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非子》卷41问辩诗解采言责实巧辩不生 题文诗： 上之不明,焉何生辩?明主令者,言最贵者; 国之法者,事最适者.言无二贵,法不两适, 不轨法令,言行必禁.若无法令,而可接诈, 应变生利,揣事者也,必采其言,而责其实. 言实相当,则有大利;言不当实,则有重罪. 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讼.此之所以, 无辩之故.乱世不然:君主有令,而其民以, 文学非之;官府有法,而其民以,私行矫之. 人主顾弃,法令而尊,学者智行,此世所以, 多文学也.夫言行者,必以功用,为之的彀. 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 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故有常则, 羿逢蒙以,五寸的巧.如今者也,听言观行, 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 则妄发说.是以乱世,之听言以,难知为察, 博文为辩;其观行以,离群为贤,犯上为抗. 人主者悦,辩察之言,尊贤抗行;故夫其作, 法术之人,立取舍行,别辞争论,莫为之正. 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耕战士寡;坚白无厚, 之词以章,宪令法息.故上不明,则辩生焉. 【原文】 问辩 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仪的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 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人主者说辩察之言，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 【译文】 有人问道：“辩说是怎么产生的呢？” 韩非回答说：“在明君的国家里，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而法律是处理政事的最高准则。除命令外，没有第二种尊贵的言辞；除法律外，没有第二种行事的准则；所以言论和行动不合乎法令的必须禁止。如果言论没有法令作依据，但可以对付诡诈、适应事变、谋得利益、推断事理的，君主必须采纳这种言论并进而责求它的效果。言论和实效相符，就给重赏；言论和实效不符，就给重罚。因此愚笨的人畏罪而不敢说话，聪明的人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这就是没有辩说存在的原因。乱世就不是这样了。君主有命令，而平民可以用学术主张加以反对；官府有法律，而平民可以用私人行为加以违反。 君主反而放弃法令而尊崇学者的智慧和行为，这就是世上有那么多人从事学术活动的原因。言行要以功用作为它的目的。磨快猎箭，用来无目的地乱射，箭头不曾不射中细小的东西，但是不能称为善于射箭的人，因为没有固定的靶子。设立直径五寸的箭靶，拉开十步的距离，不是羿和逢蒙不能一定射中，是因为有固定的靶子。所以有固定的靶子，羿和逢蒙射中五寸的靶子就算是技艺高的；没有固定的靶子，胡乱发射而射中微小的东西，仍然算是技艺差的。 现在听取言论，观察行为，不把功用作为它的目的，言论虽然很明察、行为虽然很刚直，不过是些胡发乱射的言论。因此在乱世里，听取言论时把隐微难辨作为明察，把博学多文作为雄辩；观察行为时把远离社会作为贤能，把违抗君主作为刚直。做君主的喜欢这种明察，雄辩的言论，尊重这种贤能、刚直的行为，所以那些制订法术的人，虽然确定了行为的标准，分清了争辩的是非，但没有人加以肯定。因此儒生、游侠多了，耕战的人就少了；‘坚白’‘无厚’的诡辩风行起来，宪章法令就会遭到破坏而消亡。所以说君主不明察，辩说就产生了。” |
|
|
