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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江小译|安东尼奥·奈格里:论抽象罢工

 欧陆思想联萌 2021-03-12

论抽象罢工

文|安东尼奥·奈格里

|蓝江

原载于|《E-flux》杂志2017年

在最近关于无法逃脱的资本的权力的新言论中,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了对算法统治的评价。什么是算法?它不过是另一种机器,来自于工人的合作,而老板将自己凌驾于合作的层次之上。按照马克思过去的说法,算法就是一台机器,一旦在价值增殖(valorization,Verwertung)过程中,哪里有罢工,哪里有抵抗或破裂,这台机器就会在哪里运行:它是由活劳动所生产的机器,并由活劳动表现为自主权。

马克思研究了不同劳动过程之间的巨大区别,在今天,这些区别仍然存在于如下事实当中,即今天的合作不再是老板强迫的,而是劳动力“从内部”生产出来的,生产过程和机器并不是劳动“从外部”带来的,也不是工人被迫加入到合作当中。

今天,我们会谈到工人对固定资本的占用,构成了我们所谓的认知性算法,来让所有的劳动形式得到价值增殖。这样的算法可以生产语言,这种语言会成为主人的语言。但这些语言仍然是由工人们创造的,他们拥有着算法的密钥,开启合作性引擎。如果的确如此,那仅仅是它劳动过程中抽象出更多的东西,而资本家的指令可以借助算法来运行这个劳动过程。我们现在谈到的对社会合作的“巨大剥削”,它并不涉及到劳动和价值增殖的产业维度和时间维度。一个在时间上延续和在空间上扩张的企业,就是一个集体性的合作性的创造,对这种企业来说,它的抽象和榨取手段是什么?对于(工人手中的)劳动过程,对于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越来越分化——前者被赋予了活劳动的自主权,而后者只保留了纯粹的指挥权,其意义是什么?

这意味着劳动已经具有了这样的尊严和力量,即它拒绝了一切强加于它的价值增殖形式。即便来自于强制性指令,它也能发展出自己的自主权。但是一种更为复杂,在本质上更线性化的“主体性的生产”也在发挥作用,意味着生产必须借助主体化来发生,与此同时,工人必须不断地被还原为接受指令的主体。这个博弈过程中的模糊性,恰恰就是在后工业组织中的活劳动所有不同形象中的模糊性。

今天谁是工人,谁是老板?我们先看看工人。工人在无形的网络中工作,将工人构成为工人的不是某个老板,老板也在提升自己的生产率,并从他那里榨取价值。在这里,工人在日益合作化的氛围下成长,日益提升句子的生产能力,并认为自己的劳动力就是生产系统的引擎。换言之,在合作情境下,劳动逐渐变成了“抽象”的劳动,于是,它越来越能够组织生产,与此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隶从于榨取价值的机制。在发展出一种合作情境下越来越自主化的关系之后,工人开始组织了自己生产能力的表达。

今天的老板又如何呢?在认知劳动的背景下,老板是榨取社会价值的金融资本。但在今天,这种榨取形式开始让老板的功能发生衰退,即从企业家变成了纯粹的政治人物。资本家的指令以越来越抽象的方式从上至下的贯穿了合作的关系和生产主体化的过程。最终,在这个从上至下的过程中,指令的治理化表现出一种控制机器/算法机制的越来越复杂的效果,即通过机器/算法,活劳动已经奠定和建立了合作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资本表现为一种“独裁”——并非法西斯意义上的独裁,而是指令的抽象化和治理的标准化,其效果是建立了相对于抽象化过程的权威。换言之,让抽象化与榨取价值过程相一致。

在这里,必须要区分一下资本家指令的新形象的两个不同侧面。我们已经讨论了第一个侧面:抽象/榨取性的指令,及其它渴望恢复完整的价值增殖过程。就是为政治指令做的准备。但在这个侧面之外,还有另一个侧面:新自由主义以自己的方式来构成。为了发展出纯粹指令的治理角色——在根本上,这就是借助国家权力最大化实现的金融指令——他也发展成一个网络(有着无数的治理的形式),并在广泛的为各种需求和渴求为预备的微观政治网络之上充当参与性指令。新自由主义的架构并不仅仅聚集了表现为价值的(榨取价值的)活劳动,而且也会组织消费和欲望,让它们(以物质表达的形式)在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地繁衍、合作,功能化。这就是流通,在金融资本时代,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流通,需求和资本主义再生产之间的流通,于是,在同一个抽象过程中,劳动生产和劳动消费得到了均衡,并得以巩固。那么,是否能够通过重新占有生产劳动,将消费从资本主义指令下解放出来,来跨越这个复杂的联合过程?

我们知道,它与资本的关系始终在变化,这既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阶段上的劳动主体在性质上有所不同,而且也因为每一个阶段上的对劳动的指令在具体情境中大相径庭。那么,罢工也总需要有所不同:产业工人的罢工和农场工人的罢工在经验上和过程上有着云泥之别。即便他们都有着同样的实质要求,但产业工人要面对持续的怠工和长期的拒绝劳动,而农场工人则面对的是肉身化的、针对性的和极端严厉的暴行。对于农场工人来说,斗争不能持久——他们说不为奶牛挤奶,牛奶就会令人绝望的减产,不收割庄稼,作物就会烂在地里——因此,他们需要在短时期内强化冲突。对于产业工人来哦说,他们在时间方面和手段方面完全不同,他们不需要按照生活必须的薪资标准来处理罢工的要求。

从老板的角度来看,罢工似乎是统一的:即价值增殖关系的经济性破裂和等级关系的政治性破裂,在镇压行动中,这一切都毫无意义,镇压行动往往具有政治动机,并富有重建秩序的象征性意义。当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新自由主义的时候,这是一个全盘计划,即将与从政治上控制工人阶级密切相关的生产劳动组织加以转型,我们知道,通过工厂的自动化和数字技术扩张到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实现了这一点。事实上,这就是控制论领域中的企业家精神,它恰恰是新自由主义成功故事的基础。

开启这个控制转型的是一个象征性行为——这是一项政治行动,证明了现在老板知道如何来抵御工人的攻击:撒切尔夫人镇压了威尔士矿工的罢工,里根攻击了空管人员的罢工,而这些都是生产方式转型的必要前提。在这里,对斗争的镇压的象征性——或生命政治性——以极端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解决方案中都排斥了任何协商谈判的可能性。通过这种“生命权力”来反对工人的罢工。

二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开始谈论“非物质劳动”,我们之所以被解雇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所说的“非物质”,而那时所有的劳动都是物质的,而是因为恰恰通过那种我们所说的非物质劳动也是价值、知识、语言、欲望的构成性劳动——不仅仅是体力劳动,而且是活劳动。当然,在今天我们不再被解雇:很清楚,我们处在这样的情境中,资本已经完全地意识到这种新的非常丰富的情境,已经将这种情境置于它的指令控制之下。一方面,资本已经走向了语言的活的生产,另一方面,为了它自己的指令已经将所有的需求和欲望都功能化了。

在新自由主义这里,希望通过生产性主体化的力量,重新将资本看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体。它希望的是自愿受奴役。这种模糊性被推向了极端:如果没有活劳动,就没有生产,那么同样,没有消费,也没有没有价值增殖过程(或者说,再生产过程)。凯恩斯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架构下,用一种明晰(然而很难识别)的方式被内在化和更新了。于是,一些老实人(通常没有人批评他们)经常反复谈到,他们对这种神秘化过程无能为力:他们断言,资本现在能够让被统治者感到幸福。这就是受奴役者的迟疑所在,他们将之作为真理。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反而是这样一种看法,即在资本内部存在,就必须去抵抗资本。

今天,什么是抽象罢工?也就是说,用来反对新的活劳动形式和新自由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架构的罢工是什么?通过展现自己以新的方式来占有物质的、生命政治的和情感权力,有能力做出“破坏”的社会斗争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问问今天活劳动是否可以造反,如何造反?如何打破价值增殖过程?不同于工人斗争的传统形式(通过退出、怠工等等形式来破坏生产关系),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劳动取代了生活,人们常常在规定时间之外工作,而所有工人的生产能力都被纳入到指令网络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合作的时间和空间及其连续的流变中,来号召罢工的独立行动?例如,如何占领或关闭大都市的生产性部门,或打破没有一丝停歇的社会网络的流动?

在这里,答案只能让我们回到那种架构,即在今天生产和指令之间的算法上的紧密关联再现出这种架构——在那里工人建立了有意义的生产性的关系,而这种意义被资本所榨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打破价值增殖过程,也要回复其独立性,罢工才能成功:活劳动的实质就是生产劳动。在罢工中,机械性的活劳动破坏了算法,创造了一个新的意指关系网络。它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没有活劳动的生产,没有主体化,就没有算法。必须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之下,若没有抵抗,那里就会既没有工作,也没有社会进步,既没有福利,也没有生活的乐趣可言。罢工揭示了未来,它打破了指令的邪恶,以及对指令的仆从关系。罢工重新诉求了让工人的传统,延续到整个生活领域——即社会罢工。这就是反对从整个社会榨取价值的资本主义技术的罢工的形象。

第二个切入点,也同等重要。可以发现,社会再生产过程与金融资产,与货币化过程交织在一起。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按照物种繁衍的需求(并非自然繁衍,一般来说,人类物种更像是生产性的,“后人类”的工人)来消费,消费就是一件好事。显然,这就是福利的基础,福利是涵盖服务和消费的组织,必须穿越这个领域,让它成为战场,让抽象罢工变成唯物主义罢工的战场。在生产层面上,抽象罢工旨在恢复再生产层面上的活劳动的独立性。它要求构建出需要-欲望-消费的新序列。

目前,我们发现了大量旨在建设在生产性网络中建设劳动独立性的空间的丰富研究,这些生产性网络大部分投入在资本主义榨取价值的模式当中。共产主义的重生和再现合作的成长只是这场斗争的第一步。相对于打破欲望-消费的序列(以及强制性的货币化进程),还有创造出比特币这样的通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建立了一个自主的传播网络,一个独立的消费网络,这些影响还很有限,但十分重要。然而,如果不能进一步把握如下的关键点,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生产的主体化过程变成了专制性的主体生产过程,那么这也将无济于事。

显然,反对榨取价值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抽象化层面上的罢工,并不是同一回事。在前者那里,斗争直接指向了利润分配,而在后者那里,在于颠覆社会再生产的模式,颠覆资本主义统治,颠覆当下情境中的功能货币的铸币过程。今天,很明显这两个斗争层次并不一样,但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者是横向的斗争,后者是纵向的斗争。第一个斗争是劳动解放斗争,第二个斗争是从劳动解放出来的斗争。从斗争的角度来看,没有必要区别它们。然而,也不要将它们混为一谈——因为一个在斗争,另一个在建设。必须分开进行两场斗争,但得一起来做。在这里,有一项任务。显然,如果新自由主义带来了金融资本的独裁统治,那么就得进行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共产主义斗争,让工人有能力去追求另一种社会规划,取代资本主义对货币的管制。这就是我们要联合起来反对独裁。今天又希腊左翼联盟的同志们,明天有西班牙愤怒的战友:他们在这里进行斗争,让劳动解放斗争和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我们是否还有可能建立一个同样强大的工人联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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