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明：这篇访谈最早发表于《泰凯尔》第59期，采访者是「精神分析与政治」这一女权组织。原题为La Femme, ce n'est jamais ça。有多个英译本，Elaine Marks 译作 Woman Can Never Be Defined，Ross Guberman 译作 Woman is Never What We Say。译者从门槛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复语术》一书译出。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译者及哲学社立场。   您说的文本，是所谓的「先锋派」文本。19世纪末，伴随着国家、家庭、宗教的危机，它在西方文化中突然兴起。在我看来，这都是西方社会巨变的征兆。其中也包括女性的斗争。这一巨变可以和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只不过，16世纪的危机涉及的是上帝，而不是统一性的原则（你喜欢的话，可以说是社会、家族、语言的一致性）。在拉伯雷和米开朗琪罗的时代，人们还有东西可以相信——人、国家、家庭、美、杰作。虽然这种相信至多是世俗主义的，但它至少还存在。自从资产阶级掌权，就发生了新的情况：商品开始自由流通；资本的膨胀渗入生产和再生产关系，并且掌控了它们；在古罗马崩溃、由基督教重建的父权家庭，又面临危机。确实，资本主义有一种非凡的力量，把它赖以生存的碎片重组起来：它巩固了国家家庭，创造了意识形态机器，来掌控最凶猛的力量。不过，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对它进行永久的修补（replâtrage）十分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指的是说话主体，还有它和限制它的社会整体的关系，和它所依赖的享乐（jouissance）的关系。曾经，宗教攫取了表达说话主体的特权。可是，对于资本主义，解构优先于结构，过度优先于限制。结果是，宗教无法满足说话主体。于是，一旦社会阶级和社会群体运用的本能力量（forces pulsionnelles）不受传统道德限制，它们就陷入了极权主义——资本主义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法西斯。如今，在旧的道德规范的破产和新的偏执狂机器（appareils paranoïdes）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道路，它想要思考和解除的，不仅是一神论资本主义社会的悲剧（drame），也是社会性本身的悲剧，是普遍的象征动物（animal symbolique）的悲剧。这让我想起，在寻找潜意识逻辑，以及潜意识和社会限制的关系之时，弗洛伊德所做出的突破。因此，我也想起弗洛伊德之前（有时无视弗洛伊德）的实践，这些实践想要为社会限制和本能（享乐）过程建立新的关系。这些实践，恰恰是所谓「先锋派」的主导实践。我们把它们解读为某种文本，不过它们展现了说话主体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所以跟无力的文学形式关系不大。  对于洛特雷阿蒙、马拉美、巴塔耶、阿尔托，他们明确、激烈地批判社会、家庭、宗教。但同时，这种批判又在他们语言的经济之中，这些语言是深奥、难懂、精英式的。实际上，他们的反叛甚至扰乱了日常让人昏昏欲睡的（assoupissante）语言，结果破坏了语言本身的结构。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姿势，对语言系统进行加密，把社会自我建构所压抑和谋杀的东西刻写下来。社会不想听到这些呼喊、这些姿势、这些密码，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本世纪发现的一件事就是，施加限制的恰恰是社会，还有语言本身。诗性语言打破了这些限制，却建立了新的装置（dispositif），同时放大了这些限制。我在本书中给出的理论思考，就是为了指出并解释诗性语言对社会限制的打破和重建。显然，这样的任务需要改变传统的批判机器和思想机器，因为古典思想更喜欢意指实践（pratiques signifiantes）的稳定环节，而不是危机环节。  相信自己「是一个女性」，相信自己「是一个男性」，都一样荒谬，一样无意义。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女性还有很多要争取的东西：堕胎和避孕的自由、托儿所、职业认可，等等。因此，「我是女性」仍然是某种提出诉求的宣传和口号。可是，就深层而言，一个女性不能是：女性本身不是。这样一来，女性的实践只能是否定性的，只能反对现存的东西，它言说的是「这不是」，「这仍然不是」。我说的「女性」，是某种不能代表、不能言说的东西，它处在命名和意识形态之外。有的「男性」对女性亦有所知。我们刚才说的现代文本，没有忘记指出这点。只要我们不言说女性，那么，我们就能「体验」到语言和社会的两个极端 —— 一边是法律及其僭越，一边是神秘和享乐。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把乔伊斯、阿尔托、现代音乐（施托克豪森）的话语拿来和性差异两端的「体验」做个比较，女权运动的某些口号，似乎重现了某种天真的浪漫主义，某种对同一性（阳具中心主义）的信仰。 我的作品之所以是「女性的」，是因为我关注的「先锋派」作品的一面能够消解同一性，包括性的同一性。而且我的理论思考，试图反对贬低我所说的「女性」的各种形而上学理论。也许我们还应该加上这一点（不过这也不矛盾）：归根结底，由于女性在物种繁衍中的地位，由于父女之间的特殊关系，女性受到社会限制更加严重，所以，女性更不倾向于无政府状态，更关注某种道德。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女性的否定性不是尼采式的狂怒。如果说我的作品旨在让社会知道先锋派作品中被社会压抑的东西，那么，我认为我的作品满足了伦理的要求。现在问题在于，女性斗争的伦理倾向会不会独立于否定性？因为这样的话，伦理就会退化成顺从，而否定性成为晦涩的反常（perversion ésotérique）。这个难题已经摆在女性运动面前了。不过，要是没有这场运动，就不会有任何「女性」作品。 图源 / voxfeminae.net  我在中国旅行了三个星期，见到了许多男男女女——工人、农民、学生、教授、艺术家……尽管我看到这些，尽管我研究过中国，没有什么比来到此时此地的中国更不确定的事情。来到中国，你会思考这个星球正在发生的新闻，也就是性和政治的巨变。在一个西方人眼里，中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它为了女性解放而斗争，它试图消除社会不平等，它用压倒性的文化进入世界政治舞台。不过，让我感兴趣（也许是最感兴趣）的东西在于，脱离（sortir）我们自己的社会的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先锋派、女性运动、社会主义斗争都是这种不可能性的征兆。西方社会要如何面对（中国所谓的）「第三世界」的觉醒呢？在地球的重心向东方转移之际，我们能不能清醒、主动地参与这场觉醒？  François Wahl, Julia Kristeva, Marcelin Pleynet, Roland Barthes and their hosts, Tiananmen Square, 1974 如果不关心女性，不爱女性，来到中国是无意义的：你什么也看不到，无聊至极。你可能苦恼于一无所知、一无所得。首要的一点，像受恩格斯影响的中国史学家说的，古代中国即使不是母系社会，至少也是最接近母系的。而后，即使儒家把女性是为「奴仆」和「小人」，在家庭生活中，甚至在生殖关系的神圣表现中，妻子依然扮演了根本的角色。特别是如今，人们付出巨大努力让女性不仅在家庭生活中扮演首要角色，也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首要角色——在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中，这是主要议题之一。堕胎和避孕自由，男女同酬，鼓励女性参与艺术、政治、科学、教育活动，优待母亲和幼儿，托儿所和幼儿园……这只是我们在中国访问的生产单位看到的一部分。甚至我们观看的所有演出（电影、戏剧、歌剧）都没有任何男性主角，全都是女性。  这种解放趋势和「权力」的「阳具」原则的关系，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在女性出版社（Éditions des femmes）出版的关于中国女性的书里，我会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脱离封建儒家社会的中国女性面对的问题，肯定不同于试图脱离资本主义和一神论的西方女性。所以，无论是指责她们缺少「性自由」，还是说她们在生活和斗争中实现了某种所谓的普遍革命理想，都是一样荒谬的。  《关于中国女人》作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让我给出一点经验的观察。尽管女性在当前斗争中越来越突出，尽管男性在儒家父权家庭中占主导地位，但在中国，我们没有印象说，生育关系和象征关系受到我们所说的「阳具性」的规制。首要的是，这里的两性差异不是一条鸿沟，不是两个交战的性群体：「男人」身处「女人」中间，「女人」身处「男人」中间。在这里，我们所谓的「性关系」并不集中于「僭越」：追求部分客体、性变态，等等。如果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这里的场面似乎展现了某种生殖力，某种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超越。它给街道、工厂、五一节之类的庆典加上了某种轻松、平静、「母性」的外表，没有浪漫主义，没有暴力。汉字最好地对应了这种节奏。  女权运动有可能成为对资本主义严格的合理化。德斯坦想要清楚戴高乐那些老古董（archaïsmes），于是设立了妇女事务司。看起来，有总比没有好。其实并非如此。整个20世纪，经历了法西斯主义，经历了修正主义，我们早该明白，如果不改变主体（改变主体与社会限制、享乐、语言的关系），任何社会政治改变都不可能。今天，新的政治想象仍然体现在年轻人的音乐、漫画、青年社区中——只要他们不把自己隔离在边缘地带，积极地介入阶级矛盾和政治矛盾。如果女权运动有存在的理由，在我看来，就是它归属于这一潮流，甚至是这一潮流最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右派的机器，还是左派的机器，女权运动的否定性都揭露出这些机器所压抑的东西：没有性别发言人（parlant sexué）的潜意识，就不会有「阶级意识」之类的东西。一旦女权运动成为某种去魅的力量，这时的危险就是，它可以与我们对抗的权利原则同一，癔症的圣徒（sainte hystérique）把自己的享乐交给社会秩序，不过是以上帝的名义。 那么，问题就是：对于当前的女性运动，上帝是谁？是男性吗？是男性的替代品，即女性？任何自由运动（包括女权运动），如果不分析它和权力的关系，不放弃信仰自己的同一性，那么，它就有可能被权力，被公开的宗教唯灵论或世俗唯灵论重新占据——这甚至是唯灵论的最后机会。我们的对策是什么？是无止尽的。关键在于，把父权社会、阶级、宗教（前历史的东西）转变成……转变成什么呢？不管转变成什么，它都要面对话语中压抑的东西。我们可以叫它「女性」、「受压迫阶层」：这是同一场斗争，谁也离不开谁。对我来说，这场运动的直接目标在于，揭露意识形态机器和政治机器的串通一气。不过，这意味着，我们要改变一下风格，要稍微远离「女性之间」（entre-femmes），在工作场所和这些社会和文化的「老古董」做斗争。/ |
|
|
来自： 新用户55669878 > 《文件夹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