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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0月，魏子云先生在东瀛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杂志第二号上发表了《金瓶梅的传抄付刻与作者——寄呈陈毓罴先生》一文。读了他的大作，感谢他对拙作《金瓶梅抄本的流传、付刻与作者问题新探》(《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的支持及一些批评。又蒙他惠赠新著《金瓶梅的幽隐探照》一书，读后获益良多。魏先生研究《金瓶梅》达二十年，用力最勤，探讨的方面最广，成果也最多。他为金学开辟草莱，卓然成一家之言，这都是令人钦佩的。魏先生和我殊途同归，都认为“欣欣子”及“东吴弄珠客”是冯梦龙所署名，冯氏与《金瓶梅》之刊刻有密切关系，两人不谋而合，所见大抵相同，深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乐。
绣像本与词话本（书影）
他认为抄本应该分为初期和后期，初期抄本乃是一部“讽喻今上”的政治小说，后期抄本乃袁中郎及其友人改写；抄本长期未见刊刻以及袁中郎等人要改写，都是出于所谓政治原因。《金瓶梅》抄本并无前后两期之分，其面貌接近于今存之“词话本”，袁中郎及其友人并未参加改写，抄本之长期未刊也没有政治原因。爰将鄙见，草成此文，以求教于魏先生，俾收相互切磋之效。“考据讲求举证。有些作为证据的文字，一经发现，就可以直接获得结论，无须推敲。但多数作为证据的文字必须经过解释并据以推论，才能得出结论。如果解释稍有偏差，或者推论稍有疏忽甚至稍涉主观，都会影响结论的正确性。”(《金瓶梅原貌探索》序)魏先生反复强调其中“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就已经表明最早问世的《金瓶梅》抄本乃是一部政治讽喻的小说，讽喻之对象就是当今之皇帝。首先，魏先生对“云霞满纸”这四个字的解释大有问题。如果说“云霞满纸”是比喻《金瓶梅》有高超的文辞如云霞之布于天，这当然是对的，而且也只能如此解释。可是魏先生说它“盖指的是文辞上的隐喻”，意思是说《金瓶梅》初期抄本里充满了政治隐喻，他还在“文辞”之前加上“微妙的”一词，这就和“云霞满纸”之原意不符合了。“云霞满纸”本是形容文辞之华美丰赡，与“锦绣文章”同义。魏先生误会为“云翳满纸”甚至是“云雾满纸”，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
《袁中郎全集》
袁中郎信中提及《金瓶梅》，为什么会用枚乘的《七发》来作比较呢？据他的第二篇《乞改稿》，他患的是疟疾，此时适得少愈。正巧又在看《金瓶梅》抄本，于是想起枚乘的《七发》来。《七发》假托吴客说七事使楚太子霍然而愈，袁中郎故以此为喻耳。中郎是楚人，此处以楚太子自比，显然有自我调侃之意。“故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燕，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与《金瓶梅》若合符契，而且相映成趣。其铺采摛文及汪洋恣肆，也和《金瓶梅》的风格有类似之处。当然《七发》中也包括“要言妙道”，《金瓶梅》中也有。现存“词话本”接近于抄本之面貌。其卷首所载诸词以及各回中之证诗(如第五回之“参透风流二字禅”、第二十三回之“休将金玉作根基，但恐莫逃兴废”、第二十六回之“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之类)，虽在今日看来无甚高论，但对当时的读者无疑是一种说教。我们只要看看他弟弟小修写的《李温陵传》，曾坦率自承他们不能免于世俗的恶习。他认为，和刘邦、项羽故事不同，“西门庆的故事，只有‘财色’并无“情色’；情，更是无有。那么，我们从‘情色’二字看，可以疑及《金瓶梅词话》之前，极可能还有一部涉及政治描写情色的《金瓶梅》，那部《金瓶梅》就是一个可以戴上刘项头上那顶王冠的故事。”(《金瓶梅的问世和演变》)如果仔细考察，便可发现魏先生纯粹是以现代人的眼光看问题，而古人对“情”“色”二字，往往是界限不分明，容易相混同。
《魏子云<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台湾）魏子云 著 就以《红楼梦》为例吧，即使到了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比《金瓶梅》抄本的问世要晚一百三十年)，他在书中还借警幻仙姑之口称宝玉之体贴为“意淫”，对秦可卿的判词是：“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好事终》一曲也说是“宿孽总因情”。依此观之，古人将“情色”二字套在西门庆身上，并非不适合。《金瓶梅词话》作者讲了刘项的故事后，下文便道：“今古皆然，贵贱一般。”这就很自然地过渡到了西门庆的故事。刘项乃帝王之尊(刘邦其实也还是平民出身)，西门庆是清河一霸，时代虽有今昔之别，地位纵有贵贱之分，然而不能逃于情色则一。袁中郎写《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列入“逸典”。“逸典”中还包括有柳永、辛弃疾的词，董解元的诸宫调，王实甫、马致远、高则诚的戏曲。这表明了他对《金瓶梅》一书之称誉，是他的一贯立场。魏先生却认为“把《金瓶梅》写入《觞政》，定有原因。这原因，如果推究起来，又是政治的关系了”(《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不仅如此，他还断言袁中郎写《觞政》时，就透露了改写《金瓶梅》的意思，而且参与改写者圈子越来越扩大，包括了袁中郎好些朋友，甚至还有沈德符。如此一来，这个问题反而人为地弄得复杂化和神秘化了。究其本意，袁中郎写作《觞政》，本是供他的社友参考。
《觞政》书影
“余饮不能一蕉叶，每闻垆声，辄踊跃。遇酒客与留连，饮不竟夜不休。非久相狎者，不知余之无酒肠也。社中近饶饮徒，而觞容不习，大觉卤莽。夫提衡糟丘，而酒宪不修，是亦令长之责也。今采古科之简政者，附以新条，名曰《觞政》。凡为饮客者，各收一帙，亦醉乡之甲令也。楚人袁宏道题。”其中所说“社中近饶饮徒”，即指和他结成文社的一班朋友。时间是自万历三十四年秋天，地点是在北京，社友包括了刘元定(勘之)、陶孝若(若曾)、方子公(文撰)、丘长孺(坦)、胡仲修、刘元质、袁平子(简田，中郎族弟)、龙君超(襄)、袁小修等人，亦即《酒评》一节中所评及的对象，可能还有其他人，人数不会超过二十，他们常在一起宴集赋诗，约有一年光景散去。《游崇国寺，得明字》、《浴佛日刘元定邀诸公偕游高梁桥，得为字》、《早起入朝书册，午间冲暑走城外别汤嘉宾，晚赴刘元定饮，时诸公已半酣，赋得原字》、《集元定行记斋，再赋得原字》、《客有赠余宫烛者，即席同刘元定、方子公、丘长孺、陶孝若赋之》、《刘元定斋中别诸社友，时余有内人之戚》。这些人当时聚集北京，且以中郎为中心，他们当能看得到《金瓶梅》的抄本，至少中郎手中的抄本能公诸同好，在他们中间传阅。因此中郎在《觞政》里将《金瓶梅》列入“逸典”，要他们熟悉此典，就不足为奇了。事情本来如此单纯而自然，哪有什么政治原因？中郎与他的一些友人有何必要暗中策划改写此书？经魏先生一番考证，袁中郎和他友人俨然结成了一个“阴谋集团”，秘密商议并直接动手改写《金瓶梅》，还把事情的一切真相隐藏起来，对外一致统一口径，欺骗世人，而袁中郎却是这一“阴谋集团”之首领。袁中郎执一代文坛之牛耳，自有他的名山胜业。他虽然称赞过《金瓶梅》，但未必肯花如许心血及偌大气力去为他人作嫁衣裳。他这些朋友，无论才情和能力，都不能担此重任。他们在一起饮酒赋诗则有之，很难说是在搞什么地下活动。《金瓶梅》成书二十三年才见刊刻，其原因当不外乎三点。一是抄本流传甚少，二是卷帙太多，一百回之洋洋大文，刊刻起来殊非易事。这两点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中已说了：“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埒。”他们认为“此书诲淫”，作为枕中之秘私下阅读未尝不可，一经刊刻，传播四方，则有损于人格和阴德。他们不敢作名教之罪人，而且害怕进犁舌地狱，祸延子孙。这从当时诸家对此书的评论可以看得清楚。董其昌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和二十三年(1595)之间向袁小修推荐这部书，就已说了“决当焚之”。薛冈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北京从其友人文在兹手中借到《金瓶梅》的不全抄本，也说：“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种秽书，当急投秦火。”(《天爵堂笔余》)袁小修、沈德符都持有类似的看法。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谁也不愿意为始作俑者。其实，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在成书以后拖了二三十年出版，明清两代并非罕见，《金瓶梅》不是特例。在《金瓶梅》之前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也是一百回，写的唐僧师徒四众西天取经故事何等受人欢迎，真可说是家喻户晓了。它的成书是在吴承恩晚年作荆府纪善时，即隆庆四年(1570)左右(详见拙文《吴承恩<西游记>成于晚年说新证》，1984年3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可是一直到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才刊成《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有人说“新刻”乃是针对“旧刻”，其实“新刻”就是“初刻”，以“新”字为号召，正如十卷本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一样)。其闻相距二十二年，与《金瓶梅》情况几乎一致。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原因。
《红楼、西游及浮生六记论集》
陈毓罴 著
再以时代较后的《红楼梦》来说，自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有了“庚辰秋月定本”的抄本，一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才有了程伟元、高鹗的活字本，即“程甲本”。这其间相距有三十一年之久。如果说“抄家”的情节涉及了政治原因，那么程伟元、高鹗所整理和订正的后四十回不是依然有着抄家的描写吗？如果说此书讽喻了“当今圣上”，那么活字本问世之时乾隆皇帝不是依然在位吗？用政治原因也是解释不通的。古时候出版书籍不像现代恁般容易，有时拖了很长时间才见刊行，实不足为奇。因受篇幅所限，暂且谈到这里，其他问题容待日后细论。本文对作为证据的文字的解释如有偏差，推论如有疏忽及主观武断，也敬请魏先生和“金学”同道指教。
本文作者 陈毓罴 教授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第一辑，1990，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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