力的画面。“摆拍”虽然有失绝对客观，但在当时条件下几乎是必然的。与勒克瑙比较而言，比特在大沽进行的拍摄，已经将人为干预降到了最低，“他不用再像拍摄斯坎德拉宫那样，费劲地把敌军士兵的遗骸搬过来做道具了，因为现场已经摆满了这样的‘道具’，甚至有点多了，影响了他的构图……”[12] 第二，浓重的政治色彩。 比特在北塘和大沽的战地摄影活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军事机器的组成部分，是以服务于侵略和殖民为目的的，对前线而言是增进士气、宣扬军威，对本土来说则是鼓吹民众、动员战争，其政治色彩是极为浓重的。 清军阵亡士兵的尸体，是比特着力表现的重点之一。英军中尉乔治·奥尔古德写给母亲的书信（1860年8月25日发出）中，就提到了这一点：“我希望很快就能见到北京。《泰晤士报》的记者将写出一个比我更好的报道。《伦敦新闻画报》也派出了随军画家。著名摄影师贝阿托拍摄到了好几张大沽炮台中死尸重叠的照片。21日那天清军损失惨重。”[13] 比特作为著名的战地摄影师，第一个将阵亡者尸体收入画面，但其倾向性仍然过于明显——英法联军攻取石头缝炮台的代价不算很小，但在比特的镜头中却完全找不到英法士兵的尸体。且看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编审南无哀的述评：“比托从平面与纵深两个方向多角度多景别地拍摄了战后的石头缝炮台：他绕着炮台从不同角度拍摄，以展示石头缝炮台的建筑方式；然后拍摄炮台围墙的缺口和缺口边立着的云梯，展示联军突击队攻进炮台的路径；拍下围墙上的弹痕和墙下插着的竹签，展示中国军队的防卫方式。他熟练地用远景拍下炮台周围的地形，这样多张照片可以接成一幅全景。他沿着通向炮台的路，从远处拍起，犹如电影的‘推’镜头，一步一步地走近炮台，最有震撼力的几张照片几乎是一样的画面：进入炮台的门口，近景是横尸焦土的清军尸体，中景是被大英帝国的重炮轰成废墟的用泥土和圆木构筑的防御工事；炮台内，英军司令部的几个军官，悠闲地坐在清军的炮车上聊天，远景是随风飘扬的米字旗；炮台最高处，几名洋人似乎在悠闲地看风景……通过这样的画面，比托成功营造了英军胜利的标志性场景，形成了自己的战地摄影风格；同时也赢得了军方的信赖，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名誉和更大的市场。《伦敦插图新闻》用刻版印刷术连载了这些照片，使比托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战地摄影师。”[14] 第三，深厚的商品意识。 对比特而言，他的摄影活动既是完成军方任务，也是一项商业活动，他要通过照片来赚钱。“战争结束后，1860年11月比阿托随英军前往香港，他在香港洗印并售出部分自己拍摄的照片，之后经君士坦丁堡而前往伦敦。1861年他在英国《泰晤士报》刊登广告出售照片，介绍自己是拍摄过克里米亚战争、印度平叛、中国‘夏宫’的摄影师。但是他在伦敦的销售并不顺利，评论家普遍不喜欢他在印度和中国拍摄的风景照片，只有几张全景照片还算受欢迎。”[15] 比特因为出身于商业照相馆，故而终其一生都有着深厚的商品意识。“比托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最大的客户就是军方和参战的军人，他必须拍那些军队和军人喜欢的场景，军人的肖像照、纪念照、胜利照，当地的景物名胜等，做成照片卖给这些军人作为纪念品。同时，他还把这些照片做成照片集，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以便使英国本土的人也能买到。正如摄影史研究者王鸿荪（Wong Hong Suen）指出的，比托的经营之道就是把自己的战争经验加工发酵成战争图像故事，卖给消费者。”[16] 离开中国之后，比特又先后到日本、朝鲜、苏丹、缅甸从事过军事摄影活动，其中他在日本拍摄的照片，曾经给他带来巨大利润。不过，这些财富最终又输在白银交易市场的投机上。 1909年1月29日，比特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去世。 （王振良，今晚报社高级编辑） 原文载于《文学与文化》2017年第1期 [1] 1860年8月费利斯·比特在北塘和大沽的摄影活动，很长时期都被认为是照相术进入天津的原点。随着英国学者泰瑞·贝内特《中国摄影史（1842—1860）》的翻译出版，可知早于比特在津从事摄影活动的例子颇多，如英国人比朗格、罗伯特·马礼逊、约翰·阿什顿·帕比隆，法国人保罗-埃米尔·比朗格、查尔斯·杜宾等。 [2]南无哀：《东方照相记——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8页。 [3]徐家宁：《为摄影而生：比阿托一生的冒险经历》，秦风老照片馆编《皇城金梦——1860：费利斯·比阿托之经典中国影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页。 [4]曼努埃拉·霍尔特霍夫：《记录中华帝国衰亡的图片》，美国《纽约时报》1878年7月21日，转引自胡志川、马运增主编《中国摄影史（1840—1937）》，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5]南无哀：《东方照相记——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第13页。 [6]［法］皮埃尔·马蒂埃：《从巴黎到八里桥》，陈丽娟、陈沁译，中西书局，2013年，第42页。 [7]［法］伯纳·布立赛：《翻译官手记》，王道成、陈名杰、徐忠良译，中西书局，2011年，第146页。 [8]［英］大卫·菲尔德·雷尼：《英国军队在北中国和日本：1860年的北京与1862年的鹿岛》，转引自［英］泰瑞·贝内特《中国摄影史（1842—1860）》，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第147页。 [9]［法］伯纳·布利赛：《1860：圆明园大劫难》，高发明、丽泉、李鸿飞译，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10]郝福森：《津门闻见录》，天津图书馆藏稿本，转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83页。 [11]甘险峰：《中国新闻摄影史》，中国摄影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12]南无哀：《东方照相记——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第14页。 [13]［英］乔治·奥尔古德：《1860年的中国战争：信札与日记》，沈弘译，中西书局，2013年，第67～68页。 [14]南无哀：《东方照相记——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第14页。 [15]徐家宁：《为摄影而生：比阿托一生的冒险经历》，秦风老照片馆编《皇城金梦——1860：费利斯·比阿托之经典中国影像》，第9页。 [16]南无哀：《东方照相记——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第1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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