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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初年，在北方的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发生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这场灾荒起于光绪二年(1876年)，止于光绪五年(1879年)。以光绪三年（丁丑年）和四年（戊寅年）尤为严重。其面积之大、时间之长、损失之重，为中国灾荒史上所少有，史称“丁戊奇荒”。 光绪四年五月（1878年6月），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在给两广总督刘坤一的信中慨叹：“古人形容饥民，轻则曰菜色，重则曰鹄面鸠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观之，直无异地狱之变相！大祲奇灾，莫此为甚。”（《曾国荃全集》岳麓书社2006年11月第一版第三册第560页《致刘岘帅》） 那什么是“地狱变相”呢？相传，唐代画圣吴道子在长安常乐坊赵景公寺墙壁上画过《地狱变相图》。据记载，《地狱变相图》中并没有地狱里油炸火烧、拔舌剖心之类的恐怖场景，而是描绘了死后堕入地狱者惊恐不堪的面部表情和极度扭曲的狰狞面目。看过此画的人无不毛骨悚然，有些屠夫渔民因此改行；人们甚至不敢吃肉吃鱼，以至市场上的肉和鱼卖不出去。（见《唐朝名画录》、《益州名画录》） 始料不及的迎头一击 光绪初，太平天国和捻军基本被剿杀殆尽，陕甘变乱进入尾声，与洋人的纷争也处于相对的平稳期，洋务运动风起云涌，一切都好像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同光中兴”似乎已经曙光初现。 自同治六年（1867年）开始，京师和直隶地区天气一直偏涝，到1875年（光绪元年），其境内的永定河在9年间决口了11次。虽然造成的水患危害并不很大，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一年汛期刚过，京师和直隶地区就开始出现干旱迹象。入秋后，山东、河南、山西和陕西等省也相继陷入旱情。 至1876年春夏，旱情愈发扩散，以直隶、山东、河南为主，且北到盛京，西至陕、甘，南达苏、皖，亢旱地区连成一片，涉及区域之广袤，造成危害之严重与日俱增。1877和1888年是灾情最严重的两年，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和陕西受灾程度最严重，区域也最广。 以光绪二年至四年为例（1876-1878）。 当时，直隶省有160个县级区划，受灾数为63、69、86个，受灾比例是39.3%、43.1%、53.8%；山东有107个县级区划，受灾数为76、79、78个，受灾比例是71.0%、73.8%、72.9%；河南有109个县级区划，受灾数为75、86、56个，受灾比例是68.8%、78.9%、51.4%；山西有114个县级区划，受灾数为8、82、56个，受灾比例是7%、71.9%、49.1%；陕西有88个县级区划，1877和1888两年的受灾数分别是86和55个，受灾比例为97.7%、62.5%。 十室九空，赤地千里 而从受灾人口及人口损失来看这场大灾，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根据美国学者WalterHamptonMallory《饥荒的中国》（1929年吴鹏飞汉译，上海民智书局发行）一书统计：“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九年间，……因受饥饿疾病及强暴之侵迫而牺牲者，约有九百万至千三百万人之多。” Mallory曾经供职于中国华洋义赈会，而根据中国华洋义赈会的报告，丁戊奇荒期间，直隶死亡250万人，山东死亡50万人，河南省死亡100万人，山西死亡550万人。何汉威先生在《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一书中认为，山西省1600万居民中，死亡500万人，另有几百万人口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河南省人口总数由光绪二年的2394.3万人，降至光绪四年的2114万人，共损失人口182.9万人；陕西省总体上大县损失一二十万人，小县损失五六万人。 学界普遍认为，在持续3年大灾荒期间，严重受灾的百姓达二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死于饥荒和疾病的约有1000万人，逃离家乡、流离失所的难民达2000万人以上。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白居易在《秦中吟十首·轻肥》一诗中的最后两句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古代文献资料对兵祸灾荒惨景最惯用的记述方式。 我们来看一则当时的新闻媒体《万国公报》上的报道。 1879年9月20日（光绪五年八月初五）《万国公报》刊登了一篇署名“金陵抱槐翁”，题为《晋豫灾略》的文章：“天祸晋豫，一年不雨，二年不雨，三年不雨。水泉涸，岁荐饥，无禾无麦，无粱菽黍稷，无蔬无果；官仓匮，民储罄，市贩绝，客粜阻；斗米千钱，斗米三千钱，斗米五千钱；贫者饥，贱者饥，富者饥，贵者饥，老者饥，壮者饥，妇女饥，儿童饥，六畜饥；卖田、卖屋、卖牛马、卖车辆、卖农具、卖衣服器具，卖妻、卖女、卖儿；食草根，食树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纸，食丝絮；食死人肉，食死人骨，路人相食，家人相食，食人者为人食，亲友不敢相过；食人者死，忍饥致死，疫病死，自尽死，生子女不举，饿殍载途，白骨盈野。”（《万国公报》合订本第11册总第6671-6672页） 我们再来看一条亲历者的记载——王锡纶，山西忻州人，是当时有名的诗人。他在《丁丑奇荒记》一文中写道：“小孩弃于道，或父母亲提而掷之沟中者，死则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脔如宰猪羊者。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者。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悬饿死之人于富室之门，或竟割其首掷之内以索诈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见《怡青堂文集》卷6，载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3册） 曾国荃光绪三年临危受命赴山西任巡抚。他在到任之初，即于五月二十三（1877年7月3日）上疏：“各属亢旱太甚，大麦已无望，节序已过，不能补种秋禾。其业经播种者，近亦日久枯槁。至于民间因饥就毙情形，不忍殚述。树皮、草根之可食者，莫不饭茹殆尽。且多掘观音白泥以充饥者，苟延一息之残喘，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隰州及附近各县，约计每村庄三百人中饿死者近六七十人，村村如此，数目大略相同。甚至有一家种地千亩，而不得一餐者。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曾国荃全集》岳麓书社2006年11月第一版第二册第197页《请饬拨西征军饷疏》） 这道奏疏名为《请饬拨西征军饷疏》，也就是说，山西灾情太严重了，曾国荃请求朝廷从当时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的军饷中划拨赈灾！可见，当时的灾情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这些年，有人给袁隆平院士立生祠。我个人觉着，三餐温饱，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任何一个让中国人吃饱穿暖的人，都当得起立祠供奉。 写这篇小文时，是二十四节气的谷雨这一天。一位朋友在朋友圈发了《红楼梦》中，曹雪芹以黛玉之口作的《杏帘在望》。 就用这首诗作为结尾吧——“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康涛 2020年4月19日于北京无遗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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