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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山之巔，星穹之下。 邂逅君子，温其如玉。     张宗子，河南光山人，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88年秋自费赴美，学习英美文学。现住纽约。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表诗歌作品，九十年代以后，写作以散文和读书随笔为主，作品见于《读书》、《散文月刊》、《书屋》、《财新周刊》和“腾讯大家”等报刊和网络媒体。出版有散文集《垂钓于时间之河》、《空杯》、《一池疏影落寒花》和《梵高的咖啡馆》，读书随笔集《书时光》、《不存在的贝克特》、《往书记》、《花屿小记》和《此岸的蝉声》，另有《张宗子诗选》和译作《殡葬人手记》等。  自元丰三年二月至元丰七年四月初，苏轼在黄州住了四年零两个月。在此期间，城西北长江边上的赤壁，是他经常去游览的地方。他不仅喜欢这里的开阔景色，周瑜破曹的三国古战场传说，又容易引发他这关于兴废成败的遐想。心肠好而又富于才情的人，多半有孩子气，许多看似矛盾的方面汇于一身，聪明时是聪明到极点，单纯时是单纯得仿佛从不曾食过人间烟火。苏轼爱玩，也会玩，兴趣广泛，赤壁岸边到处散落着漂亮的鹅卵石，有些像玉一样温润晶莹，浅红深黄，色彩美丽，有些带着指纹一样细细的纹理。他每次去，都挑捡一些带回，日积月累，竟然积攒了两百七十多枚，用一只古铜盆注满清水养着。据他向人夸耀，精彩的那枚，活脱一个老虎或豹子头，口鼻俱全，甚至还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四年里去过赤壁多少次，他恐怕自己也记不清了。他在《记赤壁》一文里说，这里“断崖壁立，江水深碧”，风平浪静的日子，“辄乘小舟至其下”，然后舍舟登岸，凭高望远。来的次数多了，他对赤壁一带极为熟悉。赤壁下有个徐公洞，虽然叫洞，其实不是洞穴，只因山石曲折深邃，给人山洞的神秘之感，因此得名，还攀上古时一个姓徐的名人。山顶有鹰巢，住着一对鹰。这是他见过的，后来几次写到。据说还有两条蛇，有人见过，他没有。  他在诗文里明确记述的赤壁之游，至少有五次。第一次是元丰三年，也就是他初到黄州那年的八月，是和儿子苏迈划着小船去的。其后两次，分别在元丰五年的七月和十月，与朋友同游。这三次都是夜游，后两次夜游的结果，便是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和两首《赤壁赋》。第四次仍在元丰五年，那年的十二月十九是他四十七岁生日，当天，朋友们特地在赤壁下为他置酒庆生。 第一次的父子同游，苏轼在回复友人参寥子的问候时有过简单的介绍：其时他住的地方离江边不远，划着小船就去了。八月初，不到十天就是中秋，“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这两段描写，后来略加修饰，都用在《赤壁赋》里。大约节候相近，所见景致亦无大异。“西望武昌”，在赋里是“东望武昌”，或是船在江中方位不同的缘故。 苏轼父子经常夜游，越是险怪之处，越是喜欢趁月色明亮的夜晚去，大概月下景色别具幽趣，也更有惊险之感。四年后写的《石钟山记》，记载那次探险也是他“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所见情景酷似《后赤壁赋》中所写：“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渲染得有声有色，令读者如身临其境，连山上栖息的猛禽被惊起的细节都一样。 第二和第三次之游，两首赤壁赋已有描写。前赋所记那一次，我们只知道同游者中有此前不久才从庐山来探望苏轼的四川绵竹武都山道士杨世昌，他在苏家住了大约一年，所以，七月和十月的两次赤壁之游，他都在场，前赋中的吹箫者就是他。文中既然写“客有吹洞箫者”，可见客不止一人。后赋之游，除了杨道士，其他人的名字苏轼也没有提。当然，我们可以猜测，苏迈是每一次都参加了的。 第四次即十二月十九日的那次，时间应该是在白天，因为同游的人全都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山顶，“踞高峰，俯鹊巢”，而不是像后赋里，只有苏轼仗着酒意，独自冒险去攀爬，而且上去后，四顾无人，觉得景色过于凄清，心中凛然，顿觉惊惧，很快就退下来了。当苏轼和朋友们把酒临风、谈笑正欢的时候，江上远远传来笛声，在座的郭遘和古道耕，是苏轼在黄州新交的朋友，都妙识音律，他们说，笛声颇有新意，决非俗人所能为。下去打听，方知是年轻的进士李委，早就仰慕苏轼，听说当天是苏轼生日，特地作了一首新曲《鹤南飞》，前来助兴。《鹤南飞》之后，李委另外演奏了几首曲子，“坐客皆引满醉倒。”趁着大家兴致正高，李委请求苏轼为他写一首诗，苏轼当即题了一首《李委吹笛》，诗曰：“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再过一年，元丰六年的八月五日，苏轼还有一次赤壁之游，也是第五次赤壁之游，具体经过见苏轼写给范子丰的信。其时李委即将离开黄州，前来与苏轼告别，他们再一次“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委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 这个栖鹘，不知为何苏轼这么津津乐道。每次谈及，怜惜之情，溢于言表。他津津乐道，后人也爱屋及乌，把它当成了心头的挂念。吴曾《能改斋漫录》里说：“东坡谪居于黄五年，赤壁有巨鹘，巢于乔木之巅。后赋所谓‘攀栖鹘之危巢’是也。韩子苍靖康间守黄州，因游赤壁，而鹘已去。”韩子苍即韩驹，著名诗人，他是苏轼的四川老乡，早年作诗学苏轼，后来受过黄庭坚的影响，因此被吕本中列入江西派，但他自己并不乐意。靖康到元丰六年，过了四十余年，鸟寿有限，巨鹘即使没有迁移，大概也已作古了。为这事，韩驹还写了一首游赤壁诗赠给何次仲：“岂有危巢尚栖鹘，亦无尘迹但飞鸥。”（《登赤壁矶》）不仅栖鹘不见，连东坡先生的遗迹也荡然无存了。 苏轼文中提到赤壁山顶的鸟，都是鹘，也就是一种鹰，唯有《李委吹笛》诗的小引里写作“俯鹊巢”，这里的鹊，大概是鹘字的误写。  《赤壁赋》横空出世，宛如天外之音，后人叹赏之余，不免议论纷纷，都想为这篇千古奇文找出点来历，发现一条直达玄秘之境的门径。大词人周密说苏轼多用《史记》语（其实苏轼最爱《汉书》，还有《后汉书》），后赋末尾的“开户视之，不见其处”，很像《神女赋》，他因此得出结论，说苏轼是以文为戏。罗大经也认为苏轼作文“步骤太史公”，具体而言，《赤壁赋》与《伯夷传》“机轴略同”，都是以虚为实，笔致灵动。南宋学者、也是苏轼的眉山老乡史绳祖说，前赋自“惟江上之清风”至“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是把李白的“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两句十六个字，演绎成七十九个字，青出于蓝，更加奇妙。话当然没错，可是这个意思，早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就已经有了。“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不就是王序的“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吗？ 归有光说《赤壁赋》脱胎自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如就文章“潇洒夷旷，无一点风尘俗态”而言，两首《赤壁赋》和陶文都有近似之处，但也仅此而已。无论文章的思路和章法，还是文中表现的情绪，都与陶文没多大关系。《归去来辞》通篇洋溢着脱出樊笼、复归自然的轻快情绪，《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则是无可奈何中的自我安慰，故作旷达，而难掩内心的伤感（前赋）和忧惧（后赋）。要说《赤壁赋》确实有所仿效，仿效的乃是谢庄的《月赋》。《前赤壁赋》与《月赋》的关系，正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与王简栖的《头陀寺碑文》。 两首赤壁赋同是记游，但侧重点不同。后赋偏重记事，前赋偏重议论。前赋背景紧扣月亮来写，实际上也可看作一篇《月赋》，措辞和命意，多有借鉴谢赋之处。譬如“白露横江，水光接天”两句，便自谢赋的“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化出。在谢赋中，陈王曹植望月有怀，背诵《诗经》中的咏月名作，其中的“殷勤陈篇”，即陈风中的《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三句，引起后文思念的话题。苏赋的“诵明月之诗”，说的也是这首诗。此外，《赤壁赋》中的歌：“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更和谢赋中的前歌如出一辙：“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隔千里兮共明月”一句，还被苏轼化用到寄赠弟弟苏辙的那首众口传诵的中秋词中，“千里共婵娟”遂成千古名句。 这里还要提到一点：所谓远方美人，过去多认为如同在屈原赋中，借指君主。作赤壁赋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远离京城而不忘君，当然是很可理解的事，苏轼自己也经常谈到。到黄州不久，他在致好友王定国的信中，就称赞王定国有如杜甫，虽处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每封信“皆有感恩念咎之语，甚得诗人之本意”，说自己虽然不肖，“亦尝庶几仿佛于此也。”但美人指美好之人，可以是君王，也可以是朋友和兄弟。谢庄赋中虚拟的情景，是曹植由于多位好友的故世，“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于是赏月遣愁，并请王粲作赋。王粲歌中遥不可即的美人，既指生死永隔的故人应玚和刘桢，也指分散在异地不能相见的兄弟如白马王曹彪等。乌台诗案，很多人受到苏轼的牵连，其中与他关系最亲近的王晋卿和王定国，处分最严重，一个被削除所有官爵，一个被流放到宾州。弟弟苏辙也被贬官到筠州。他此时的处境，和遭受猜忌的曹植颇有几分相似。赋中怀念的美人，显然以指这些亲友更贴切，也更符合赋的整体气氛。 人的情绪是复杂的，对于同一件事，今日与昨日，昨日与明日，想法都可能不同。即使是完全相反的想法，也不能说一个必真，一个必假，因为它们都是一时一刻的心境的真实体现。就像白居易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永远存在着双重选择，端看时势如何。自孔子以来，都是如此。即使杜甫，最关心时政和民生疾苦的诗人，也有很多时间，想到的只是天各一方的弟妹，只是艰难生活中一点小小的田园之乐。所以，特定的意象、比喻、典故、情境，具体所指，要放在上下文的关系中，放在文本特定的情绪氛围里，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赤壁赋》不像杜甫那些关心时事的咏怀诗，是在抒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而是表达了一种流连风月、看淡荣辱的出世情怀。 这种情怀，我们可以用其元丰三年的《答李端叔书》为证。苏轼在信中说自己，“自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又说，名高必招嫉妒，不如默默无闻：“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弹劾苏轼的三凶何正臣、李定和舒亶，其中舒亶就是一位非常有才气的文学家，诗词都不错，他的札子，明显与李何二人不同，很专业地抠苏诗的字眼，非置苏轼于死地不可。这就是一个才名不及者的狂热妒恨。苏轼愿意“不为人识”，虽是愤激之辞，却也发自内心，然而无名可以借炒作来出名，一个凭作品深获天下敬仰的人，难道可以反炒作来使自己重新“泯然众人”吗。 有一个与《赤壁赋》相似的例子，是他的《西江月.黄州中秋》。有学者认为这首词作于元丰三年的八月十五。开头两句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结尾两句是“中秋与谁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按词意，很显然地，这个“北望”中的不能同杯共盏的知心人，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指出的，系指弟弟苏辙。但也有人认为，苏轼谪居黄州，郁郁不得志，“凡赋诗缀词，必写其所怀，然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其实，我们稍稍想一想就能知道，且不管开头人生如梦的感概，就说这“把盏凄然北望”，如果所望的是君王，凄然二字用在前头，无论如何也是不妥当的。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作于元丰五年九月，也就是作于前后《赤壁赋》之间的《临江仙.夜归临皋》，词中意思也正好上承前赋——游仙的幻想引出出世的念头，下启后赋——知“身不由己，不能自主，乃拘于外物之故”，醉中悟道，醉即是梦。这首词的核心思想，“长恨此身非吾有”，和两赋一样，也是化用庄子的原句——《庄子.知北游》：“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 正因为前后两赋抒发的个人情感并不那么“积极向上”，并不那么“主旋律”，甚至关于曹操的那些议论，还有可能被人认为是借古喻今，语含讥刺——“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很像针对当政者而发的。蔡京专权时就有人因类似的言论而被追究直至杀头。而自北宋末年到南宋的大部分时间，告密相当流行。文人之间有私怨的，没有私怨却别有所图的，动不动就去举报别人诗文中有违禁之处。早先，文同就曾告诫过苏轼，“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到苏轼晚年，好友郭祥正还不断提醒他，“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我读到“夜深无数采珠人”，真是感慨万分，也难怪苏轼在《志林》多次提到“忧患之余”，提到他“平生遭口语无数”。再怎么说，就算天下识字者都是欧阳修那样的正人君子，《赤壁赋》也决不会让人读过会产生“苏轼终是爱君”（宋神宗语）的印象。苏轼对此自然心知肚明。发牢骚在熙朝盛世肯定是不讨好的事，因此是危险的事。所以在赋成后的第二年，即元丰六年，当他应友人“钦之”请求，为之书写《赤壁赋》时，便很慎重地嘱咐对方不要拿给别人看：“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以示人，見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这个钦之，现在一般认为认为就是傅尧俞，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重臣，和苏轼一样，也是新法反对者。苏轼为他抄写的《赤壁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苏轼自小喜读庄子，两赋取意庄子之处，比比皆是，但也有一些不容易看出，或看出了却未能尽得其意的地方。比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一段，句式和用意均仿《德充符》中的“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宋人早已指出这一点，今天的各种注本也都注明，但《德充符》这段文字之前还有一段话：“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这个意思，就是苏轼所说的“物与我皆无尽也。” 再如赋中的“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御风自然是用《逍遥游》中“列子御风”之典，但“不知其止”也有讲究，即庄子所说的“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后赤壁赋》中的“返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意思近似，出处在庄子《列御寇》篇：“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虚而遨游”四字，可以说，正是前后两赋的主旨。 苏诗多异文，苏文亦然。异文多的原因，一是传抄的错误，二是后人自以为是的修改，其中有改得好的，也有改得不好的，但改得好不能成为取代真本的理由，三是作者自己的修改，杜甫和苏轼都喜欢反复修改作品，所以常有不同稿本并存的情况。《赤壁赋》最有争议的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者一句。现在的绝大多数选本中，都作“共适”。但传世的苏轼手迹上，却都写作“共食”。孔凡礼先生点校的《苏轼文集》，就将“适”字改回“食”，并在注释中说，“‘食’原作‘适’，今从集甲卷十九，《文鉴》，三希堂石刻。”至于改的理由，孔凡礼征引了多家旧说，最重要的两条，一是《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记载“尝见东坡手写本，‘食”即原作‘食’”而且当年苏季真刻东坡文集时，问食字之义。答之曰：如食邑之食，犹言享也。”说明苏轼的手稿上这个字是写作“食”的，食的意思是享用。其次是清代李承渊《古文辞类纂》校勘记中记载，桐城派大师刘大櫆解释“食”，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引明人娄子柔的话说，佛经有‘风为耳之所食，色为目之所食’语，东坡盖用佛典云。 我最早留意此事，是因为读了清末书画收藏家裴景福的《河海昆仑录》。裴景福说：《赤壁赋》中的“‘食’字寻常刻本均作‘适’，明以来书家屡书之亦同，吾见东坡墨迹书《赤壁赋》者二，均作‘食’。其最初本为元丰甲子将去黄州前数日书赠潘邠老者，指顶楷书最精，藏予壮陶阁。前明入凤洲尔雅楼，后有贾秋壑印，亦作‘食’字，与三希堂本同。按耳食出《史记》，人所共知也，而《阿含经》云：眼以色为食，耳以声为食，又目以睡为食，亦本佛经，周栎园曾引之。是‘共食’二字，上顶‘耳目’句，句法最为精密。若用‘适’字，便少味。” 裴景福也说到苏轼的墨迹写作“共食”，其中一幅是苏轼在离开黄州前几天抄赠好友潘大临的。这一幅，不知今天尚在人间否。另外，裴景福是桐城派文人，桐城派作文章讲究义法，他读文章，注意文章的规范，对于《赤壁赋》中用“食”字，他就有个很好的看法：“食”字既然出于佛典的“眼以色为食，耳以声为食”，那么 “共食”两字正好紧扣前文的“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如果用“适”，就照应得没那么好，谈不上法度谨严了。 看了诸家征引的宋元明人的意见，给我的感觉是，赞同用“适”字的都是明以后人，宋人则觉得原文作“食”字没什么疑问。裴景福也说，只有明朝以来的书法家抄写时才把“共食”写成“共适”。我去查了查，直到元人赵孟頫的《赤壁二赋帖》，这句话还是写作“共食”的。据此猜想，这个“适”字，可能真是明人刻书时改的。明人喜欢改古人的书，一是常把比较生僻的字改成较通俗的字，二是把他们觉得太俗的字改成比较“雅”的字，不知古人的用字有很多是看似极俗而实际上藏着出处的，“食”字就是如此。 改用“适”字，理由也很明显，因为这是庄子书里多次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字，既能和苏轼喜欢庄子联系上，庄子用“适”字的几处，意思和《赤壁赋》也能契合。庄子用“适”，主要为以下四处： 《大宗师》：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达生》：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 《骈拇》：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 《寓言》：生有为，死也亏。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阳也，无自也。而果然乎？恶乎其所适？恶乎其所不适？天有历数，地有人据，吾恶乎求之？ 适的本义是往，到，归，进一步引申为符合，适合，舒适，安适。前引庄子三例，第一例和第三例中，适的意思都是安适，第二例，适的意思是合适。第四例中的适是去往的意思，与苏文关系不大。 “适”没有享用的意思。苏文中的“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我们可以多拐几个弯，把它引申为“喜欢”“玩赏”，但总不如“享用”贴切。 退一步说，就算“适”字源出庄子，意思更丰富，就算我们可以假定是苏轼后来把“食”改为“适”的，但毕竟没有证据，而唯一确定无疑的，是苏轼的手迹，是他自己明确无误地写作“共食”的。 2020年5月19日 7月28日改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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