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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沙陀族曾在中原建立封建王朝，统治北方27年。 不过，与辽金元清不同。不管是当时，还是事后，大家似乎都没把他们“当外人”。 如果我们了解古人对“华夷之辨”的态度，这就不足为奇了。 入主中原27年，但没被当“外人”沙陀是北方少数民族，原属西突厥的别部。 在大唐征讨西突厥时，该部归顺大唐，后来还从征铁勒各部。 安史之乱后，大唐自顾不暇，罩不住他了。沙陀不堪吐蕃统治，遂迁徙，再次归附大唐。 唐朝末年，沙陀参与镇压庞勋起义、黄巢起义，立下大功，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923年，沙陀人李存勖建立后唐，灭后梁，后又灭了前蜀，统治了大半个中国。 此后，后晋、后汉，也都是沙陀族作的皇帝。 直到郭威建立后周，才结束了这段历史。 不过，中原人对这几个沙陀王朝，丝毫“不见外”。 相反，在后世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沙陀人李克用、李存勖还被视为“中兴大唐”的正派，几乎就是三国刘备的翻版（其实是加强版），朱温反而变成了曹操这样的反派。  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把割让幽云十六州的沙陀人石敬瑭骂作“汉奸”。 这是全然没把他当“外人”呀。 华夷之辨
古代区分四夷与诸夏的，不是血缘，而是文化认同。 到晚唐时，又发展出“华心说”。 “华心说”认为：是华还是夷，关键看他的心。你生在中华，不讲究中华的礼义，表面华人，实际上是夷狄，生于夷狄，讲究中华的礼义，实际上就是诸夏。 当时，沙陀族虽然保留了一些自己的古老习俗，但总体上，汉化程度非常高，且一心向汉。 他们很早就改用了中原的姓氏，使用中原的语言（同时保留本民族语言）、文字。 在伦理上，他们逐步放弃了游牧民族“父死娶母”、“兄亡娶嫂”的旧俗，接受了汉人的孝道伦理。  作为统治者，他们没有要中原人作“留发不留头”之类的风俗变更，相反，他们是自己作调整，来学习中原文化。 这完全符合古代“华夷之辨”中，“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要求。 沙陀人的汉化，有一个明显的证据。 在沙陀人的统治结束后，沙陀人的记载迅速骤然减少，北宋以后，就只有“沙拖遗民”。 这说明：沙陀人汉化程度极高，已与中原人基本上无二致。在统治结束后，强调其沙陀族身份已无特殊荣耀，遂迅速融入中原了。 民族歧视较少北魏、辽、金、元、清，多有一些民族歧视政策。  比如：清朝施行“满汉不通婚”的政策。 而几个沙陀王朝则没有这类限制。皇帝的后妃、皇后，多是中原出身，民间通婚也极为常见。 比如：辽宋金元清的政府高官，大多数时候以本族人为主。 但是，沙陀王朝的高官中，中原人士的比重极高。《新五代史》中，记载的后唐官员147人，汉人90人；记载的后晋85位官员，其中73人是汉人；记载了后汉39位官员，汉人占有33人。 看来，沙陀王朝在权力分配上民族偏见、歧视都不明显。 可以说，尽管沙陀王朝的皇帝是沙陀族，但无论是权力体系，还是日常生活，沙陀王朝与一般的中原王朝并没有太大区别。 有利的宗法关系唐懿宗时期，沙陀首领朱邪赤心镇压庞勋起义有功，被赐名李国昌，属郑王籍。 因此，尽管李国昌、李克用、李存勖是沙陀族，但他们在宗法关系上已被纳入大唐宗室。  后唐一直宣称自己是大唐的继承者。 唐朝灭亡后，李克用、李存勖一直沿用唐昭宗的天佑年号。 后唐建国后，沿用唐的国号，列七庙，分别是唐高祖、唐太宗、唐懿宗、唐昭宗，以及李存勖的父祖三代。 因此，很长时间内，世人视李存勖为大唐的“中兴之主”。 宗法关系，使中原人可以“不过于计较”沙陀族的身份。 “华夷之辨”，并非狭隘以血缘区分，而主要以文化认同区分。 沙陀统治者进入中原前后，改变自己的习俗，而没有改变中原习俗，符合华夷之辨中“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观念。 由于李存勖与大唐的宗法关系，沙陀族进入中原时，有其合法性。 而沙陀统治者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民族歧视，其统治与一般中原王朝差别不大。 所以，不论是当时，没有太多中原人士因沙陀族的身份而反抗；后世，人们也没有把沙陀王朝与辽金元清相提并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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