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文章（2017年3月刊《说“长物”：闲情何处寄?》）提及，长物是赘余无用之物——它和人的现实生活欲望了不相干，不能满足人吃饭、穿衣等直接生存欲望和名利、财势等社会欲求。但是，它们却能从形、色、香、味、声等感官形式层面满足人的趣味需求，使人获得对于世界完整的、富有情趣的体验。 张岱曾经做过一个极为恰当、形象的比喻，他说： 世间有绝无益于世界，绝无益于人身，而卒为世界人身所断不可少者，在天为月，在人为眉，在飞植则为草本花，为燕鹂蜂蝶之属。若月之无关于天之生杀之数，眉之无关于人之视听之官，草花燕蝶之无关于人之衣食之类，其无益于世界人身也明甚。而试思有花朝而无月夕，有美目而无灿眉，有蚕桑而无花鸟，犹之乎不成其为世界，不成其为面庞也。 月亮无关乎四时更迭、万物生养；没有了眉毛，人也一样能看清世界万物；花鸟就更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了。然而没了月，也就没有了花前月下的浪漫体验；没了眉，也就没有了眉清目秀的俊俏面庞；没了花鸟，自然也就没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清词丽句…… 比张岱更早一些，沈春泽在给文震亨《长物志》写的序文中，说得更为清楚： 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以此观韵焉，才与情焉，何也？挹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踰拱璧，享轻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 文中说的“林壑”“酒茗”“图史”和“杯铛”，分别是指园林、茶酒、图书、字画和古董器物等，它们对人的生存来说，自然是没有切身价值的，但是为何许多人会对此情有独钟，不惜一掷千金？ 这就要特别注意沈春泽在这些长物之前所用的那些“动词”了——“标榜”“品题”“收藏”“位置”。“标榜”和“品题”是指揭示园林、茶酒的美妙，并加以品评；“位置”就是设计和摆放。 这些词所揭示和强调的是人与长物的互动。也就是说，长物本身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但如果人的才学、情致和品位参与进去，长物所蕴含的“古今清华美妙之气”才会一览无余，人的才学、情致和品位也会随之彰显。 人与物的互动，也就是才学、情致和品位的参与，才是“闲事”与“长物”的灵魂所在。这就是“闲赏”，因“闲”而“赏”，因“尚”而“适”，从而消遣了闲情，体会到生活和人生的乐趣。  北宋 赵佶 《文会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古代的养生家们尤其注重闲赏，把闲赏看成是超脱世俗苦闷的绝佳途径，比如宋代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说： 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而风雨忧愁，辄居三分之二，其间得闲者才一分耳。况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之一二。于百一之中，又多以声色为受用，殊不知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老先生，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研（引者注：砚），良以是也。窗明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研（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 这里说的“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中的声与色，特指女色、声伎等唤起人的肉欲的感官刺激。既然这些都不能算作赏心悦目之物，那究竟什么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呢？这就是那些远离了肉体欲望和世俗名利的真正的“长物”——书画、琴棋、古董和奇石等。 这些东西固然是物以稀为贵，但真正懂得欣赏、体验它们的人，购置和收藏它们，并不是为了囤积居奇以获重利，而是在闲暇的时候，在窗明几净的静室雅居内，把它们摆放出来，与三两知心好友一同欣赏和品评。 观书画，在欣赏古人书法、画艺之美的同时，感受蕴含其中的淋漓元气；赏古董，穿透钟、鼎、尊、爵表面斑驳的铜绿，想象往古时代的历史兴亡；玩奇石名砚，体味天工开物、鬼斧神工的奇崛或人力雕琢却浑然天成、巧夺天工的妙处；抚古琴，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沉醉在悠扬、素朴、淡雅的琴声中，忘却一切世俗的烦恼……  《宋人十八学士图》之画  《宋人十八学士图》之棋  《宋人十八学士图》之琴  《宋人十八学士图》之书 如此，琴、棋、书、石，就在庸常、世俗、繁琐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开疆拓土，开辟出一方纯粹的情感、精神享受的审美空间。难道世间还有比这更有价值的享受吗？ 这里说的琴、棋、书、石等，只是概括性的说法而已。其实，古人闲赏的对象远不局限于这四种，而是涵盖古今、包罗万象。 《洞天清录》里所举出的能令人享受“清福”的大多是古董，如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真迹、古今石刻、古画等多种，绝大部分都是古物。 这大概是时代风气和个人趣味使然——宋代文人士大夫对于古董器物的欣赏与收藏热情是空前绝后的。根据王国维的说法，宋代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社会环境宽松，士大夫悠游自在，涵泳在文化的海洋中，培养了极高的审美素养和鉴赏、识别能力，因此宋人对于古器物的兴味，是汉唐和元明时代的人所决不能相提并论的。而在更多时候，人们的趣味除集中在古董上面，还对具有较高审美价值自然物，如奇石、花鸟，以及同时代比较流行的器物感兴趣。 比如影响巨大的生活美学著作《遵生八笺》的作者高濂，就说自己在有闲的时候，除了赏玩古董外，还常常焚香鼓琴、栽花种竹。另一位著名文人冯梦祯则更详细地罗列出“十三事”： 随意散帙，焚香，瀹茗品泉，鸣琴，挥麈习静，临摹法书，观图画，弄笔墨，看池中鱼戏，或听鸟声，观卉木，识奇字，玩文石。  南宋 刘松年 《十八学士图》（局部），冯梦祯所言在此画中皆可见。 在这“十三事”里，冯梦祯并未刻意区分哪些为古，哪些为今，哪些属人工，哪些是自然，而是一视同仁，只要涵泳“古今清华美妙之气”，就一概拿来，为我所玩、为我所赏。 欣赏的过程，就像前面沈春泽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与外物、对象截然对立，而是突出和强化了人自身的参与——对待书，要“散帙”，也就是随心所欲地阅读；香须亲手焚；茶要亲手泡；泉水要细细品味；拂尘要挥动；书画要观摩临写；奇石要把玩摩挲…… 此种气度、胸襟和眼力、情趣，是把天地自然万物都看成审美欣赏的对象，也是把自己投入到天地自然万物的怀抱中，在人与物、内与外的浑然交融中体验真正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说到“天人合一”，可能有些玄虚，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元和十一年（816年）秋天，白居易游览庐山胜景，流连忘返，便在那里建造了一座草堂。草堂的规模很小，用料未经精雕细琢，其中的布置和陈设也异常简单： 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两三卷。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自辰至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木榻是可供坐卧的小矮床，素屏是未经图绘雕琢的屏风，漆琴也并非名贵的古董，而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用桐木漆制而成的琴，至于儒、道、佛书，想必也是常见的。然而，就是这样简陋的居室、常见的陈设和并不古旧名贵的琴与书，却给白居易带来了审美的沉醉。 这大概是因为这些人造长物，被放置到了合适的自然空间中，从而营造出了一种人工与自然极为和谐的生活空间。 我们看白居易在草堂中仰可观远山翠微，俯可听涧底鸣泉，外有茂密的竹木花卉、造型奇绝的怪石，内有屏与榻、琴与书；屏可障避风日，榻则可坐可卧，琴可兴起而抚，书可意动而览…… 这是一种综合了自然风物和人文气息，并且强化到极致的闲适、舒畅的生活和审美空间，自然的律动和人文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人应接不暇，人也自然就融合、沉醉在这空间里。 “物诱气随”说的是自然（也就是“天”）对人的吸引，以及人对自然的顺随——可以说，这是人的生活空间的自然化，也是自然空间的人化，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白居易还说，等到他日弟、妹都婚嫁完毕后，他就“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举家迁来庐山草堂，终老于此——这当然是理想的说法，不在话下。我们更应该关注他对“琴书”的推重：如此可有可无之物，竟然能与妻子儿女相提并论！琴、棋、书、石等赏玩之物对文人生活的重要性也就无须更多说明了。 不过，我们前面说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天人合一”的生活境界虽然美妙，但在天与人、道心与人心之间，毕竟横亘着深不见底的鸿沟，人心稍有不慎，闲情与闲赏稍涉现实欲望，人与天、人心与道心就会背道而驰，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对此，那些钟情于琴、棋、书、石的人感受尤其真切。比如，明代倾动士林、名满天下的陈眉公（名继儒）就说过： 予寡嗜，顾性独嗜法书名画，及三代秦汉彝器瑗璧之属，以为极乐国在是。然得之于目而贮之心，每或废寝食不去思，则又翻成清净苦海矣！ 本来，收藏和鉴赏古董书画是为了消磨时光，寻求清净和快乐，在世俗生活世界建立一个“极乐国”，但是“嗜古者见古人书画，如见家谱，岂更容落他人手”？这可真就成了情欲物累，对他人而言，不胜其烦；对自己而言，更常陷入求之不得、寝食难安的苦恼，可谓得了清净，却堕入苦海——“清净苦海”一语说得真是贴切。 总编丨邓雪松 主编丨林育程 执行主编丨程香 本期作者丨刘悦笛、赵强 资料来源丨《中国古典家具》2017年4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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