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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傅雷和妻子朱馥梅把一床土布被单撕成长条，吊在窗框上告别了人世。  这位中国翻译界的巨匠、美术批评家，在经历了数年的运动，被人不断地批判，被拉去跪了四天三夜之后，望着花园里自己精心栽培的月季被连根拔掉，看着书柜里的信件全被烧毁，他再也不想承受这样的侮辱了。 桌上白色布包里放着遗书和几个信封：“现钞53.3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九月份房租55.29元请代付……600元存单给保姆周菊娣，作为过渡时期的生活费。” 所有钱物归类得整整齐齐，生怕欠下别人什么，就连保姆的生活也考虑到了。 “人”字这两笔，看似简单，要写好，实则不易。如果说撇代表事业，捺代表为人，整体的神韵代表国家的话，傅雷则是把这个字写得稳稳当当。 他的一生，无愧于事业，无愧于朋友，无愧于国家，唯一有愧的，埋藏在心底深处。  同一位作者的书，读过傅雷的译作后，再读别人的，总会觉得缺少了点什么。  《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第一句，有人翻译成：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后墙。 有人翻译成：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 傅雷则这样翻译：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 格局气魄，不言自明。 他一生翻译了33本译作，除了文章本身的人名之外，看不出任何翻译的痕迹。所有读过傅雷译本的翻译家，对他的译作除了惊叹，还是惊叹。 然而，傅雷值得！ 他对待自己的每一部译作，都像对待一个新生婴儿般细致，生怕哪里一个不小心便会让婴儿受伤。 每翻译一本书之前，他总是要把原著读上个四五遍，加点注释。不但要弄懂弄通，而且还必须对原著的神韵风格了然于心，才肯动笔。 手头一本《国语大辞典》早已被翻烂，所有的外文成语或俗话，傅雷都会从中找出最妥帖的中文词汇来与之匹配。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从1936年一直译到1939年才结束。几年后，当他再次重读原作时，又觉得自己的理解仍然不够深刻，于是再次花费了两年的时间重译。 “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文字总难一劳永逸。”重复一次，很多人还可忍受；重复多次，人的耐心和细致受到的挑战就可想而知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他不仅对待自己的译作要求严格，对待别人的翻译，点评起来也绝不心慈手软。 全国翻译工作大会上，傅雷本人没有亲自参加，却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 他在信中举出了许多谬误的例子，这些例句的主人有很多都在与会者中。这下，傅雷算是触犯了众怒，一位老翻译家当场痛哭。 要骂就骂，想哭就哭吧，怕什么，我傅雷对事不对人。 很多人骂傅雷狂傲，孰不知，他对自己的译文也会经常感到不满，几乎用挑刺的态度对待。 傅雷经常和钱钟书夫妇讨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还用红笔清清楚楚把原文录下来。 他挥舞着鞭子不断地抽打自己，为了使译文活泼生动，把老舍读了个遍吃了个透，之后又去啃别人。 将一件事做到极致，便是大师。既然选择了翻译事业，傅雷便把毕生的心血倾注其中。 法国人说：“再也没人能把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那是因为，再也无人愿像傅雷一样，把自己一次次格式化、重置。  为朋友说话时，他不会权衡对方的地位与权势；坚持正确的主张时，更不会计较从前的恩怨。  留法期间，傅雷与刘海粟关系要好，回国后，刘海粟任上海美专校长，聘请了傅雷当校办公室主任。 两人共同的朋友张弦，平日里教学任务重，有两次周末还被刘海粟叫去家里。说是吃饭，其实是要张弦临摹画作，刘海粟自己则出去应酬交际，回来后竟在画作上署了自己的大名。 傅雷看不惯刘海粟这种行为，常站出来替张弦打抱不平。 共同的朋友圈里，如果因为谁仕途得意就可以肆无忌惮，这样的朋友，不交也罢。 他不愿与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过多纠缠，不久后，以母亲过世为由，向刘海粟提出辞职。 这件事，《傅雷自述》中曾被提及：“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等母亲一死即辞职。” 几年后，张弦去世，傅雷给刘海粟写信，想让他替张弦筹备遗作展览会，设法替张弦卖掉一些作品，给张弦的孩子筹备点教育费。一封信过去，石沉大海。 傅雷大骂：“永不和刘海粟来往。“ 自此，20余年，傅雷和刘海粟再无交集。 可是到了1957年，刘海粟反对将华东艺专迁往西安，傅雷认为这次刘的主张是对的，便极力支持，自己也因此事被牵连，打成右派。 当刘海粟因此事对过往表示愧疚时，一向爱较真的傅雷却嘿嘿一声：“算了”。 深厚的友情，不在于来往得有多频繁，互动得有多亲密，它是一种对人格的认可，是一种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的勇敢。 杨绛曾说：“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之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 不善周旋的人，往往有着最为纯真的一面，所谓赤子之心，也大抵如此吧。  口号喊得最响亮的人，未必真心；能言人所不敢言者，必定真情。  1939年，从国立艺专辞职回到上海的傅雷，看到已被日军占领的上海，给自己定下规矩：东不至黄浦，北不至白渡桥。 因为到了那，就得向日本宪兵点头行礼，这样的点头，在傅雷心里，绝对是另一种形式的背叛。 他闭门不出，把自己埋头于翻译之中。 只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有着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又怎能忍得住不发出自己内心的呐喊呢。 1957年，《人民日报》刊文鼓励“大鸣大放“。傅雷满腔热情写了篇《大家砌的墙大家拆》，文章中对少数党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篇文章，字字珠玑，全是他发自肺腑的声音，然而，竟成了他的小辫子。 几个月后，风云突变，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批判他。他写过的文章，成为了罪证之一。 秉持着怀疑精神，想要追逐事实真相的人，常常会与时代格格不入。可是，真正让他们格格不入的原因，却往往在于情感的真挚。 傅雷在文中曾这样写道：“死抱着正统也罢，死抱住主义与教条也罢，不容忍决不会带来和平，天下苍生也不见得会沾光。一个民族到了思想统一，异端邪说诛尽灭绝的时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已死的时候。“ 深切的恨来自于深沉的爱。怒目金刚的傅雷，对于这个国家，有着太多自己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却一步步铺垫成他走向末路的鹅卵石。  对朋友、对事业、对国家，傅雷始终认为自己的坚持问心无愧，但在给傅聪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我也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 “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的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恨与热爱呢？”  读《傅雷家书》，我们读出了一位父亲的悔，一位父亲的愧。这本书的代序作者楼适夷，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因与傅雷多年的合作而成为至交。 忆起前尘往事，楼适夷感叹道：“傅雷的孩子们在他面前都小心翼翼、大气不敢出，只有等他出门了，才敢大声笑闹。” 这位严父，严到什么程度呢？ 怎样说话，怎样行动，不能有分毫的逾矩，稍有违背轻则怒斥，重则狠揍。就连家中热水瓶摆放的方向和位置，也有着严格的要求。 钱钟书和杨绛是傅雷的邻居，经常在他家闲坐聊天。杨绛称傅雷“老傅”，在她心里，常把这个称呼等同于“老虎”。 孩子都有好奇心，喜欢听大人聊天。有时傅雷与钱钟书夫妇聊得正开心，突然就会走到门口，把门忽地一拉。躲在门后的傅聪与弟弟傅敏正笑得咯咯咯的，被爸爸这么一吼，哧溜一下，噔噔噔逃上了楼。 朱馥梅为了保护孩子，便总是抢先一步骂他们几句，其实就是为了挡挡傅雷的火气，这才把他重新拉回到座椅上。 客厅里的气氛慢慢恢复了一点之后，没过多久，傅雷又突然过去把门一拉。这下，朱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了，因为两个小鬼头又坐在了远处偷听。 傅雷的呵斥，别说是孩子被骂得想哭，就连客厅里的大人，也觉得手脚无处安放，更没人敢上前去劝。 傅聪练琴时，稍一走调，傅雷便会大吼，有时还抓着傅聪的头往墙上撞。 一次，傅聪把《水浒传》摆在琴架上，边弹琴边看书，在三楼的傅雷听出了不对劲，猛冲到钢琴旁，一个烟灰缸就砸了过来，傅聪的鼻子顿时血流如注。 些许小事，傅聪就逃不掉挨打的份，甚至还曾被绑到屋外的柱子上。 直到多年后，已蜚声国际的傅聪忆起往事仍在感叹：“爸爸打得我是真疼啊。” 这样的疼痛，不仅被刻在了记忆中，更被烙在了性格里。朱馥梅曾说过，傅聪的性格很像傅雷。  出国留学后，傅聪时常会收到傅雷寄去的家书。字里行间的叮嘱中，谈艺术、谈人生、谈爱情。心中的歉意，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次表达。 然而一个高傲的父亲，一个从不肯低下自己头颅的文人，能够在面对儿子的时候说出这样一番道歉的话来，可见他心中的悔恨。 傅雷把所有的耐心都用在了对翻译事业的执著上，他对得起每一本译作、每一个字。 他还把全部的义气用在了对待朋友上，他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自己的人格； 他更把心底的热爱用在了对待这个国家上，他对得起自己的追求、自己的世界。 但可悲的是，他如同这个世界很多成功者一样，唯独对不起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 他把所有温柔和美好留给了这个世界，却把一颗粗糙的灵魂丢给了亲人。 杨澜在《一问一世界》中曾写道：“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太多的成功者，他们活得足够精彩，却也充满了悲情色彩。获得了全世界，却把最亲的人推向了远方。 在追逐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能稍微停下自己的脚步，审视自己的周遭，拥抱一下家人，哪怕只是几句温暖的话语，就会凭添许多美好。 而这，才是我们每个人最终的港湾。 . END . 【文| 天天展颜】 【编辑| 丹尼尔李】 【排版 | 毛毛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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