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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两个摄政王并立的复杂局面，司马颖的心腹谋主卢志对他道：“两雄不能并立，如今之计，不如将辅政之事交给齐王，大王假借太妃生病回去省亲，不仅可以避其锋芒，还可以收四海之心，这是上计。”司马颖虽然才智平庸，但在此时对卢志言听计从，上表固辞九锡之礼，还放出话风说自己要回到邺城。不料，司马颖的想法被新野王司马歆看穿了，趁着和司马冏一同祭陵时，对他道：“成都王是至亲，又立下大功，应该留下来辅政。如果不让他辅政，应该夺其兵权。”司马冏深以为然。然而，常山王司马乂在陪同司马颖祭陵时，却说了另一番话：“天下者，是先帝的基业，大王有责任匡扶天下。”希望他能留下来。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司马歆在说了那番话后，故意在王公大臣中扩散，制造司马冏和司马颖之间的矛盾，王公大臣们深为忧虑。司马颖看出情况不妙，决定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面见司马衷时，他将功劳全部推给司马冏，然后连招呼都不打，直接离开洛阳。听说司马颖不辞而别，司马冏大吃一惊，立即前往送行，一直追到了七里涧，诚意挽留。司马颖去意已决，演技大爆发，一脸哀戚的说太妃的病如何严重，自己又是如何思念，必须回去看一看，国事就全都辛苦你了。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司马冏无法强留，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离开。在卢志的运作下，司马颖的所作所为很快就尽人皆知。从此，天下人说起此事，只有这一个基调，司马冏专断擅权，司马颖谦恭退让，有古大臣之风。司马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司马颖回到邺城后，立即派出使者以司马衷的名义拜他为大将军，加九锡。在卢志的指点下，司马颖接受了大将军的名号，却坚决不受九锡之礼。不仅不接受九锡之礼，他还上表为参与平叛的人请求赏赐，司马冏不敢不从，将司马颖的几员大将全封为公侯。做完这些，卢志还觉得不够，让司马颖向朝廷宣称：“大司马之前在阳翟和叛贼交战，百姓受困，本王愿意从河北运去十五万斛粮食赈济阳翟灾民。”看着司马颖的上书，司马冏心中大骂，能不提阳翟这事儿吗？但他能拒绝司马颖的建议吗？不能，只能任由司马颖收买人心。不仅给阳翟的百姓运去粮食，司马颖还准备了八千具棺材，将战死的将士全都妥善安葬，顺带连司马伦麾下的将士也埋了。如此一来，司马颖在朝野内外的仁义名声无以复加，军民无不归心。司马颖在竭尽所能的树立好名声，司马冏却是另一番模样，封亲信葛旟为牟平公，路秀为小黄公，卫毅为平阴公，刘真为安乡公，韩泰为封丘公，号称“五公”，重要的事情全都交给他们。对于自己的儿子，司马冏更是大封特封，司马冰为乐安王，司马英为济阳王，司马超为淮南王。太安元年（公元302年）三月，立为皇太孙不到一年的司马尚忽然病逝。至此，司马衷的子孙都死了，必须从旁支寻找继承人。司马颖是司马炎的第十六子，司马衷的弟弟，加之名望正盛，朝野都倾向于立他为皇太弟。但司马冏为了自己的权势，绝不可能看着司马颖上位。于是，他向司马衷推荐了另一个人选，时年八岁的司马覃，他是司马遐之子。司马遐是司马炎的第十三子，他的儿子自然有入继大统的法理依据。五月二十五，司马覃被立为皇太子，司马冏自为太子太师，东海王司马越为司空，领中书监。皇储既定，司马冏自以为大权在握，各种骄奢淫逸，大规模地建造府第，拆毁公私房屋上百处，格局规模与西宫相当。侍中嵇绍给司马衷上奏章道：“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希望陛下不要忘了金墉城之困，大司马不要忘了颍上之败，大将军不要忘了黄桥之败，那么祸乱将消弭于无形。”他又给司马冏写信，认为：“尧舜的茅屋不修剪，夏禹住低矮的宫室。现在大兴土木建造房舍和给三个亲王建造宅第，难道是今天所急于做的事吗？”司马冏表面认错，拒不改正。为了享受，司马冏还开凿千秋门的墙壁通向西阁，后房里设置悬钟乐器，前庭陈列八佾舞蹈，沉湎于酒色，不肯入朝朝见。在府中任命百官，用符命文书指挥三台，选举不公，只宠信亲近之人。有一次，殿中御史桓豹向天子奏事，没有先经司马冏的府第，司马冏便将其拷问。于是，朝廷侧目而视，天下大失所望。主簿王豹对司马冏的所作所为忍无可忍，出于忠心和义愤，他给司马冏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信曰：“伏思元康以来，宰相在位，未有一人获终者，乃事势使然，非皆为不善也。今公克平祸乱，安国定家，乃复寻覆车之轨，欲冀长存，不亦难乎！今河间树根于关右，成都盘桓于旧魏，新野大封于江、汉，三王各以方刚强盛之年，并典戎马，处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难赏之功，挟震主之威，独据京都，专执大权，进则亢龙有悔，退则据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见其福也。”他还建议，让王侯各回本国，按照周朝时的办法，以成都王为北州伯，治邺城；以司马冏为南州伯，治宛城。以黄河为界，各自管理北方和南方的王侯，共同辅佐天子。长沙王司马伷看到王豹的信后，对司马冏道：“这小子挑拨离间我们骨肉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不在铜驼下把他打死！”在司马伷的怂恿下，司马冏以王豹离间内外官员、凭空制造猜疑怨恨、不忠不义的罪名，活活将其用鞭子抽死。临死前，王豹发出毒誓：“请把我的头悬挂在大司马府门前，我要亲眼看着勤王之师攻打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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