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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充分信任，激发团队活力 （下） 【孙双金】陶老师，我还要跟您谈论一个现象：我发现老一批教育名家，很多是在大城市中生长的，例如，于漪老师、钱梦龙老师、贾志敏老师、霍懋珍老师等等。但是在中青年教师当中，好像大城市土生土长的就比较少了，相反中小城市产生了一大批知名教师，例如，小学界的窦桂梅老师、王崧舟老师、华应龙老师等，都是从中小城市出名之后才调到大城市的。为什么当下的大城市培养不了自己的名师呢？值得好好反思。 我在北京东路小学任校长，看到我们老师那么忙，都不忍心。老师们平时忙什么呢？忙于应付检查，忙于参加各级的培训，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忙于接待形形色色的家长……尤其是城市教师的培训，我感到已经到了没法忍受的地步：有校本培训，有区级培训，有省市级培训，还有片区的各级培训活动。本来我们都是渴望学习的，但是因为那些培训活动低效甚至无效，反而倒了老师们的学习胃口。这不是把培训活动引向了它的反面吗？这不值得我们所有管理层的同志深刻反省吗？ 【陶继新】现在培训那么多，为什么收不到相应的效果，甚至有了相反的作用了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凡事都有个度，过多则会走向它的反面；二是培训的层次与品位不高。一位校长，前些天来见我，感慨万端地对我说，他是来济南参加培训的。可他说，他是迫不得已才来的，这是“任务”，更是“受罪”。一些讲课人，水平非常一般，是靠了关系，成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必选之人。这个校长说，我们听课的校长，有些要比讲课的水平高了不少呢。有的人讲的课水平相当差，不听又不行，只好在那里睡觉。其实，培训正如读书一样，也要取法乎上，因为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而现在的一些培训是取法乎下，得乎下下。不但没有收获，反而是一种负效应。 再说中小城市产生名师现象。一些大城市里的名校，检查的频率太高，来的人太多，当然，干扰也就多。《学记》有言：“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意思是说，（学生春季入学，教官）不到夏祭不去考查学生，让学生有充裕的时间按自己的志愿去学习。可是，现在学校一天就要接受很多次检查。更可怕的是，有的领导并不太懂教育教学，还要发号施令，校长与老师又不得不听。如此下去，怎样出名师和名校长呢？可是，中小城市里则不然，没有那么多人的关注，当然也没有那么多的干扰，一些有志之士，则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当有的校长与教师积蓄了一定的能量，又来到大城市里之后，就有了卓尔不群的表现。您说到前面的几位名师与校长，包括您自己也是这样，都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 【孙双金】“早早晚晚那些小吏跑来大喊：‘长官命令：催促你们耕地，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割，早些煮蚕茧抽蚕丝，早些织你们的布，养育你们的小孩，喂大你们的鸡和猪。’一会儿打鼓招聚大家，一会儿鼓梆召集大家，我们这些小百姓停止吃早、晚饭去慰劳那些小吏尚且不得空暇，又怎能使我们繁衍生息，民心安定呢？”——柳宗元先生说得多么的形象、多么的生动啊！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长每天早晨、中午都要围着村子吹哨子，招呼人们去出工干活。农民们一年四季365天几乎天天干活，但是却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呢？改革开放之后，分田到户，再也没有人催着你去干活了，但是家家却白米饭吃不完。为什么呢？同样是那么多土地，同样是那么多人，仅仅是把管理的方式稍作调整，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看来研究人性，顺性而为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当下教育界小吏们跑来跑去地大喊的场景看不到了，但是今天一个文件，明天一个通知，后天一个信息，大后天一个会议，却是屡见不鲜。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基层，他们总想有所作为，可是他们作为越大，扰民越多，基层就越得不到休养生息，越得不到自由生长的空间。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小鲜是不能折腾的，一折腾他们就全碎了。这样的道理当下不知有多少管理者还能谨记啊？ 【陶继新】提到人民公社时期，我的感触太深了。因为我不是在大城市里长大的，而是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而且，直到30岁前，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当时我们生产小队一百四五十人，麦收除去交公粮，只有一两千斤麦子了。我是30岁那年才上的大学，那一年，我一家三口，分了36斤小麦。可是，分田到户后，有的一家一年收的小麦多达数千斤甚至一万多斤，今年我二弟弟一家小麦就收了一万六千多斤。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真是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而当时之苦之累，是现在人无法想象的，一年到头最多休息四五天，其他时间，都是天不明就起床，天黑了才收工，如果赶上挖河，晚上则要挑灯夜战，有时干到夜里9点多。我就是在挖河的工地上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然后浑身是泥地走进了学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人民公社时代，人人干得都不舒服，都不是为自己干的，没有积极性，更主要的是没有自由；而现在呢，不但是为自己干的，更主要的是自由，一年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农田里干活，其他都是悠哉游哉啊！看来，当给了生命以自由权的时候，创造奇迹就不是什么困难之事，而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教育不也是这样吗？现在究竟给了校长与教师多少自由的空间，教师又给了学生多少自由的空间？校长名义上是法人，其实，只有学校出了事的时候，才承担法人的责任；至于人权、财权等，校长则权力少之又少。这怎能调动校长的积极性呢？而教师的自由度呢？也是少之又少，教材由国家或省里决定，成绩由上级考核，即使有的开发了校本课程，也多是一种陪衬。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其他行业都有了很大的改革，可是，教育依然在原地徘徊。这种体制与机制，让本应当有自由的校长与教师，没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由，当然，也就少了发展的可能。更可怕的是，一任领导一个想法，一任领导一个说法，从而让校长与教师无所适从。任何人，只要没有自主自由的能动性，也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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