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西方人看中国史的别样视角

兰博2000 202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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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头条号“懒龙说”的第117篇文章

作为一位历史领域创作者，我常常需要和我们自己的正史记载打交道。我们古代的正史往往是基于国家的需要，所以里面所记录的，大多是对于国家、民族比较重要的人和事。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除了对王侯将相感兴趣之外，也把目光投向了一些在古代生活的普通人，他们的衣食住行，生活细节，他们所生活的古代社会是怎样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描写古代日常生活的书籍就应运而生。

最近，一本此类题材的书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就是这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本书的作者，是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1921-2018），这位老先生早在1945年就开始研究中国，在1975年称为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的教授。同时，他还是法国科学院院士，世界汉学界最权威杂志《通报》的主编。谢和耐先生堪称是法国汉学界的首席权威。

左一为谢和耐先生

本书的译者刘东教授，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曾经先后任职于浙大、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讲学足迹遍布世界。这样一本由西方汉学权威所著，中国著名学者所翻译的研究中国古代生活的书，这样的豪华阵容，本书的专业性自然是毋庸置疑了。

谢和耐先生把自己的目光放在了南宋这个特殊的时代。一方面，在老先生看来南宋时期“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另一方面，这样辉煌的中华文明，却很快即将遭遇“彻底的毁坏”。既有着辉煌的文明和安逸的生活，又面临着亡族灭种的强大危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出现在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国家，这不得不让人感到叹息和讽刺。

一、梦中繁华盛世，醒来山河破碎

本书让我感到最为精妙的，毫无疑问就是书名了。《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正如译者刘东先生在后记中所说的：“这个书名，虽只以寥寥数个单词，却已把直至两宋才臻于化境的中国日常生活艺术的舞台摆到了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犯的黑暗布景之下，从而在读者心中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悬念和反讽。”

实际上，如果抛开这个题目，本书的内容其实可以说就是一部南宋社会日常生活的记录和还原。在本书中，谢和耐先生基本上将他的目光覆盖到了当时所有的社会阶层，无论是最上层的皇帝，上层的官僚体系，中下层的官吏，城市中的市民，以及基层的农民等等，甚至是最底层的娼妓、仆从、杂耍等等都有所涉及。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对于南宋整体社会全景的描述，才让本书在台湾出版时，被冠以《南宋社会生活史》的标题。不过，台湾版的标题看起来似乎太过于学术了一些，一看就是专业史论书籍。而大陆版的标题相比之下无疑增加了悬念，更胜一筹。

但是，如果你打开这本书就会发现：蒙元入侵这件事，似乎只在题目中加以了强调，在书中却很少提及。看起来，作者似乎将蒙元入侵作为了一个噱头，但是我个人浅见对此种观点不以为然。作者的这种设计其实有着深远的考虑。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题目，蒙元入侵就成为了一个最大的时代背景，成为时刻挂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当我们阅读书中的内容时，当我们沉醉于书中所记述的南宋杭州城的繁华和安逸的生活时，当我们和当时南宋人一样沉浸在安静的日子中时， “蒙元入侵”这几个字时刻都在提醒你，山河破碎的未来已经为期不远。

当你带着“蒙元入侵”的印象去阅读本书的内容时，总会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虽然你知道杭州城有着天堂般美好的生活，但是你同时也残酷的认识到，这些美好很快都将被彻底毁灭。我想，这可能才是本书作者想要给我们的提醒，也是他要在标题中加入“蒙元入侵前夜”这个词组的意义。

应该说，谢和耐先生作为一名汉学家，其研究方式有着明显的社会学印记，这也是很多西方汉学家研究的共同特点。从本书中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在描写南宋的杭州城时，作者的笔触主要着眼于当时的社会制度，而行文之中也不是将南宋日常生活简单罗列，而是有着非常清晰的逻辑脉络。

比如书中的“城市”一章，谢先生首先从游牧民族的侵犯入手，继而写到因此所造成的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阶层大量南下，由此带来的统治者偏安东南和城市人口泛滥。人口泛滥必然导致住房紧张，继而写到了房租暴涨，火灾频繁以及南宋城市消防，以及为了防火而对夜生活施加的管制。这些内容看似零零碎碎，其实有着清晰的逻辑脉络，一环扣一环。

当然，在记录南宋社会生活的同时，谢和耐先生也不免对中国为何在文化艺术最巅峰的南宋遭到了最为彻底的破坏，中国文化从古代巅峰坠落的原因尝试进行了一些分析。正如译者刘东先生在后记中所提到的：“假如一个社会共同体偏在边衅频仍的危急存亡之秋，居然还有心思去空前精巧化其生活艺术，使人‘直把杭州作汴州’，恐怕其失落就有点必然性了。”

所以，谢和耐先生认为，也许中华文化中是有一种独特的审美的。这种审美“以追求和皈依无压抑境界为目的”。在这种文化中，人们能够自主地获得和谐的幻觉，而屏蔽掉外部的冲突和危机。这种审美会导致民众行为的颓废和柔弱，使得民众无法应对外来的挑战。正是这种审美创造了我们古代文化的伟大，也是这种审美，让我们的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落。

正如谢和耐先生在本书前言中所说：“中国崩溃的真正原因其实与道德松弛无关，而似乎更像是在其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本质之中。有关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的，却是国库之连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这座大厦已是十分虚弱，只要蛮族用力地推他一把，就会倒塌下来。”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那些“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钱塘自古繁华”，在两宋时期的诞生和毁灭也许更像是南柯一梦，梦中是繁华盛世安逸富足，梦醒则是山河破碎的耻辱与怆然。

二、西方汉学与国内史学：外来的和尚是怎么念经的？

本书由于是西方汉学家所著的，所以在阅读时常常会受到西方语言文法的困扰，再加上译者在翻译时尽量还原原作者的遣词造句风格，所以在我自己阅读本书时会觉得有点不太适应。其实这也很正常，因为西方汉学著作本来最初的受众就并不是我们中国的读者。

西方的汉学研究，最初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的明朝时期。当时罗马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开始远道来到中国传教，其中以利玛窦为主要代表。随着他们对中国文化逐渐了解，他们发现中国的文明远比西方想象的更加辉煌灿烂。于是他们开始将《诗经》、《论语》等中华文明著作翻译成西方语言带回了西方，这引起了西方最初对中国研究的兴趣。

利玛窦

一直到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创立“汉族与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开始，西方的汉学正式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直到二战以后，西方汉学家费正清为西方汉学研究注入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拓展了汉学的研究领域。后来的西方汉学家，其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式也大多基于社会学这的研究工具，这本《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也是其中的代表。

西方人研究中国历史，还能比中国人研究的更深？外来的和尚就比本地的和尚会念经？虽然西方的汉学与国内的历史研究内容都是中国历史，但是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文化背景、知识体系都有所不同，这也导致西方汉学研究与国内历史研究有着很大的差别。

费正清

首先就是视角的不同，我们的正统历史比较偏向宏大背景的叙事，正史所记述的也大多是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对于一些比较细微的方面，往往难以面面俱到。西方汉学往往切入点都是选择一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中挖掘出整个时代的特征和社会的演变。往往是从微观视角来反映宏观的历史。

这可能与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所强调大一统，强调集体有着直接的关系，西方则更关注个体自由之类的命题。这种关注点的不同也就导致了切入的视角有所区别。这方面，东西方可以互为补充。

其次就是对待历史的态度有所区别。对于西方汉学家来说，中国历史再精彩，文明再璀璨，终究也是别人家的，虽然值得研究，但是在研究中往往带有一种西方视野，带有一种客体性。而国内的历史研究，则有着不同的意义。因为我们自古以来都强调“以史为鉴”，我们在研究历史时有着非常强烈的“主体性”。

简单来说，中国历史毕竟不是西方发生的事，所以西方人研究是在研究人家的事，跟西方自己本质上没啥关系。但是国内历史研究，则无疑研究的是咱们自己的老祖宗，所以说，对于历史的态度，自然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但是，正是由于西方汉学研究有这种客体性，所以常常会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观点，这对于国内历史研究，也会有一些“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启发和思考。

当然了，说了这么多，西方汉学终究是在西方文化视野之下的研究，其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也都是西方所关注的内容，也都是西方人带着自己的思维去审视中国历史的结果。而这种思维在我们中国读者看来，似乎有些鸡同鸭讲。

本书中其实也有着这样的问题。比如在本书讲到“科举”的时候，蹦出来这么一句：“科举是一种真正的考验，令人想起下面那句话的全部而强烈的含义——‘神佑和启示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突然把神搬出来，感觉很突兀。虽然中国古代科举也要拜孔子，但是真正要想中举，当然不是靠什么神佑，真才实学才是更重要的因素。可见西方人这种“神本主义”的思想，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