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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得好：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最难偿还的是人情债。三十年前，我就有一笔人情债，到目前没有偿还，让我时时想起，夜夜牵挂。 一九七五年，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刚刚结束，商都县商业局郝局长就带领下乡工作队一行四人进驻我们村，协助我们大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他们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做到“三同”。 郝局长是战争年代有着赫赫战功的老干部，据说省里的干部见到他也是称兄道弟。老头个子不高，水平不低；对农村工作相当熟悉；对农民疾苦非常同情；对生产队的粮食分配从不插手干预。给村干部为农民办实事创造了应有的空间。其余三位干部：王玉英、王恒、赵锴。都是局里的股级干部。其中赵锴与我有一段不解之缘。 那个时候，我还在读高中，星期天，假期里回村，总是在大队部里逗留。看见几个城里干部睡在农村的土炕上，尤其是赵锴，一个面皮白皙的中年干部，农村这种不卫生的生活，他怎么能习惯呢？一张褥子就炕铺。连块毛毡都没有。想到这些，我毅然把自己的牛毛条毡借给他，他很是感激。 一年以后，工作队撤走，但郝局长一行与我们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我们村联系高压电，我们村也经常给他们送些农副产品。双方感情笃深。 一九七八年，我参加中考，在体检前就知道县医院的放射科大夫收受贿赂很严重。我那时身体单薄，一米七的个头，体重只有100斤。担心在体检时出现异常情况。于是，我的父亲事先就和商业局的司机打好招呼。因为他的妻子也是医院的大夫。 怕处有鬼。不知是那位司机没给打招呼，也不知是越打招呼越被“重视”。透视的时候，我听见两位大夫嘀嘀咕咕，说我需要进一步复查。 等其他人走后，我问大夫，人家板着脸孔说：“有问题！”再也没有下文了。 我非常着急，赶快到街上给父亲打电话。父亲要我到商业局找王玉英。据说当时他是局办公室主任，权力很大的。 我直奔商业局，结果是王玉英偕同局长下乡到百里以外的某公社，今天回不来的。我心急如焚，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在办公室走廊里团团转。眼看就要下班，已经有人走出办公室，准备回家了。 正当我无奈之时，赵锴站在我的面前。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详细告诉了他。他说别着急，咱们回家。于是，他骑车带我回到他家。 与他的交谈中，我才知道，今天没有找到王玉英并非坏事。因为在“文革”中，他批斗过人家这位大夫。而赵锴恰与这位大夫相交甚密。那个时候物资紧缺，赵为他批过好多自行车、缝纫机。 中午在赵家的两个小时真是难熬，让我真正体会到度日如年的真谛。闻着他家香喷喷的面片，我没有一点胃口；躺在他家舒服的席梦思床上，我如坐针毡；听着他们夫妻的畅快的鼾声，我感到刺耳；一支支香烟吸进肺里，一杯杯茶水饮到肚里，我却没有平时的那种悠闲。神仙这时也魂不附体。烟圈散乱，如我之心烦意乱；茶水烧心，如我之滚油浇心。平时稳重的我，一时乱了方寸，按捺不住。 好容易熬到两点，赵妻上班。赵也说大夫现在也该午觉醒了。到得大夫家，正好人家起来。正悠闲地品着浓茶。 “赵主任有事吗？” “这是我的外甥，听说今天透视那关没有过？” “什么名字？” “是有点问题。”然后转向我“得过肺结核吗？” 我怯懦的回答：“不知道。”农村孩子，即使有病也是拿命扛着。没有多厉害，自动好的也是常事。 “已经钙化了。” “农村孩子考个学校不容易，你能保证不影响录取吗？” “没问题，我拿我的人格担保。你今天来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然后转向我说：“回去准备吧，只要分数上去，我保你没事。” 我说：“谢谢！” 后来便是我被师范学校录取。 三十多年了，我没有见过他一面。他现在也该是奔古稀的人了。其间我父亲可能给过他们一些农副产品，我却没有给他一点回报。因为毕业以后，我就到外地工作。家庭、事业诸事缠身。即使回家乡探望父母，也很少在商都停留。现在想来，实在是一件憾事。 希望他还健在，给我一个报偿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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