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 余志君：做教育，终将归真

盐心Jaffe 202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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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的余志君，变得柔和、宽容，总是一副微笑的样子。按她的话说，她似乎自然进入了生命的“收藏”阶段。

她常说：人的一生，难免经历三个阶段——逐求、厌离、归真。回望过去33年教育生涯，不论曾有多少辗转、曲折，此刻似乎都已化为教育本身的力量。

潮联学校对学生的期待，用在她的身上，似乎也准确：

一个好的教育者，首先是一个生活家，其次是一个创想家，最后还是一个“航海家”。

逐求与厌离

可能很少有人像余志君一样，如此坦率地承认：从教后的很多年，她曾做各种努力，只为逃离“教育”。

1970年，余志君出生于江西景德镇一个工人家庭。父亲年轻时在印刷厂工作，后调任木材厂，并成为销售科长。母亲年轻时则是一名专业女子篮球运动员，退役后进入瓷器厂，最后成为幼儿园园长。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余志君从小便形成了浓烈的美术和文学兴趣。那些印在瓷胎上的人物花鸟纹饰，到现在也还像模子一样烙印在脑海里。从福禄寿三星、天女散花、送子观音，到麻姑献寿、牛郎织女，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她徜徉在形象的海洋里。

那时，她们家还住在单位分配的宿舍里，狭小的房间，板壁很薄，还有缝隙。她记得，爸爸每个春节前都会干一件大事，就是从厂里拿回很多白纸，把墙重新糊一遍。墙糊好后，爸爸就抱着她，握着她的手，拿着毛笔，一边唱着歌——“小小木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一边依次画下：一把雨伞、一条小船、一条小鱼，然后是水浪，江水向东流。就这样，一年下来，墙壁上就被他们涂鸦满了，第二年再画新的。

然后，另一件让她时常惦记的事，当然就是舅舅的阁楼，那里总会有各种好玩的连环画。这些都给了她最初的绘画和阅读启蒙。

到了小学，连环画已经满足不了她，她又跑到妈妈厂里，借来厚厚的《红楼梦》和各种名著阅读。到初中，在热爱的《红楼梦》研究之外，她又爱上了王维、李清照、苏东坡的诗词。

在几十年前那个封闭的小镇，文学和美术的世界给了她想象力，也让她坚定了自己一定要走出去看看的想法。而且，以后的工作不是当记者、写小说，就是做美术家。

但是，父母对她中考的干涉，打破了一切美梦。她被要求考中师。

于是，她只好眼睁睁看着，那一届同学几乎都考上了大学，走到外地去上学，放了假还请她去玩。她却似乎被永远留在了景德镇，一个离她家不过十五分钟路程的中专学校里。

“你想象一下，你的人生就大概在步行最多半个小时的半径范围内，是多么绝望。”如今说起这些，余志君已是一种和解的口气。当年，她为了“逃离”，想尽各种办法，至今说起还令人捧腹。

那时，她刚进入第一所学校，担任了半年美术老师，研究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不做老师。她的办法是自考美术学院。于是，每天下班晚上，她就约着另外两位老师的儿子和女儿，偷偷在办公室苦练素描，一有空，又跟着学校一位老教师练书法。但好景不长，很快，她被任命为班主任，教语文。她又想到另一条路，考电视台编辑。初试都通过了，最终面试，因为是女性，还是落选了。

但她依然没丧气。她发现，就算外面不行，学校内部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担任大队辅导员，通过这个身份，她可以到区里，到市上，“反正不要做老师。”

当然，她那时想不到的是，为了当一个好辅导员，她做的工作，正为自己后来的教育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辅导员的基本功是唱跳、演讲和宣传绘画。为了学好基本功，她跑到妈妈的幼儿园跟着幼儿老师学跳舞，又跑到瓷器厂，跟着老师傅学做动物泥塑。即使在语文课上，她也不放弃美术爱好，常用粉笔在黑板上勾勒几幅简笔画，以形象衬托文字的意境。很快，她拿下了各种比赛的奖项，甚至成为“珠山区十佳青年”。而因为辅导员成绩突出，她时常得到去省上、省外出差的机会。

也就在这时，她的人生因为另一个意外改变了。

通过一个叫吴爱宝的教研员，她知道了海南正在创办一所新学校。她现在还记得那个学校宣传册的样子：

一个简陋的三折小页，封面上画着：蓝蓝的海，一栋栋号称“西班牙别墅风格”的小房子，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墙，圆拱形的小窗。落款写着“中国国际儿童智力开发中心”。

她也说不清楚，是被大海和房子“迷住”了，还是被新闻上传得沸沸扬扬的“百万人才下海南”潮流给“惊醒”了。她只知道，自己一定要走出去。

更没想到，正处于事业低谷期的父亲，竟然同意了。那年，余志君刚满22岁。

2007年在海南省本色语文研讨会上授课

“一次别离”

离开海南时，余志君38岁。很多年来，她常会笑着谈起那段经历，并称那样的青春也算是刻骨铭心。

1992年来到海口，虽然她曾一度打算转行，但面对“百万人才”的冲击，她才发现，自己除了教育，原来什么都不是。

那时的海口，到处都是基建，几乎每个月都有新楼诞生，然后接着来更多的“帅哥”“美女”……

而在那所“西班牙别墅风格”的民办学校里，虽然名牌大学生研究生很多，但都缺乏丰富的一线教学经验，她这个基础扎实的中师生却优势独特，后来居上，拿到了全校最高薪酬。她看到了现实，原来自己最擅长的就是做教师。

虽然，那所学校从来都不像照片上画的那样完美——不仅没电视没电话，甚至报纸都没有；因为资金紧张，停水停电是常有的事；炎热的天气里，师生一周也洗不上一次澡，宿舍一度成了虱子的“乐园”。

但更重要的，她遇见了自己的恋人。学校坐落在月亮湖边，遍地的含羞草，月光下漫步，成为最浪漫的青春记忆。上课之余，唱歌、跳舞、游泳，日子单纯而快乐。

两年后，他们双双转入海口第十一小学。接着，结婚，生子。

余志君的事业也逐步走入上升期，从做辅导员，到语文科组长，32岁破格评为副高级教师，随后成为老牌名校海口九小的副校长。33岁，成为特级教师；34岁，成为全国优秀教师，到人民大会堂领奖；35岁，也就是2005年，她调任海口第二十六小学校长。

2016在珠海市深度变革的学校课程研讨会上做主题报告

但是，逐求的脚步如此匆忙，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原来做校长比做老师还难受，“成为了校长，却似乎远离了理想”。

每个招生季，都让人惶恐。一个个围追堵截的家长，难以应对。扩大到75人的大班额，让人生畏。六七家媒体聚焦孩童跪求读书的场景，险些酿成重大舆情。更有厚厚一摞打招呼的招生字条，让人左右为难。

而另一方面，还有更大的人生危机。曾经最相依为命的两个人，一步步走向疏离。

“终究是失去了彼此。”余志君总结道，“那些青春，那些爱，永远留在生命里，无可替代。”

她再一次选择离开。

父母：一个教育的答案

大概2005年，还在海口，余志君遇到做“生命教育”的张文质，问他：“只要我的童年是温暖幸福的，我成年无论遇到多大问题，应该都不至于差到怎么样吧？”

张文质非常肯定地说：没问题的，一个好的童年，温暖你一生。

余志君说，在她性格的底层里，似乎更像妈妈，但外在却是爸爸。弟弟就经常跟她开玩笑：说姐姐像爸爸，他像妈妈。

在童年的时光里，母亲虽然也曾作为瓷器厂工人，并担任幼儿教师。但在家庭生活里，她始终承担着“贤妻良母”的角色。所有的家务都是妈妈做，乃至余志君的个人生活，直到离开景德镇，还是妈妈料理。这也在很长时间养成了她不擅家务的习惯。

父亲则更多给了余志君一个“向外走”的形象，甚至性格里的“动荡”基因也多半来自父亲。

爸爸热爱生活，爱说笑，弹琴唱歌，养各种东西。她记得，最惬意的，就是养鸭子，爸爸会拿着洋铁桶晃晃荡荡地带着她去郊外挖蚯蚓。再后来，爸爸转到木材厂工作，在厂房边上开了一小块地，带着她种芝麻。她跟着体验了芝麻从播种、发芽、开花节节高，最后收获的全过程。

当然，有了女儿，爸爸最爱的还是养花。他在女儿卧室窗台搭上木板，总是种满了各种月季。几乎每次出差，他都会带回一两盆稀奇品种。爸爸还热爱音乐，80年代初，他就买了唱片机，后来又听磁带。甚至，还带着女儿去听走穴歌手唱《一无所有》。

这样的父女关系，倒更像是朋友。甚至到现在，父女俩在一起的标志性方式还是，端起酒杯“喝一个”。

就在那段“隐居”日子里，父亲的形象重新在她心底“复活”。她开始学着父亲，去做一个“生活家”。

在阳台上学着父亲种花，写下：“空庭酒阑后，早晚学种花。觞纭东篱色，啸吟复何嗟。”

邀约朋友去竹仙洞的山上打水、煎茶，写下：“殷殷菊花盏，袅袅玉茶烟。”杯茶在握，身心安定：“日暮浮云合，杯茶共岁寒。澄怀且静坐，契悟壶中禅。”

五年，她没参加过任何比赛，也没发表过任何文章。香洲区一共1000多名语文老师，她把每个人的信息一一录入系统，鼓励大家写邮件诉说自己的教育困惑。她仔细研究后，再回信，并归类整理，做成PPT，给大家分享。

许多人都好奇：来到珠海，她到底在追求啥。

只有她心里知道：她的人生要补课。

五年，她学会买菜，做饭，学会了独立生活的一切琐事——但生命却回归到最简单朴实的状态。

她坚持每天走路上班，15分钟步行，似乎就像回到中学一样，走一路，想一路。她对朋友说，似乎找到了一种修行的方式，每走一步路都是修行。甚至，每天洗碗时水流过手的感觉也是修行。

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她还写道：

当你逐求的东西变成让你厌倦的，你会发现一切不过如此。然而理想，不是摆在那里等你去拿的，理想就在你平时的矛盾和冲突中，就在你非常艰难地一步步前行中。但它一直都在，可能不一定在前方，而是在你身上。

五年，仿佛五天。终究还是回到学校，才是回归郑重之时。

和童谣课的孩子们在一起

“把自己变成小孩，你就能看见”

2018年夏天，余志君如愿去了日本，寻访童谣诗人金子美玲的故乡。沿着诗歌书写的每一处景物：海边的风，一条小巷，树林里飞起的鸟……

但不是“朝圣”，她想尽可能去触摸诗人生命最明亮的一面。

多年的童谣教学实践，余志君都始终坚守着一个价值尺度，那就是表达爱与温暖。但是，她却发现一个问题，无论谈论什么意象，儿童都会隐隐约约去触碰关于“死亡”的命题。

她还记得有一次，她的朋友陈鹏在屏幕上播放一张（胖乎乎的可爱的）手的图片，请孩子联想。第一个孩子说树，第二个孩子说没有树叶的树，接下来一个孩子，就说了“死亡的树”。另一次，她播放蝉的图片。孩子们举出了“出生，出走，恋爱，交配，繁殖”等关键词，最后，还是“死亡”。

“他们虽然不懂死亡，但经常出现这个词。”余志君说道。这也促使她更进一步思考，如何处理诗歌中的负面情感。

比如海子《面朝大话，春暖花开》，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金子美玲《向着明亮那方》。这些充满阳光的想象力，反而可能是诗人最绝望的时刻。

一次次实践，余志君渐渐明白，这正是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的根本差异。

“其实儿童不是关注死亡，只是关注那个陌生的东西。孩子的天性是万物有灵的，最重要的不是惧怕死亡，而是引导孩子关切和珍视生命的感动。”

余志君还记得，自己学写童谣的那段经历。

原本，她做童谣课，不排除一个比较功利的目的，评职称。但是，渐渐深入，这和自己过去的生命体验如此息息相关。童谣是载体，核心是人的精神生活。

回想过往，那些最黑暗的时刻，支撑她活下去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呢？无疑地，是真实。

“内在的我要长大，跟外在的社会角色更匹配，而不是永远需要父母来满足情绪的小女孩。但长大的同时，也还有很童真的部分需要保护。”这是人生的和谐。

正是从这些点滴的思考和实践里，余志君开始慢慢理解，传统诗教的核心意义。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为什么诗三百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其实这就是一种儿童观看的方式。他们喜欢动物植物，这是他们学习与自然、与他人相处的方式，平等的，善意的。而教育，无非是把这种意义提取出来。”余志君说，“而作为教师，你就要尽最大的耐心和爱心，把自己变成小孩，身体要蹲下去，眼睛的位置要低下去，你就能看见。”

一开始，她学写童谣，掌握了很多技术，始终写不好，但最后，她却一鼓作气，三天三夜，就写出了十八首。

现在，每次讲起那些孩子写的诗歌，余志君依然还激动不已，眉飞色舞。

有一首金子美玲著名的童谣《雪》，到了余志君和孩子们这里，也成为最温暖的东西。

“上层的雪，很冷吧，冰冷的月亮照着它；下层的雪，很重吧，成千上百的人踏压着它；中间的雪，很孤单吧，看不见天也看不见地。”这是金子美玲的视角。

变化出来，孩子们则写道：

池塘中，

有青蛙在跳，

泛起一片水纹。

池塘上，

有一道瀑布，

把山石磨得很光滑。

池塘边，

有一株三角梅，

她立在那儿，

望着自己的倒影。

（李佳慧）

这是孩子的视角。

甚至，在另一首模仿作品里，孩子还写出了这样的句子：

我想变成

大白鲨。

去海里

自由地穿梭，

不被人管，

去看看

神秘的海底世界。

然后

去吃几条海豚，

还要警惕虎鲸，

体会一场动物世界

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

（罗晨）

无疑，这样的作品带点“黑色”吗？但在余志君看来，这并不妨碍。“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和谐化解的方式。”她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撷取几首“温暖”的作品同时分享。比如：

如果我变成了棕熊，

我会离开妈妈，

披上厚厚的皮毛，

跟小伙伴们一起打雪仗。

如果我变成了棕熊，

我会在妈妈不注意时，

偷偷地从家里跑出去，

从河里抓几条鱼，

给妈妈一个惊喜。

如果我变成了棕熊，

我依然会走进学校，

与同学们一起学习。

（赵景昀）

“你会发现，这就是人的丰富性。人有疯狂的时刻，但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温暖的东西把他拉回来。”余志君对记者说。

而教育，首先就是给儿童一个和谐的生活，然后才是想象，最后做更大的事。

这一思想内核，在如今她创办的潮联学校，也就表达为：生活家，创想家，航海家。在这里，航海的意思，不再只是“冒险”，而是造福更大的社会。

潮联学校内的雕塑《童年的歌谣》（青铜，郎敦物）

创造一个“理想城”

2018年夏，余志君在香洲区实验学校轮岗快结束，又接到新任命：创办珠海潮联学校。

她再次犹豫了。这一次，倒不是很多年前对教育的“厌离感”，而是舍不得。

她舍不得她倾注了几乎全部身心来创造的这座“创想城”，在这里，她几乎每天都有新点子、新灵感，和师生一起编织充满想象力的教育生活。

可以说，是教育的力量改变了她。

而追溯更早，“创想城”的理念，可能还在她担任海口九小副校长时就诞生了。那时，她的朋友陈鹏创建了一个名为“创想城”（IDEA CITY）的网络社区，主旨是研究儿童创造教育。她被邀请担任超级版主，索性把班上的孩子也都带了进去；而另一方面，她在语文教学上的主张也日渐成熟，提出了“本色语文”，强调语文的“纯真、诗意、创造”，一反流行的工具性倾向。

于是，到了香洲区实验学校，她这些零碎的想法逐渐汇聚起来，变成了课程思想。

简单地说，所谓“创想城”，就是每位老师发挥专长和想象力，自下而上开发课程，由学生自由选择、自由创造。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学科课程或项目式课程，而更接近“课程社区”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