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称为中国史学之父，并获“世界历史之父”誉称。他倾注生命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被公认为中国史书的典范，是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是一部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修史宗旨，以人物活动为中心，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生产、生活、宗教、自然为一体，飞扬着英雄精神，彰显英雄气质的空前的历史巨著。《史记》以五大部分、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载了时间跨度3000多年的历史，它像一座史学丰碑永远䇄立在中国与世界史学之林。 《史记》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历史传记文学体裁）的先河，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史记》是一部历史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巨作。鲁迅先生赞美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意指《史记》是历史书籍中独一无二的，在所有史书中地位最高，堪称“绝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韵之《离骚》意指司马迁用文学的情感、文学的笔法来叙述历史书写历史，赋予使本来很枯燥的历史书具有文学的韵味和色彩。据此，《史记》堪称中国与世界传纪文学之始祖。 笔者十分敬佩司马迁为中国乃至世界史学和文学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但更敬慕的是司马迁强大的内心世界、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崇高的人生观和伟大的人格魅力。司马迁秉持着“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的人生理念，为了伟大的目标忍辱负重，而并非苟且偷生。司马迁所忍的辱和负的重并非寻常意义的“辱和重”。司马迁之冤在于回答君皇对“李陵事件”问话时客观直言谏言而蒙冤；司马迁之辱在于遭受肉体上极度痛苦和精神上极度屈辱的宫刑。司马迁忍辱之重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司马迁出身于官吏家庭，加之自身才华出众，任太史令。出身家世和自身条件都较优越，受冤辱反差大、打击大；二是无错受刑，冤屈程度大；三是遭受肉体与精神均极度痛苦之极刑。从蒙受冤辱前处境优越、冤屈程度大、冤刑极度残忍三点，足以说明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之重已至极致，实属罕见。尤其是宫刑之辱，能忍辱生存已属极难之为。 司马迁本着为人死当重于泰山的崇高人生观，既不毫无价值地死去，更不苟且偷生、苟延残喘。司马迁在给友人任安的一封信中写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可见，司马迁遭遇的不幸造成的内心痛苦多么之大！但司马迁并非因此抱怨不振，而是表示要抛弃个人得失，矢志完成《史记》创作的坚定决心。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史记》的创作中去。这种的精神难能可贵，最值得颂扬。 司马迁之所以能超常人想象地忍辱负重著《史记》，在于他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驱使下的强大的内心，更在于他崇高的“重于秦山”的人生价值观。这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价值不亚于《史记》甚至更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当今的人们最值得领悟和弘扬的精神。 强大的内心对人生十分重要性。因为，人生所处的社会复杂、所遇的人和事复杂、相关的自然因素也复杂，生活中不确定因素很多，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不如意愿的事情常有发生，甚至遇到坎坷挫折也在所难免。身外之事不由人，人所能做的就是做强自身的适应能力和驾驭能力。最根本的是打造强大的内心。一个人只有内心强大了，才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在困难或挫折面前不轻言放弃，才不会因外界（自然和社会）环境干扰而迷失自我，也才能在处优时保持理智而不飘飘然、遇到矛盾时镇定冷静而不冲动（人生切不可为的是遇矛盾零容忍而引发更大矛盾），才能坚持不懈地做自己应做的事情，才能坚定不移地朝着人生的目标健步前行。 可见，强大的内心是人生自信之基，意志之基，力量之源。一个人真正的强大在于内心的强大，一个有智慧的人会自觉锤炼自己强大的内心，一个成功的人离不开强大内心世界的支撑。司马迁能在极度冤屈、极度痛苦、极度屈辱的打击下，创造了《史记》这部空前惊世之巨作，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 但愿当今的你我他（她）都能从先贤司马迁的人生获得启悟，都能以强大的内心、强烈的事业心、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相伴人生，使人生之旅更适应环境，更自如驾驭，更舒畅快乐，更精釆可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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