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中国的汉代墓葬艺术研究 汉代考古和汉代艺术，是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第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高峰时期的遗存。这个时期保存下来的古代墓葬，也是后来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代遗存。在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的学科——中国传统金石学当中，对于汉代石刻铭文、碑版文书、地券砖瓦等类别文物的研究，也从来就是构成“金石学”主要研究对象中的“石”之主要部分，具有相当悠久的学术史源流和十分厚重的研究根基。 但是，西方现代考古学传入到中国之初，出于各种历史的原因，考古学关注的重心，主要被引向史前考古和所谓“原史考古”，前者完全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依靠考古材料来构建人类历史；后者主要指虽然出现了文献，但文献不足以证，仍需以地下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作为证据的历史阶段，如中国的夏商周三代考古。对于汉代及其以后的考古学研究，很少引起海内外学人的兴趣。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人们一般认为进入到秦汉时代之后，由于已经出现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记载，考古学所提供的实物资料的价值已经远远不能和没有文字和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相比，至多不过能起到弥补某些文献记载之不足的作用。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也还有相当的影响。  L'ART FUNÉRAIRE A L'ÉPOQUE DES HAN （汉代墓葬艺术） 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发展史，我们不能不提到法国著名学者谢阁兰（曾被译为色伽兰）等人撰著的《汉代墓葬艺术》一书，这是有关早期中国汉代墓葬艺术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汉代考古所做的为数不多的田野考古调查的成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反映了谢阁兰率领的调查队于1914年对中原和四川等地的汉代考古遗存所进行调查的情况，内容涉及帝陵和各个不同等级的汉墓，对陵园、墓丘、神道石刻、石阙、祠堂、碑刻、画像以及随葬器物都有详略不同的描述，大量的黑白照片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20世纪初叶各地汉代地面文物保存的现状。此外，通过本书，我们还能读到早年海外学者对中国汉代墓葬所反映的汉代丧葬习俗、汉代艺术风格和特色的基本认识，他们以西方艺术史作为背景和参照，比较了中西方在审美观念、创作手法、功能象征等各个方面的意趣同异，其视觉和眼光也很独特。作为西方学者，当他们介入到中国汉代考古这一领域时，还能够充分地阅读和参考金石学、地方史和其他一些文献材料，注意从中去寻找考古线索，并且将地面和地下发现的文物和文献记载加以比较对照，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对中国古史文献的利用程度上还十分有限，但这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却也是难能可贵的。  沈氏阙左阙（前侧）：“雌性朱雀” 我还特别感兴趣的是，谢阁兰等人在书中十分详细地记载和描述了四川地区汉代考古的几类重要遗存：汉阙、墓前石兽、崖墓、画像砖等。对于这些考古遗存的研究工作，目前仍然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谢阁兰等人所从事的早期调查工作，为后世积累了初步的资料，也提供了许多研究线索，可谓功不可没。这里，我想举出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四川汉墓前的汉阙和石兽，谢阁兰注意到了这两类文物彼此之间的共存关系，还进一步观察到这些墓前的石兽或以站姿，或以坐姿呈现，认为四川地区“有三种汉代兽形石雕形式”。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考古调查发现的四川地区汉代石兽并未发现有呈站姿者，正是根据谢阁兰提供的线索，近年来四川省和渠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们才在谢阁兰考古队曾经调查过的渠县境内重新发现了可能与石阙共存的一批石人和石兽，其中的一尊石兽和谢阁兰当年用素描手法速写的“蹲坐姿态石兽”可以完全吻合，从残存形态上观察应当是一尊汉晋时期的“ 神兽”（带翼的狮形兽）。这种类型的汉代石兽过去见诸著录者甚鲜， 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汉代石兽的种类，更为重要的是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汉代墓前的“神道石刻”究竟是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现在从考古调查的实物看来，至少我们已知在被称为“神道”的墓前大道两侧，已有成双的石阙，还有成双的石兽，石兽的种类有的呈行走状，有的呈站立状，有的呈坐姿，可能代表着不同的种类，一些墓前可能出现了石人，一些墓前树立有石碑，它们彼此之间的共存关系、组合配置关系都值得加以深入研究。如果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后来南朝、唐宋帝陵前的神道石刻的源流演变关系也就可以进一步追根溯源了。  霍去病墓前石雕：马踏匈奴  沈府君阙铭文拓片（左） 第二个例子，是四川汉代的崖墓。谢阁兰等人详细地记载了四川乐山、江口、绵阳等地发现的几处汉代崖墓的选址、开凿技术、装饰图案等方面的情形，并且还根据洪适《隶释》等文献的记载正确地推测出它们开凿的年代不晚于三国，多在东汉。目前关于四川汉代崖墓的起源问题，我认为还有讨论的空间。很显然，单纯地用东汉土地不足、必须因地制宜地利用山崖上的崖体来解释这种丧葬空间、墓葬形制的转换，理由是不充足的。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崖墓这种可以共用享堂祭祀、利于多人合葬的家族墓葬形制，应是受到中原地区东汉“前堂横列式”汉墓的影响而产生。但是，如果从更为宽广的视野上考察，可能四川地区的崖墓还有一些值得关注和讨论的背景。如乐山麻浩、柿子湾崖墓两处墓门上，发现过早期的佛教造像，这应是西来的文化因素；四川崖墓内部构造中的八角形中心立柱、斗四套叠型的藻井形制，也让人联想到佛教石窟寺内的某些建筑元素。谢阁兰是西方学者中最早考察四川汉代崖墓的学者，他们留下来的这份宝贵历史记录，还会继续为这一问题的探索提供重要资料。  江口镇崖墓的入口 和西方同时期进入到中国“考古”、“探险”的队伍一样，谢阁兰和他的考古队也同样经历过一场心灵的考验。如他在书中所言：“眼睁睁地看着如此珍贵的古代艺术就这样被遗弃暴露于旷野荒原，外国考古学家可能会产生将其攫取、带回西方博物馆中好好地保存的冲动念头。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我们放弃了做出这种举动的想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最具有价值的雕塑作品所依附的古迹都是不可能被完整地运走的，若要运走雕塑就需要通过切割而破坏文物本身。即便是将那些在目前的状况下正面临遗失命运的，或者注定会被散落无踪的作品碎片移走是合情合理的，也不能认为借口将文物留在原地会遭受风雨侵蚀的损坏，从而将其切割运走是正确的举动。”从这一点而言，谢阁兰显然要比在我国西域大行盗窃之道的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勒科克、日本“大谷探险队”、俄国人科兹洛夫之流要值得尊敬。尽管如他所言，这些散落在地表的文物多年来在原地的确遭受到风雨侵蚀、人为破坏和盗取的多重灾难，但它们毕竟最终留在了中国，并且在今天已经得到很好的保护，没有成为西方博物馆中众多中国文物的一部分而让中国人扼腕叹息。  嘉定外崖墓群洞穴“程公墓” 当然，毋庸讳言，在谢阁兰的这部著作中，除了尽可能忠实地记录和描述所见文物的外部形态之外，所进行的综合研究工作并不多，而且其中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已经不尽合理。但是，对于了解和认识早期中国的汉代墓葬艺术研究，以及构建学术研究的历史，我认为它仍然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这也是在今天重新翻译出版这部旧作的意义所在。  赵家坪之阙“猎兽图” 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秦臻、李海艳两位学者，他们花了很大的心血来翻译、编辑、校对谢阁兰的这部著作，让我们能够重温20世纪初叶在西风东渐的学术背景之下，西方学者对我国汉代墓葬艺术的关注和著录，从而“温故而知新”，在历史中去寻找新的体验。秦臻教授过去曾是我指导的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内容就是论述中国汉代的墓葬石兽。据我所知，秦臻曾经循着谢阁兰当年的调查之路，重新对四川渠县等地的汉阙、石兽作过更加系统、全面的科学考古调查工作，从中获得了不少新的研究资料。他后来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也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汉代文物的调查和资料收集上面，有不少新知新见。我不知道这次他和李海艳合作翻译谢阁兰的这部著作，是否也和他的这份情有独钟的“汉代情结”息息相关。借此机会，也祝愿他们二位在自己所设定的学术道路上不断开拓进取，不断进步！    《汉代墓葬艺术》简介 著：［法］谢阁兰、奥古斯都·吉尔贝·德·瓦赞、让·拉尔蒂格 译：秦臻、李海艳 法国汉学家谢阁兰著《汉代墓葬艺术》，于1935年在巴黎保尔·古纳特东方书局出版，是作者于1914年对陕西和四川等地区秦汉时期墓葬遗迹和陵墓建筑、雕塑进行详细考察后的记录和分析、研究的成果，也是谢阁兰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整理成果之一，与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的大量图片资料一并为国际学术界研究汉代考古、墓葬艺术和中国古代艺术史领域非常重要的材料。 首版中译本《汉代墓葬艺术》在忠实法语原作的基础上，补充了谢阁兰1914年考察活动中拍摄留存的珍贵照片八十余幅，展现了景色生灵，碑铭石刻中已消亡于现世，但能永恒于时间的千年不朽的古中国画卷，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学术意义和诗性美感。 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 法国诗人、汉学家和考古学家。担任法国海军军医期间，谢阁兰随军旅居大洋洲和中国，先后组织了两次贯穿华中、华西的考古调查活动。著有《古今碑录》、《勒内·莱斯》、《天子》、《历代图画》、《华中探胜》及《中国西部考古记》、《中华考古图录》等。 奥古斯都·吉尔贝·德·瓦赞：Augusto Gilbert de Voisins（1877—1939） 法国探险家、文学家。作为谢阁兰的挚友，资助并全程参与了谢阁兰在中国组织的两次考察活动。 让·拉尔蒂格：Jean Lartigue（1886—1940） 法国海军上将，汉学家。参加谢阁兰1914年考察活动，于1920年起，为吉美博物馆负责整理、编写出版谢阁兰考察报告。1931年起任法国海军航空局局长等职，于1940年在德军轰炸中丧生。 1910年——谢阁兰在他北京的办公室 谢阁兰在1912年3月29日写给他的朋友亨利·芒斯龙的信中把他的办公室形容成“一间瓷器房”：“我被周围的明朝瓷器包围着，它们像我们的照明设备一样明亮；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硬木家具……，一个明景泰蓝碗；一个秦始皇兵马俑雕像；一个唐代骆驼；一台超过3000年历史的周朝黑绿色相间的大钟。”这间办公室就是他的小天地，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工作室，他在那里撰写了《古今碑录》的草稿（1912）。 1914年2月——灵宝，从左往右分别是：谢阁兰、奥古斯特·吉尔伯特·德·瓦赞和让·拉尔蒂格 节选自1914年2月9日写给伊冯的信：“昨天，我躺在一个被半扇门掩住的黄土洞穴中。这个洞穴风景如画，以至于值得拍一张巨幅的镁处理照片，而照片里，你们将看到的是蹲着或坐在营地桌子上的我们。” 一般来说，晚上的时间会用来专门研究当地的编年史、撰写路线图和通信。还必须对白天拍摄的照片进行冲洗，以确保照片的质量：因为如果发现结果不尽人意，可以在第二天离开这个地方之前重新拍摄。 1914年4月2日——四川昭化。谢阁兰和瓦赞在汉朝的鲍三娘古墓前 山体滑坡正好揭开了古墓入口，他们才得以进入墓穴：当地知县允许他们在此拍照，还派出四名士兵保护他们。 1914年4月——四川绵州，正在拍照的谢阁兰 秦臻：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考古学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博士后，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从事汉唐美术考古、汉代墓葬艺术研究。 李海艳： 文化学者，法国语言文学博士，现旅居法国。 目 录 早期中国的汉代墓葬艺术研究（代序） 引言 一、汉代墓葬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中的地位 二、研究方法 三、文物古迹描述 四、先前研究及新获成果 第一部分：渭河谷地秦汉时期的墓葬遗址 第一章：皇家陵园 第二章：霍去病墓前石刻(公元前117年) 第二部分：四川东汉时期的墓葬建筑 第三章：墓阙：渠县的墓阙群（一） 第四章：墓阙（续）：渠县的墓阙群（二） 第五章：墓阙（再续）：绵州的墓阙群 第六章：墓阙（尾篇）：雅州的墓阙群 第七章：雕像 第八章：碑石 第九章：崖墓 第十章：砖室墓及随葬器物 第三部分：中国汉代墓葬研究 第十一章：墓园 第十二章：墓家 第十三章：墓葬的地下建筑 第十四章：画像及铭文 第十五章：丧葬观念 第十六章：汉代的造型艺术 附录A：冯氏家族的碑刻 附录B：沈府君神道碑亭记 附录C：高颐碑及樊敏碑 附录D：考察团1914年的考察路线及考古研究概要 文献目录 图版目录 译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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