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四师供给工作概述》第一章新四军游击支队誓师出征1938年秋，正当日寇逼近武汉，国民党军队从河南纷纷溃逃之际，彭雪枫同志奉命率领一支精干的抗日游击队，以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名义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誓师东征。10月1日，云淡风轻，天高气爽，游击队高唱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迎着黎明的朝阳，奔向豫东敌后战场。这支队伍仅有两个连队和支队机关，干部战士共373人。在行军途中，首尾相顾，前呼后应。战士虽然不多，但机关却比较齐全，司令部有参谋处、秘书处和供给科、卫生队、电台，政治处有宣传队和《拂晓报》社。担任供给科长的资凤同志，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后勤干部，具有丰富的供给工作经验。各连队和机关伙食单位均配有司务长、上士和炊事班。出发前每个战士都发了米袋，装满了大米或面粉，每人每天的伙食费1角5分。行军途中，由各单位自行采购副食品。中午大休息时，架起行军锅，用每个干部战士携带的米、面做饭。晚间宿营时，则借用村民家中的锅灶做饭，部队所到之处，公买公卖，随行就市，秋毫无犯，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群众亲如家人。沿途张贴布告，书写标语，宣传我军宗旨和任务，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动员青年人积极参加新四军，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经过宣传和我军的实际行动，获得了群众的欢迎和好评，被称为“仁义之师”和“人民子弟兵”。第一节支队西华整编，供给工作初建10月11日，支队到达豫东西华县杜岗地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河南省委的指示，同吴芝圃同志领导的“豫东抗日第3游击支队”和萧望东同志率领的先遣大队会师，并进行整编，同时做好东渡新黄河的准备工作。萧望东同志曾于7月间从竹沟率领一支70多人的连队先期到达豫东活动，仅两个月就扩编为一个大队。第3游击支队则是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在豫东睢县、杞县、太康地区组建的一支抗日武装，全支队千余人。当徐州失守，开封即将沦陷之际，国民党军队狼狈溃逃并奉蒋介石之命炸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造成黄河改道，从贾鲁河、颍河入淮河，淹没了豫东、皖北40余县。数百里田园，一片汪洋，广大人民陷入水灾之中，被淹死者约百万人，受灾人口达千万以上。丧失家园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对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政策，更是义愤填膺，其中有中小学教师和学生，更多的是农民，他们把当地防匪用的枪支和国民党军溃退时丢弃的枪、弹等收集起来，纷纷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此基础上组成了豫东抗日游击第3支队。三支兄弟部队会师之后，进行了整编。共编成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辖三个中队，加上直属分队和机关人员，共1020人。仍称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同志任副司令员，张震同志任参谋长，萧望东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谭友林同志任副主任。支队指战员增多了，领导机关也相应扩大，供给科改为军需处，资凤同志任处长; 卫生队改为军医处，林士笑同志任处长。各大队设军需员(也有叫副官的)，各中队设司务长，具体管理本单位伙食，并在行军中负责设营工作。由于支队兵员剧增，开支增大，从竹沟带来的经费有限，每人每天只能发五分钱的菜金，用于购买蔬菜油盐，而粮食与烧柴全部是向当地群众征集，或者直接到驻地村民家中吃派饭，即一户分配几个人的饭。当时，西华县有我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基础，并组建了一支地方武装“西华抗日自卫军”，统战关系尚好。群众虽然遭到水灾，存粮不多，还是尽力供应，所以尚能筹到给养。此时秋深渐寒，部队尚着单衣，原第3游击支队的同志，几乎全着便衣。经过联系，从西华友军中搞到少部分棉衣，均系灰色土布手工缝制的，样式简陋，缝制粗糙。但只要能御寒，分到的同志就很满意。支队整编后，即作东渡黄河的准备，征集船只和船工。每只小船可载一个班，配一名船工撑篙。补发各单位的粮食，制作成干粮，供途中食用。少数病员和笨重物资留在西华。10月24日凌晨，分批乘船出发渡河。河面宽度达数十里，一片汪洋，但河水并不深，还可看到被淹没的村落屋顶和树梢。当晚黄昏时分到达东岸夏亭，进行了战斗动员，因为面临的夜行军要越过淮(阳)太(康)公路，这是敌人的封锁线，很可能要同日伪军发生战斗。果然，27日7时许，部队刚到淮阳北之窦楼时，就遇到了日军一个骑兵分队。这是支队进入敌后的首次战斗、部队士气高昂，求战心切，在支队首长亲自指挥下，猛打猛冲，首战告捷，击毙日军林津少尉以下数十人，余敌逃窜淮阳。这次战斗缴获了部分武器和军用物品，其中有林津的指挥刀和军大衣，交给宣传队演戏作道具用。初战获胜，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坚定了指战员的胜利信心。战斗结束后，早饭未吃，即继续东进。第二节挺进豫皖苏边，支队大发展支队东进到达鹿邑县刘大庄，作了短暂休整。这是进入豫东的第二个目的地。由于我党和鹿邑县长魏凤楼有统战关系，不久，张爱萍同志带领一批干部在该县进行统战工作，并但任魏凤楼部队的参谋长，因而在物资上曾先后给予我们一些帮助，为我供应粮秣和部分棉衣、药品。12月，彭司令员在白马驿举行欢迎魏县长的会议上，称赞魏“解衣衣我，推食食我”，“雪中送炭”，给予了高度评价。尔后，支队回师睢杞太作战，在刘大庄设立了留守处，许遇之同志任主任。其任务，除担负统战工作外，还负责前后方的联系，接待从延安或竹沟来的干部，收转邮来的文件、书报等任务。随军行动不便的伤病员也留此治疗与休养(有小型医务所)。损坏的枪支也在这里修理，有少数工人担负修理任务。实践证明，一支作战部队深入敌后，远离后方基地，有诸多不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相对稳定的小后方，作为依托，便于伤病员治疗和军械修理、物资储存以及同各方联系，是非常需要的。支队在睢杞太活动期间，连续作战，歼灭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伪军和土匪武装，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军威大振。因此，争取了一批地方抗日游击队参加我军; 同时，还吸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参军，部队兵员又有扩大。组建了支队随营学校和“拂晓剧团”。12月上旬，支队指战员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鹿邑的白马驿，适逢从延安派来一百多名千部，充实了干部队伍。其中，大多数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的毕业生。这时，支队在白马驿进行了第二次整编。12月24日，支队将整编后的实力和东进豫皖苏边区的计划等，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八路军总部作了报告。12月30日，党中央复电彭司令员:“你们在豫皖苏边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并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去做，必收大效”。这个时期，部队的经费供应，除在战斗中缴获外，主要是本着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政策，动员当地殷实富户、开明士绅捐献支援。当时，有一位著名的开明士绅黄老鉴，捐献出银币5000元，解决了过年的费用，每人发了一块钱的零用费。过节那天还吃上了白面馒头，欢度了挺进敌后第一个元旦佳节。第三节艰苦奋斗，书案店卖马度年关元旦过后，支队继续东进。经过亳县的十字河、观音堂，在芦家庙战斗后，进入以永城县为中心的豫皖苏三省交界地区，与当地的地方党、抗日游击队和友军取得了联系。并在永城、宿县、肖县一带打击日军，铲除汉奸，消灭杂八队，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扩大了我党、我军影响。12月13日，支队领导机关进驻永城西南的书案店。2月，支队将第二大队扩编为第一、第二团。吴芝圃副司令员率领第三大队到睢杞太地区执行筹款、扩军和迎接由延安派来的百余名干部等三项任务，经过近两个月的转战，完成了任务。并在瓦岗同日伪军千余人苦战之后，于3月28日胜利返回永城县境。月底，第三大队奉命扩编为第三团。支队机关和直属队在书案店地区驻了3-4个月，各团在豫皖苏边区开展游击战，打了许多胜仗。各团军需处在部队分散活动的地区，就地征集粮食和马草，以营或以连为单位直接与当地保甲长协商解决。部队每活动到一个地区，如驻三、五天，团军需处主任便召集村镇保甲长开会，进行宣传教育和协商，才能筹到些高梁。所以大家只能吃上高梁饼子、窝窝头，有时偶尔搞到点小麦，司务长便如数家珍，精心保存起来，留给伤病员吃。武器、弹药和经费的来源，主要从战斗缴获中解决; 其次通过捉汉奸罚款等办法，也可筹到一部分经费，各团军需处筹措的款项，除留下该团伙食、办公、杂支等标准数目外，多出的经费，均及时上缴支队军需处。称之为“下级供给上级”。当时生活极其困难，筹措粮食很少，后来搞到点红薯，坏的多，好的少。当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正是春荒时节，没有钱给连队发菜金，库存只有三、四块钱。彭雪枫同志毅然决定，卖马度过年关。并说:“我们没有马骑，同样可以打仗; 但没有钱养兵，就不能打仗了”。他还饶有风趣地讲了“秦琼卖马度难关”的故事，借以教育部队勤俭节约过日子，不能浪费。一时间，“书案店卖马度年关”在根据地传为佳话。干部、战士都懂得:我们是抗日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群众有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千万不能要求过高。春节过后，天气转热。干部战士就把棉衣拆洗干净，缝成夹衣穿。入夏后，又改拆成单衣。鞋子破了，就用麻绳和旧布条打草鞋，用土布缝制布袜穿，比线袜结实耐用。当年，在怀远县耿家村召开庆祝“八一”的会上，第一、第二团和师直属队都是穿着破烂不堪的棉衣改缝的旧土布灰白色单军服，唯独第三团全体指战员身着灰色细布新军服。彭雪枫同志在大会上，严厉批评了第三团领导干部的本位主义，不顾大局，搞特殊化的不良倾向。大会之后，彭雪枫同志还召见第三团军需处主任白辛夫，再次进行了批评教育。指出: 作为共产党员，明知不对，没有坚决抵制; 当团领导人作出错误决定之后，作为军需主任，应当提出建议，如不采纳，就应越级向上级汇报。8月，资凤同志才奉命到寿县城内找请缝纫工人，为第一、二团和师直各单位缝制夏服。当时，支队所属团以下各单位军需干部，绝大多数是第3游击支队时参军的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他们忠于职守，勤恳工作; 但由于参军不久，既缺乏军事素养，又不懂业务知识。同时，组织机构也不健全，干部短缺，尤其缺乏会计人员。团军需处主任兼会计，不但不会造预、决算报表，甚至连日记帐知识也不懂得。月终到支队军需处报帐，只是把开支费用的原始单据(即发票)，按时问顺序分类整理上交报销。后来，经过资凤同志耐心讲解，手把手教，如怎样建立日记帐、分户帐和总帐，以及帐本格式、项目等基本知识; 其次是如何造预算、决算报表，何时报预算; 预算被上级军需处批准后才能按预算范围内开支。如发生特殊情况，应及时造追加预算上报。资凤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对上级尊重，对下级耐心帮助教育，诲人不倦，曾多次受到彭雪枫同志的表扬。说他经手的钱何止千万，但一清二楚，最使人放心。尔后，他长期担任金库主任，堪称我军需工作者的楷模。总之，支队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一年时间内，供给来源，一是取之于民，二是取之于敌，三是在做统战工作中，争取友军部分的支援。取之于民是通过原来的地方政权系统，即乡、保、甲长的关系，根据抗战中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原则，征集粮秣，动员当地殷实富户，开明士绅，为了保家卫国，抗击日本侵略，劝其解囊捐助。取之于敌则是依靠战斗缴获，没收汉奸财产，解决部队武器、弹药和装备的补充问题。在供给方式上，按部队分散活动地区，采取分散取给，自筹自用，多余上交的原则。这样虽然充分发扬了独立自主精神，解决了军需供应问题，但难免出现苦乐不均的现象。有时，某一个部队打了胜仗，缴获较多，生活上就富裕点，其他部队生活就苦些。支队首长指示，应由司令部和军需处出面进行调剂，互通有无。如有的部队缴获枪支、粮食较多，就调出若干发给其他兄弟部队。1939年，是支队深入敌后，战斗频繁，物质生活最困难的一年。克服困难，主要是靠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原局的正确领导; 其次是支队首长及时地对供给工作给予指示，特别是彭雪枫同志以身作则，充分发扬了红军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再次是我军实行官兵平等，干部战士待遇完全一样，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搞特殊化，官兵一致，患难与共，上下一条心。这样，虽然物质生活上是艰苦的，但精神上是愉快的，心情是舒畅的，战斗气氛是浓厚的，士气是高昂的。 该书封面题词：张爱萍封面设计：袁鹏飞更新于 2019-08-07 来自作品集新四军四师供给... 打开美篇，查看更多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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