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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10:10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在这里等你 我被调离家乡的前前后后 作者：任殿伦 01 1966年夏秋之交，阶级斗争由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转向批判“三家村”、“四家店”声讨吴晗、邓拓、廖沫沙，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这时”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早已雷厉风行，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还只是隐隐约约的听说，学校的教学秩序已经不能像以往一样正常运行，两派的对立情绪也开始显露出来，就在这时，我被联校领导（当时叫指导员）调离了我的家乡。 和我同时调走的还有其他四位同志，我和一位女同志都还算是一般调动，离家也不过二十里地。其他三位可就完全是发配式的调动了，一位调到110里外与灵石接界的山区，另两位调到80里以外与汾阳接界的山区，其中一位患神经衰弱症，另一位患脑瘤，都因晚上睡不好觉精神萎靡苦不堪言，他们的爱人一个患心脏病，另一个患肺结核多年，这么一调，他们的困难可想而知。还应该提一下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这两层，谁不是娘生父母养的？他们有赡养二老双亲的义务。 那么为什么要调出？上级调令上写的都是因“工作需要”，这是一句咋说咋有理的理由，这要看你是站在哪个角度上说。 当下级们细细分析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后，是这样悄悄地说的，领导对部下有了成见要收拾你，还愁没有理由吗？按一般常规说，总是部下不对。局外的部下们虽然看出了领导与部下的关系不对劲了，但谁也不会没事寻事去过问青红皂白，只是私下里说，要你走，你就走，你若不走，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这两位同志是含着眼泪离开家乡的。文革中期指导员回了原籍后，这两位老师又调回家乡来，尽管各级领导对他们多方照顾，但为时已晚，两人的爱人一前一后英年早逝，命归西天。 那时我正当而立之年，正是立志做事业的时候，可是自从这位指导员调来之后，我的工作百般不顺，我是地区级教学标兵，在教学上他想依靠我，但他基本是个外行瞎指挥，不听他的，他就说你瞧不起他，偏偏自己不识时务还敢给领导提些建议，这就给自己的倒霉创造了条件，细想领导要收拾你活该！ 这位领导和我参加工作以来接触过的领导都不一样，他跟本容不得这些。他蹲在我校，弄的我们学校的老校长、教导主任都失了权。 没事干，我算老几？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为什么要明知故犯，自讨苦吃？我只好埋头工作，不去乱说乱动，而对他，我有了戒心，躲着他，避着他，远远看到他就借故绕道而行不见他。但他是个人前人后口是心非的人，让你防不胜防。 我校有两个五年级班，我代一个班的语文教研组组长。有一回他要在这个年级搞一个语文公开教学，指定由另一个班的语文教师讲公开课，课题定为“草船借箭”的分析课。公开教学后集中评议，各位语文教师都谈了自己的感受和见解。作家创作小说在处理“文”与“道”的关系上，一般遵循“文中载道，道在文中”的原则，这是我校语文教师已有的共识。据此，我做了一个归纳性发言，其要点是：通过讲解语言和语言形式，突出孔明的性格特点，使学生既学到了语文知识，又受到了思想教育，同时还通过借箭成功的外因条件，在认识孔明神机妙算，足智多谋性格特点的同时，使学生受一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 他对大家的发言不加肯定与否定，做总结发言说：“刘备是汉刘邦的后代，三国鼎立刘备是正统，孔明是刘备的军师也是个正统人物，他对刘备很忠，是历史上的好人。”一席故弄玄虚的讲话弄的语文老师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紧接着他又要听我讲“草船借箭”，听完后对我这样说：“你讲得很好，我听过很多课没有像你讲得这样好，这是真的。” 隔了两三天，公社在王马开了一次批判大会后，集中各部门领导回公社汇报单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的指导员是这样汇报的：“任殿伦在讲草船借箭时宣扬古人，讲课没有无产阶级感情，说明他不满现实。” 第二天我村的大队长特意去公社见党委书记，了解书记对联校指导员汇报任殿伦的看法。书记说，我在城关工作过，了解任殿伦，人家是有名的好老师，在下栅这么长时间了知道他兄弟两个是有教养的青年，要说宣扬古人那是编排教材的问题，说人家讲课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满现实，尽是生拉硬扯，我不朝理他。 事后大队长把事情的前后说给我，要我操点心，大胆干并且要做我的后盾。我队的政治队长也给我弟弟说：“那个小鬼（指导员身材矮小）欺负你哥嘞，给你哥说说要防备住些。” 这位领导在唯我独尊的思想支配下，忘了党，忘了群众，认不得自己，忘乎所以。他和前任领导相比差距很大，他官气十足，和教师们的关系很紧张，惯用高压手段，命令主义，但教师们压而不服，平日里阴奉阳违，遇事给他下不了台，有人匿名写信把他举报到文教部，教育局，可是他很自信，多次在大会上讲要超过前任领导，特别是中考成绩一定要翻一番。 结果这一年的中考成绩，不仅没有翻一番，连以前的水平也没达到，他第一次感到了事实的无情，懂得需面对现实了。于是约我谈话，要我谈谈成绩上不去的原因。我怎么说呢？吃亏教伶俐，我只好有节制的从多方面和他交换意见，但绝不说违心的话。最后说了句“我们的业务研究少，坐下来搞教学的人不多”。他听后表示赞同。不料暑期集训会上搞思想革命化时，企图把我作为重点批判对象，说我的这句话是诽谤人民教师，说：“难道我们的人民教师是白吃国家小米子吗？”这回我真有点按捺不住了，但我没有急躁，为了让大家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便听取大家对我的意见，我心平气和地把他作为联校领导不深入基层，教学上玩忽职守，长期蹲在下栅一手遮天给我们造成的不利事实述说了一遍，结果博得了广大老师的赞扬。 这是一次面对面的交锋，成了我被调离家乡的直接原因。 20天后的9月9日下午，全体教师大会结束后，有人告知我被调，我立即找到校长要调令。起先他很平静的说没有这回事，后来按捺不住我的纠缠突然气愤起来说，我要到教育局去找他们，为什么不通过我调我的人！殿伦你不能走！ 我拿到调令后，不露声色，集合起我班学生开班会给学生们做了长远的嘱咐，短期的安排，要他们珍惜时间，树立远大思想，团结友爱，尊敬老师。 第二天，9月1日上午10时，大约是工友老史告我班学生说你们任老师调走时，我已来到苏家庄小学把行李铺到床上了，这时在场的有校长那凌章，教师霍朝奎，李林娥，周福梅，梁秀兰，王巧英，工友侯德瑞，这就是这个学校的全体教职工，他们像对待亲人一样热情接待我。我感到了这两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 02 后排中为任殿伦老师 苏家庄的革命运动同样也是轰轰烈烈，但这里有造反派，没有保皇派，有当权派，没有反对派，没有两派斗争，自然就没有武斗，大字报也是贴满大街，我看过，尽是些转抄来的“打到**”，谁反对**就打到谁”等新闻口号，他们还组织起“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革命样板戏。这村里促生产是很过硬的，支部书记穿着没面子的老羊皮袄，领着专业队凿大锅锥井，直到地皮封冻。 学校受所在村和联校文革小组的双重领导，抓革命搞一些和村里相应的活动，还参加联校学习，批斗会，外出参观，元旦前后我们学区组织了一次骑自行车到太原的串联，开阔了眼界见了见世面。促生产我们保证教学，即使到联校开会也要保证上一清早课。人们说我们苏家庄学区是和平的绿洲。 那时我曾想，如果还在下栅能不参加派别斗争？什么”造反有理”，就我所知在我们那里造反派有气，讲的是礼尚往来，你以大压小仗着当权没理占三分欺负的我们好惨，你也有今天？我们不会给你好果子吃。我能不诉我的委屈，痛痛快快地骂一顿给我带来灾难的当权派？何苦呢，如此恶性循环何日是个头。权当这次的调动是为我消灾免难，我因祸得福吧。 03 在苏家庄闹红火的日子里 在苏家庄教学的四年中，每年的寒假我和朝奎都是在那里度过，因为我俩年年参加他们的春节文艺活动，春节是家庭成员团聚的日子，但春节也要在那里度过，不是离开我们不能干，而是他们把我们俩当成亲人对待，有我们在欢乐情绪就会更浓。在那红红火火的日子里苏家庄人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见了他们总觉得格外亲。 初到任时，人地生疏，除了教学无事可做，不知怎的朝奎知道了我会拉胡胡，把他的胡胡唢呐等乐器一起收拾到学校来，业余时间我俩加上周福梅三个人就玩起乐器来。 青年社员李如斌是位戏曲爱好者，当时因生产队的公务临时借宿在校。他把他的小唢呐也拿上来，每日下午学生放学后，他按时上岗，我们在一起玩乐器，拉家常，听他讲村里的掌故，很合得来，他是我在那里交上的第一个朋友。 后来村里人发现我还有点文艺才能，人也没架子，就要我和朝奎帮助他们搞文艺宣传活动，这时恰遇王继尧师傅从石楼剧团退职回来，大队干部就让他当导演组织起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王师傅就是本村人，他的舞台艺术全面，演唱相当熟练，我们配合得很好。我主要搞音乐，他口授我笔录，我还根据晋剧和碗碗腔音乐编了些曲牌。朝奎除拉二胡外主要做发动工作，他善于发动，这村人的特点真的是一呼百应，两三天时间就把三道幕布做成。 苏家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后排拉小提琴者为任殿伦 这年的腊月二十开始排《巧送钱》和《红灯记》的前四场，王师傅演主角。二十八日预演了一次，立即全村轰动，给已经有了的年味，又添了一味。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演得那么好，很后悔没有给他们提出服装道具的要求，很担心正式演出时扫了观众的兴。不料除夕晚上正式演出时情况大变，我和朝奎来到后台，看到演员们正在紧张地化妆，服装道具一应齐全，布景来不及制作，门窗等活动景硬是把实物抬来代替。前台民间老艺人们正在打击一种叫“威铙”的传统击乐，气愤十分热烈，台下观众熙熙攘攘，兴高采烈，几个倔老头占的位置是前台下边，火车头帽子脱下来，搁在台口，边抽旱烟边眯着眼听唱，每回都是这样，没人敢跟他们争地位。戏场设在原食堂化时的大饭厅里，够个小戏院的规模，戏场大门外紧挨着十字街东门，在那里七百斤块碳垒成的大火炉已经点燃，照的满街通亮，小孩们在周围燃放鞭炮，噼噼啪啪此起彼伏。开戏前武术师傅王随先领着徒弟们表演了一场武术，然后开戏。演完戏又清唱了几个戏曲小段和革命歌曲，前后约三个多小时，满够味的。 这下村民们的兴致更高了，这两个戏根本不过瘾，于是在党支部大力支持下，边演出边排练，抓紧时间充实舞台设置。书记左维占亲自打鼓子，又排出《红灯记》《沙家浜》全场和《白毛女》的前两场，寒假回村的中学生靳朝伟还排了几个表演唱。直到现在我还常想起《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出表演唱，那舞姿，造型，位置变换和音乐创新发挥的不洋不土，雅俗共赏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的许多联想。 过了初五主要是对外演出，按老规矩，三种村子必须去。一是友谊村，为了增进友谊；二是有红火的村子，为了给本村引来红火；三是特邀的村子，不论去了哪里都受到热烈欢迎，演员们越演越起劲。我在舞台上的工作是拉胡胡吹唢呐，就连我这技艺不高的人，还觉得有点得意洋洋呢。 我和朝奎曾探讨过苏家庄的红火为什么走到哪里都受欢迎的原因，认为除过他们的“山西梆子”演唱功底扎实外，还有三个原因：一是戏曲文学变为舞台艺术时，它的音乐，舞蹈，美术，灯光等综合艺术，以农村水平而论，他们的业余剧团是出类拔萃的；二是戏曲作为中国独有的戏剧形式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色彩，他们演出了乡音乡韵，演出了山西梆子的特色；三是他们当然不会去研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他们的演出符合讲话精神，演出了民族化、大众化的节目。细微之处你在操点心，这种现象或多或少，反映出苏家庄人的朴实无华，刚柔兼备的性格。 苏家庄人热情好客，特别是对学校的支持，对教师的关爱真是无微不至，让人感到他们总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可是若要惹得他们发起怒来，也是相当了得的。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有一年，一些只懂得“起早摸黑，晌午不歇，晚上突击”的瞎指挥们想阻止苏家庄闹春节文娱，被他们听到了，马上翻脸不认人，叫喊到“到是尻”！新正上月有啥活，也不过就是刮道土积肥罢了，误得了！司马公社的党委书记还在台上亲自打鼓子与民同乐呢。”他们是说出来就能做出来，浑身是胆。 如今我已年届古稀，离开苏家庄有四十年了，想来当年那些青年也该当上爷爷奶奶了，不知他们的许多优秀传统是否还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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