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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汉天声的落幕 《燕然山铭》铭刻的这场战役，造就了历史上“振大汉之天声”。但是这场战役也成为了大汉王朝的历史转折点。重大胜利并没有让汉朝如同班固铭文所说的那样“一劳永逸，暂费而永宁”。北匈奴统治阶级的溃败，让北庭权力中心空虚。窦宪曾立北单于弟弟为北庭新单于，却因为窦宪谋逆自杀，在返回北庭途中被汉军斩杀。  没有最高权力核心的土地逐步被鲜卑、乌桓和北匈奴余部占领。剩下的匈奴人，一大部分不愿意承认自己匈奴身份，转而融入了新到此地的鲜卑和乌桓，另一大部分转而投到南匈奴。剩下的二十多万余众则拥立新单于逢侯，却被鲜卑、乌桓八千骑兵击败。鲜卑首领被封为率众王。与此同时南匈奴因为在安置北匈奴降民和左贤王产生了矛盾，互相攻伐，无力参与到北庭的势力角逐。最终鲜卑族迅速崛起，成为了北方最具号召力和经济实力的“巨酋”。公元107年，《后汉书》记载在北匈奴曾经的土地上，鲜卑人“邑落百二十部”、“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 东部驱赶北匈奴的压力，继续向西传递，逢侯率领残余部族攻打西域，西域不得不频繁征调诸羌军队进行抵抗。公元102年，班超离任西域长史之职。缺乏了雄才大略经营，西域很快陷入了混乱。公元106年，《后汉书》记载，“会西域诸国反叛”。公元107年，北匈奴单于逢侯率残部持续向西进军，骑都尉王弘征调羌族军民进行抵抗，不料受征伐的军队均逃回了部落。边郡按照惯例讨伐不服从命令的部落，不想又激发了更大范围的反叛。让救援西域的计划泡汤，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段禧阵亡。这次行动的失败，让东汉撤销了西域都护官称，并同鲜卑通市。而诸羌因为反叛担心汉朝的报复，反而联合了北匈奴单于逢侯对抗汉朝军队征讨。公元108年汉朝决心讨伐反叛的羌族，再次征讨南匈奴、乌桓和鲜卑，让河西走廊东部“万民饥流”，促使第二年南匈奴、乌桓和鲜卑反叛，进攻了河套等地。 二、鲜卑人崛起 疲于应付的东汉王朝，无力征讨，只得实施徙民政策，把边民内迁，在边疆人为制造广阔的无人隔离带。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农产区，减少了汉朝农耕面积，还进一步增加了“流民”问题的严峻程度。东西边疆游牧部落的叛乱最终让“加币而不劳师”变成了“加币又劳师”，缺乏兵力的东汉王朝不得不集中财力拉拢鲜卑，维持王朝的边境稳定。东汉王朝终于又重蹈西汉的覆辙，堕入到外困于边境之患，内困于人力财力匮乏。公元107年至118年，北匈奴在西域不断侵袭，“复收属诸国，共为边寇十余岁”。受雇于“币加”的汉朝，鲜卑打败北匈奴逢侯单于，迫使逢侯降汉，部分匈奴部落归于鲜卑。鲜卑人进一步做大做强。而汉朝十年间耗费了二百四十亿钱。 鲜卑人的骑兵虽然让北匈奴失去了逢侯，但余部继续拥立呼衍王为首领对抗汉朝。公元123年班超之子班勇拜“西域长史”，暂时稳住了西域的乱局，让河西羌胡叛乱稍减，继续为汉朝服务对抗北匈奴。但是依靠个人能力的斡旋始终力量有限，西羌、南匈奴和乌桓的联合叛乱终于加剧，前后持续了二十年，最终被鲜卑人镇压。鲜卑再一次获得了众多人口和赏赐。此时的鲜卑已经控制了整个蒙古高原，《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鲜卑大首领檀石槐整合降民，让控制区域“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  三、东汉国家治理的困境 回顾东汉的历史，可谓是“成也豪族、败也豪族”。有了豪族的拥护，光武帝成就帝业，但东汉豪族不同于西汉军事贵族，军事贵族随着时间会凋零，这才有了武帝启用毫无背景的人才，而豪族随着帝国承平日久，只会越来越庞大，东汉末期的袁绍、袁术四世三公就是例证。豪族势力的不断积累，皇帝想要突破豪族的控制，就不得不选择其他力量联合对抗豪族。于是外戚和宦官就作为皇帝的私臣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作为皇帝私人班底同豪族抗衡。面对皇权的反扑，豪族往往利用儒家“天下为己任”的大旗，在无法直接攻击“天子”的情况下，把外戚和宦官定义成“小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劝诫，我们就能获得更深的理解了，所谓贤臣未必真贤，小人也未必是祸害。东汉被后人诟病的“党锢之祸”，不过是皇权希望使用私臣突破豪族包围的手段。 真实历史中，每当帝国发生灾难或战事时，豪族士大夫在朝堂上高谈阔论，攻击宦官乱政和外戚当权，而民间疾苦却无人真正问津，几乎没有人真正深入民间开展救援行动。与此同时“币加而又劳军”的局面和大批人民的内迁，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终于波及了每年为鲜卑提供“币加”的青州、徐州。青、徐两州每年承担二亿七千万钱，购买鲜卑军事服务。但青、徐荒饥，流民四起，让汉朝捉襟见肘。财政的短缺，让强大的鲜卑“外无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缺乏固定生产基础的鲜卑社会迅速陷入了生存困境，迫于生计无奈只好劫掠富庶的中原田园。引发了新一轮的“边境危机”。  这种打击对东汉王朝来说，是致命的。汉朝已经没有外援可以找了，只得全力依靠国内力量抵抗外敌。班彪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币加而不劳师”最终还是演化成了“劳师而币减”，不得不倾国之力抵御外敌。公元164年，汉桓帝时期，为了保障西羌地区的粮食安全，护羌校尉段段颎率骑兵五千，步兵万人，战车三千，耗时三年，花费五十四亿钱；又过两年，公元169年耗费四十四亿钱，终于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稳定了西羌。但是汉朝的财政衰败已经支持不来太多的军事行动了。 当东汉王朝企图通过和亲、封王等手段缓和同鲜卑关系时，鲜卑首领檀石槐不肯接受，不断吞并土地，致使敦煌、乌孙之地都被鲜卑人控制。公元177年，汉灵帝时期，鲜卑大范围进攻汉边疆。此时鲜卑早已成长成了多民族的政权，不仅有各种游牧民族，还有脱离汉族的汉人，为鲜卑出谋划策维持社会治理，史称“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但大战不可避免，同年秋，汉灵帝倾尽国力发兵抵御鲜卑，却被鲜卑打败。战争的惨败，进一步加剧的东汉的衰亡。所幸的是此时鲜卑大人檀石槐去世，其内部分裂，为汉朝赢得了短暂的“和平”。更加幸运的是，此时大汉的衰败还未被各方势力察觉并利用，除了帝国南部蛮族星火叛乱外，国内还未发生战乱。但国内已经疲惫不堪。“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汉朝的生产生活被北匈奴之后的鲜卑彻底拖垮了。 同时，豪族、外戚、宦官的内斗，无意间让民间各种被儒家禁止的“淫祀”盛行，黄巾军生长的土壤形成。待到东汉后期边疆战败、盗贼四起、连年饥荒，皇帝被迫多次下达罪己诏，整个东汉统治基础动摇了。公元184年，压力终于越过了临界值，黄巾起义爆发。汉朝大将皇甫嵩发挥杰出军事才能，于年底平息了叛乱。但是汉朝“币加”的困难，无法发给羌族军队足够的军饷，让平乱中被征发的羌族士兵哗变，汉朝雪上加霜。 依靠豪族建国的皇帝，只能依靠各地豪族勤王，但是豪族从来就不和皇帝一心，各怀鬼胎。两难之际，汉灵帝不得不听从应劭的建议，“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其精勇，多其劳赏”。于是又一位深刻影响历史的人物——“董卓”被封为中郎将，听从皇甫嵩调遣。在董卓的助力下，汉朝很快平息了西羌士兵哗变，这些军功和政治资本，以及在外戚政权的支持下，董卓和西凉铁骑登上中原政治舞台。历史的巨轮继续前行，东汉势微的趋势，推动着三国序幕的到来。  好了，本期的文章就到这里，下周我们走进三国时期，回看那个战火纷纭的世界。这是与您分享的第507篇文章，欢迎您的阅读，希望对您有所启发，我们下周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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