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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丨陈惠芳:新诗歌时代,诗人的喜与忧

 杉乡文书阁 2021-01-03
创作谈丨陈惠芳:新诗歌时代,诗人的喜与忧

诗人与诗歌。纸与笔。电脑与手机。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组合都是客观的存在,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只是远与近的事。

诗人与诗歌,数千年。纸与笔,数百年。电脑与手机,数十年。

不知不觉,我们进入了新诗歌时代。互联网+生活,互联网+诗人,互联网+诗歌。互联网本身就是生活。当下,绝大多数人离不开互联网,离不开手机。从传统纸媒空间穿行而来的诗人,尤其如此。

新诗歌时代,带给诗人与诗歌的巨大影响,显而易见。新的排列组合,新的分化瓦解,新的审美取向,新的评价体系,都出现了。置身其中,诗人在快速、便捷的创作与交流中,负荷不是轻了,而是重了;责任不是小了,而是大了。因为,新诗歌时代的诗人,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更广阔、更眼花缭乱的时空。诗人的喜与忧,也由此加深了。

一种现状:互联网介入,自媒体兴起,诗歌节会不断,热闹非凡

曾经有一句戏语:写诗的,比读诗的多。

当下,写诗的,比读诗的一样多。

在物欲横流的年代,我以为,写诗的,读诗的,关键不在于谁多谁少,最重要的是“人间还有诗”。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了诗,没有了诗意,没有了诗与远方,无异于僵尸。所以,对诗歌、诗人、诗歌读者的种种嘲讽,是不厚道的,更是没有远见的。

《诗经》以降,中国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泱泱大国,诗歌荡漾。在所有人群中,诗人的美誉度、留存度一直很高。屈原、李白、杜甫,诗星闪烁。一代又一代,香火延绵不断。竹简、陶罐、纸面,诗歌的足迹无处不在。

时光流转。互联网的介入,自媒体的兴起,新诗歌时代的到来,“纸媒诗人”获得了新的扩张空间。“互联网+”,诗人不能被减掉,更不会被减掉。诗歌的空间在加宽,诗人的才情在加深。敬畏我们的时代,敬畏我们的文字,敬畏我们的诗歌,我们会有更多的收获。

新时代,新气象。围绕诗歌与诗人,节会不断,作品分享会、诗歌朗诵会、诗人采风、诗歌征文,风起云涌;官方与个人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圈、微信群、QQ群,此起彼伏。每逢周未,各类诗歌活动,应接不暇。

在此情形下,公众的消费趋势被分解。作为一种高雅的文化消费,诗歌充当了消费品。这是一种好现象。隐隐的,“诗歌的80年代”或曰“80年代的诗歌”似乎重现了。

起先,我有一种担心:电脑的鼠标,会不会像老鼠一样窃取纸库中的种子?为手机被迫“低头”的头颅,会不会遗忘纸媒曾经带给我们的荣光?事实上,与时俱进的诗歌类报刊并没有消亡。

作为一个60后,作为一个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诗歌黄金时段”的诗人,我心目中的“四大名刊”《诗刊》《星星》《绿风》《诗歌月刊》,跨越几十年的风雨,依旧焕发勃勃生机。《中国诗人》《诗探索》《草堂》风头正劲。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副刊,诗歌自有一席之地。

就湖南而言,诗脉绵延。《散文诗》《湘江文艺》《湖南文学》《芙蓉》将诗歌视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湖南日报》是湖南最权威、影响最大的报纸。70年前的创刊号就有“湘江”副刊。如今,“湘江”周刊固定在周五,4个版,都有诗歌与诗歌评论亮相。作为新媒体时代的产物,湖南日报社旗下的新湖南,影响与日俱增,“湘江”频道对诗人作品密切关注,“文库”频道汇聚包括诗人在内的文学湘军。

一个观点:诗人是新诗歌时代的受益者,更要珍惜创作空间与态势

互联网之前,诗人的创作空间与发表空间,相对狭小。这也制约了诗歌的“大众化”与“小众化”。

曾几何,稿件、信封、邮票,是诗人们的常用品。“发表难”的困境中,不少诗人弄起了油印诗刊诗报,自娱自乐。

忽如一夜网络来,千树万树梨花开。QQ、微信、微博、博客、论坛,迅疾成为诗人创作与发表的主阵地。而后,微信公众号跟进。

“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零距离”。一网在手,天涯咫尺。创作、发表“两分离”的浮离状态被消除。“创作即发表”成为新常态。诗人们因“互联网+”,从个体组合成了群体;又因“互联网+”,脱离成了个体。

新诗歌时代,自媒体的作用尤为突出。创作与发表的自我操持,这种自由度是双刃剑。

虽然,作品呈现要受网络管理方一定的约束,但毕竟是有限的。正因为作品的原始,就有了原始的野蛮;正因为作品的野蛮,就有了野蛮的低俗。自媒体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十分严重。

诗歌也是发声源,诗歌也是舆论场。

诗人能正确地审核自己吗?诗人能有效地守住底线吗?这是新诗歌时代不容回避的新问题。

一种景愿:“新乡土诗派”已坚持30余年,还能走多远,还能掘多深

我在现场,我一直在现场。

从1980年考入湘潭大学中文系写诗,至今40年。我见证了改革开放,见证了当代诗歌发展史,见证了人脑与人脑、人脑与电脑的交锋与融合。

一个诗人,就是一个存在。

学唐诗宋词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要写诗,成为一个诗人。我起步于朦胧诗,却没有写朦胧诗。我既喜欢聂鲁达、惠特曼的大气,又喜欢泰戈尔、冰心的细腻。我向往都市的繁华,又依恋乡村的闲适。在多重的背景与冲击下,我写得很杂。直至1987年春,与江堤、彭国梁组建“新乡土诗派”,才有了明确的目标,并矢志不移。32年来,新乡土诗派坚守“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的宗旨,倡导“坚实、简约”的风格,关注民族与家园,关注生存与命运,不故弄玄虚,不无病呻吟,渐渐成为中国诗歌重要的一脉走向。

一个诗派,就是一个存在。

有朋友说,我很固执,抓住几十年的“老古董”不放,只写“地域的东西”,只写“家门口的东西”。我只能这样回答:我抓对了,抓准了。“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这一宗旨,是33年前提出的。是不是“高瞻远瞩”?是不是富有生命力?新诗歌时代,这样的宗旨不会过时。

这些年来,我沉潜于野,相信“静水流深”。写了“为潇湘大地立传”的《湘资沅澧组曲》为代表的《九章先生》,写了“用诗歌为一座城市立传”的《长沙诗歌地图》,写了“为传统手工艺人和底层人物立传”的《匠人传》。楚湘大地,山川壮美,人物雄浑,历史文化底蕴极深,是采之不尽的富矿。立传者,先有根。

有了践行其宗旨的作品,有了我的坚守,新乡土诗派何愁立不起来,继续向前?我当以更广阔的眼光、更开阔的胸襟,洞察新诗歌时代的变迁与气象,视野常新,作品常新。

一种忧思:千篇一律的点赞,众口一词的吹捧,缺乏锋芒十足、有力有用的批评

诗坛热闹了,诗人和评论家有活干了。这是好事。但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

很多好事,坏就坏在千篇一律的点赞、众口一词的吹捧,缺乏锋芒十足、有力有用的批评。

某些作品分享会,演变成了“好人好事”。你说好,我说好,他说好,大家都说好。分享者自圆其说,乐陶陶;被分享者,自享其成,陶陶然。甚至,有的作品分享会弄得歌舞升平。这样的作品分享会,到底有多少实质价值与启迪?

其实,作品分享会应该是作品批评会。批评批评,就是批改评判。应该安静地坐下来,一首一首分析,一行一行鉴赏,主要是指出不足与缺陷,达到警醒的效果。当年,我们新乡土诗派“三驾马车”,聚在一起讨论作品,发表不同意见,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但过几天照样聚会,友情不减。几年下来,彼此进步不少。

某些作品分享会存在许多弊端,华而不实。自媒体与微信朋友圈,也是如此。某某作品一出,便“秒赞”。看都没看,就点头称许。某某作品一出,便“好评如潮”。

如此有用吗?只顾情面,不讲真话、实话,这样的分享会有百弊而无一利。

批评家的责任与良知,就凸显出来了。作品分享会“评功摆好不挑刺”,与其说是作者的责任,不如说是批评家的责任。

一个方向:诗人写什么,怎么写,没有标准,但诗歌要写得像诗歌

新诗歌时代,诗歌的多样性越来越突出。每个诗人,不可复制与克隆。诗人写什么,怎么写,确实没有一个标准。

回到诗歌本身,有一个问题应该、也需要达成共识。这就是,诗歌要写得像诗歌。诗歌毕竟不只是分行的文字。

需要警惕的是,一些打着“诗人”招牌的人,在干着破坏诗歌声誉的诗。在一些自媒体中,低俗下流的诗歌、纯粹口水的诗歌、不知所云的诗歌、味同嚼蜡的诗歌,还在炮制和叫卖。还有一些诗歌,口号式、标签化、图解化严重,假大空。

我一直认为,诗歌要根深蒂固,要有人间烟火,要有悲悯情怀。故弄虚玄,装腔作势,不是好诗人、好诗歌。

诗无尽头,学无止境。诗人们当自省自勉。

2019年4月10日于长沙

2020年5月18日修改

(《中国诗人》2020年第6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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